朱执一
（一)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近年来有一种观点，竟然把“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文革”说成是一场“艰辛探索”。如果是这样表述,在“艰辛探索”的历史视野中，“文革”历史有可能被解读为“探索中的错误”。这就为歪曲“文革”的本质和掩盖“文革”历史真相，预留了空间。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践行革命事业和促进社会进步是要在探索中进行的。但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文革”能纳入“探索”的历史范畴吗？
如“文革”果真是一种“探索”，“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和大大小小的“三种人”、形形形色色的“文革”帮派分子,都可以转换历史角色了，由“内乱”的罪魁祸首华丽转身为社会进程中的探索者。而他们在“文革”中，丧心病狂的政治迫害、惨绝人寰的杀戳、对历史遗产和传统疯狂破坏毁灭等所作所为，都可以视作一种历史进程的探索行为，即使是有错或有罪，也只是探索中难免的过失。
由此， 把“文革”视为“探索”的观点，所导至的历史逻辑结论是相当严重的。
我，八十高龄的老人，本可平静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刻。但“文革”的“探索”论的出现，让我无法沉默以对。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我以我的“文革”经历作为佐证，让天下人看看，“文革”的历史是否可以归入“艰难探索”之列。
我是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任教的。正常的教学生活不到四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十年“文革”耗尽了我们的 美好年华， 吃尽了苦头，历九死一生，幸存了下来。
南宁四中是南宁市中小学的“文革重灾区”，作为全民浩劫的一个小小角落,南宁四中同样是极少数人猖厥害人，大多数人则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
有的老师被枪杀，有的学生被当众活活打死，还有的教职员被拉走后便渺无踪影，更有校领导几乎被垫尸底而丧命。
除了这些人命关天的大亊外,从1９６６年下半年开始，到韦国清用武力镇压“四二二”后的１９６８年底，四中校园都笼罩在血腥暴力的恐怖气氛中。
1９６６年“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众多的教师被投入“牛栅”,受到残酷批斗,遭拳打脚踢、鞭笞棍殴。校园大规模抄家，名为“破四旧”，实为入室抢劫，二十多位住校的教职工家中遭洗劫一空。在这红色恐怖中，不但教职员工遭难，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厄运难逃。遭到本班所谓“红五类”的同学开会批判羞辱，还被抄家劫掠，父母亲人遭殴打侮辱。
从１９６７年４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在广西两次派性武斗中，南宁四中是“联指”的武斗据点，“联指”武斗专业队伍进驻，新教学大楼楼顶对着校园内架起机枪，声称对敢于接近大楼的可疑人员格杀勿论。驻校军训团的成员携“联指”学生在校园内贴出这样的大标语：“同学们，让我们在流血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已，煅练自己”。军训团公开主张血腥暴力，让一些学生暴徒有持无恐，在校内私设牢房，非法关押校内外人员，施以严刑拷打，以变换花样折磨人取乐，与魔窟无疑。
１９６８年８月以后，南宁四中革委会成立。坏人当道的革委会，疯狂地对教职员工和学生施以政治压害：大批教职员工被扣上种种现行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受非法隔离禁锢，大会小会无休止的批斗；在强迫劳动中，有意以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加以折磨，老弱者照样难免；有的教职工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被管制达数年之久；最好恐怖的是在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联指”学生教工中的暴徒肆虐校园，他们不用讲什么理由，可以对所谓“站错队”的和“牛鬼蛇神”者，随意地施以狂殴毒打。这些暴徒，有的是为打人显威风，有的是以打人取乐，有的更是报私仇。被殴打者，其中有致死致残的。这段暴徒横行无忌的血腥日子，是南宁四中建校后所经历的至暗时刻。还值得一提的，所谓“站错队”学生的毕业鉴定，一律给予政治上的抹黑，有的甚至被污以“参加反革命活动”、“反共救国团成员”等罪行。“联指”学生如金某某等一些政治迫害狂，不但要整人一时，还要害人一生。
“文革”的浩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南宁四中“文革”灾难同样是人祸所致。其罪魁祸首者，就是南宁四中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黄代铭所指的“三黄一海”：政治教师海滨、人事干事黄子明、语文教师黄祥伸、校工黄某。其实，还有一学生金某人在“文革”整个过程中也起了十分坏的作用。
在这里，我根据个人经历和许多老师同学提供的亲历资料，对南宁四中“文革”中的“三黄一海”（包括金某人）的所作所为加以叙述，让南宁四中历届校友知道,“文革”中他们的母校发生过什么样的惨况，也让当今南宁四中的领导教师学生了解一下校史的另到一面，这一面是在你们刚建立的校史陈列室中看不到的,是对南宁四中校史“官方版”再真实不过的拾遗。我希望，进不了校史陈列室的四中“文革”纪实，能让每届在读的同学们知道，在所谓“艰辛探索”的“文革”过程中，“三黄一海”这些人是怎样去“探索”的，他们又是取得了什么样的“流芳百世”的“探索成果”。
（二）覃连光霍普罗之死
我的这篇回忆文章，不是编年史，是纪实。所以，以人命关天的事实作开篇。
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上午，南宁四中青年教师覃连光、霍普罗先后被枪杀。
覃霍两老师遇难一事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一直以来为南宁四中亲历文革的绝大多数师生难以遗忘和为之痛惜的事情。在他们当中，流传着种种的猜想，更多的是希望能知道真相，为覃霍两老师昭雪。
其实，覃霍遇难的当天，我和吳肯老师也差点死于非命。霍普罗老师之死，我们都在现场，但没法目睹霍普罗老师被枪杀的情景，杀人凶手，我们可以认定是谁，只是不能做目击证人。我曾拟文回忆，回忆录题为《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回应》。此文，曾发表在新浪博客之中，为四中众多校友所知。对此文，金某人还撰长文，指名道姓地加以抨击。为完整还原覃霍死难的过程，对《回应》一文略加增删，在本文中加以引用。
有关覃连光老师之死，这五十年来，我一直没停止过追寻真相。在这过程中，我得到好多当年四中的同学的支持和帮助，但也有好心人的劝阻，认为事情过去了，过好当下日子算了，也有的人对我所谓纠缠“文革”之事大为反感，加之非议。对支持和帮助的同学，我心存感激；对好心劝阻者，我也心领了；而那些非议者，无须与之理论。
老天不负有心人，前年经同学帮助，我终于找到了有关覃连光老师被杀害的现场目击者。目击者也是我们四中的同学，这位同学给我具体详述了整个过程。这位同学还对我说，处遗时也向找上门的处遗专案组人员如实反映了情况。对这位同学，我心怀感激的同时，对其凛然正气，尤衷敬佩。
现将覃霍两老师死难亊件以及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在１９６８年5月份，广西两大派的武斗又开始。南宁四中是“联指”的一个重要据点，“联指”的武斗专业队伍进驻。“四二二”派的师生只好逃离校园，各找藏身之处。我和一批老师同学进入了“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与我住在一起的有覃连光、霍普罗、吳肯夫妇。当时，我们想得很简单，认为只要中央出面，两派武斗很快会过去。在解放路的三个多月中，我们几个除了吃饭睡觉聊天外，就是天天盼望武斗早日结束，重回校园。
但中央的《七三布告》下达后，韦国清当局实施武力剿灭广西“四二二”。“联指”包围封锁了解放路，还不断地发射大型炸药包，炸死炸伤了许多人。我们对形势的盲目乐观落空了。四中的一些教师先后离开解放路。邝善有、林志雄等在武力封锁前离去，李伟章则是冒死冲过封锁线成功逃离。他说临走前曾约过霍普罗一起出去。最后，留在解放路的，就剩下我和覃连光、霍普罗、吴肯夫妇五人了。联指天天发射炸药炮，置我们于命悬一线的绝境之中，除了吃饭睡觉，更多的是彼此沉黙以对,一切都听天由命了。
1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早上，在熊一军的带领下，守卫解放路的“四二二”武装人员举白旗投降了。我们这些逃难的和居民，差不多上万人，也成了俘虏，从解放路出来“投降”。当时，覃连光比我们先走一步。霍普罗、吴肯夫妇、我是在一起的，我们随俘虏队伍，从解放路步入新华街，在水塔脚下，被我校联指“三七”的学生抓住，这几个武装的学生，是高二的，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叫不出名字。他们要我们几个人跪下，用绳子把我们串缚起来，赶我们往前走，他们便继续冲入解放路去找“四中革联”的学生。我们几人行至民生路广州照相馆前，遇到了我校联指的头头海滨。他手执五四式手枪，胸前还挂着冲锋枪。他先用手枪重重地敲击我的头部，我头上立即血流如注，随后他走开了。当我们行到市政府门口的马路时，有一个武装人员过来剪开串缚我们的绳子，带走了吴肯夫人彭国英（她是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老师），我们三人重回被俘人员的队伍，与大家一样蹲在地上低着头，等候上“囚车”。这时突然枪声大作，后来听说是联指在广州照相馆对面废墟上枪杀了２０多个被俘的“四二二”人员。枪声过后不久，海滨又出现，他站在被俘人员队伍旁边，高声喊叫我和吴肯、霍普罗三人的名字，要我们出来。当时，队伍中的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往队伍中间挤迫，以逃避联指人员拉出枪杀，霍普罗因而与我和吴肯老师冲散了。后来听二中洪珏老师说，霍普罗最后是与他挤到一起。洪当时还再三提醒霍不要出去，但当海滨再点名时他站起来出列了，就在路边被枪杀，冲锋枪朝他背部打了四发子弹，胸部的鲜血象涌泉般喷出，霍还回头看了一眼，倒地后又被手枪补了三枪。当时，我与吴老师虽不知霍老师死得那样惨，但被海滨点了名，也觉得在劫难逃了，便开始吩咐“后事”，我们对挤迫在我们前面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成员、秀田小学老师梁绍建说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请她以后设法把我们的消息告诉家人。梁老师顿时泪流满面地边听边点头答应。海滨也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人，喝令我们站起来，正要拉我们出队伍之时，在这生死一刻，市政府里冲出五个解放军，把海滨赶走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了。
霍普罗的死讯，最初是四中一位同学告诉我的。那还是１９６８年８月，我和这位同学从四中收容站押往文化大院收容站时相遇，他偷偷地对我说了一句“霍普罗被海滨杀了”。几年以后，二中洪珏老师才把霍遭杀害的上述详情告诉我。他说，当时目击霍被枪杀过程的有两人，一位是南宁六中教师黎镇南，另一位是南宁西关路小学老师黄开诚。他们还可以说出杀人凶手的模样：身材高大声音有点撕哑，手执手枪，胸前挂冲冲锋枪，但他们不认识杀人者。黎黄两位之所以能窥见现场，是因为他们蹲在队伍的最后之处，霍就是被杀在他们旁边不远的人行道上。后来听说，当天在市政府一带被枪杀者的尸体都用大翻斗车运到南宁郊区二塘煤矿，倒入废矿井内。这样说来，霍普罗老师的遗体也可能深埋于此了。
覃连光老师也是在１９８６年8月5日上午被海滨杀害的。那天早上，覃连光是自己一人先行离我们而去。在途中，他应很快就被等候在那里的海滨发现。当时，海滨带着两个“联指”武装人员，把覃连光押到邕江大桥旁水上派出所前的马路中间。这一带空无一人。海滨三人便对覃连光疯狂地用枪把子砸、大头皮鞋踢，整整毒打了十多分钟，把覃连光老师打得满地翻滚，眼镜被打飞。当时，覃连光老师拼命地喊叫，“我是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要打我！”覃连光被打到昏死躺在地上后，海滨一扬手，他的两个武装随从，一人各抓住覃的一条腿，沿着水上派出所旁边的小路往邕江岸边拖。海滨三人毒打覃连光的整个过程，被躲在附近一间房屋内的二位四中的学生从门缝中看得一清两楚。这两位同学说，海滨三人把覃连光老师拖下邕江边不久，听到了几声枪响，过了一会，见海滨三人从江边上来。
覃连光比我们早走一步，遇到海滨也比我们早。海滨应是杀了覃连光抛尸江中后，再回头来找我们。他见到我们时，已是中午时分，接着想把我们三人一起杀掉，结果只杀了自行出列的霍普罗，我和吳肯总算躲过了一劫。要不海滨一个上午就要了四条人命。
有人问过我，海滨与你们到底有什么大冤仇，非杀你们不可。
海滨是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才从武呜壮文学校调来的，与我同在政治课教研组。１９６６年初，我和一批老师被抽调到南宁郊区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又被分配到自冶区党委的文化革命工作组，１９６６年底回校，春节期间我回广州去，１９６７年三月回校。这么算来，我与海滨共事和相处就半年多一点，其他时间连见面都没有。连人都见不到，那会有什么矛盾和过节呢？即使与他在教研组共事的那半年，相处还不错，他是一个十足的双面人，为笼络我，常以老资格的身份，多次与我谈心，表示关心我的政治进步，处处向我示好。霍普罗老师是教语文的，吳肯老师则教地理，两位都在初中授课，海滨则是高中政治老师。在工作上，吳霍两人与海滨并没有交集，私人关系更从没来往。所以，就公私两方面而言，都找不到海滨对霍吴动杀机的个人理由。至于覃连光与海滨是有过冲突的。覃对我说过，“文革”初期，学校党支部代理书记谢淑媛老师被视为当权派，要靠边站，海滨与人事干事黄子明、还有一政冶教师想趁机掌控党支部，遭到覃连光公开抵制。再有，当时学校“革筹”领导小组收到广西壮文学校寄来的检举信，信中揭发海滨在壮文学校的生活作风问题。盾牌红卫兵张子琴等对海滨进行了批斗。而覃连光任“革筹”小组的副组长。海滨可能为此迁怒记恨于覃。即使这样，按常理，还不至于要杀人解恨吧。
其实，海滨何止要杀我们四人，在展览馆，要不是解放军及时拦阻，四中学生马锦源也差点死于海滨的枪口下。八月初大屠杀刚结束时，高十九班女同学黄秀珍在北宁街遇见海滨。海滨用冲锋枪对着黄秀珍，大喊我要毙了你。跟在黄秀珍后面的是她哥哥，黄的哥哥一步冲上前也用枪对着海说，“我是‘小八’（“联指”的红卫兵组织）的，你试试，看谁毙了谁。” 海滨见状不妙，只好悻悻而退。
海滨杀人并不始于１９６８年，早在１９６７年大武斗时，已大开杀戒了。当时，他是广西“联指”武斗专业队第六分团团长，率队攻下“四二二”在民族电影院的据点，开炮攻击邕江上的油船，泡制了南宁第一起火烧“航运工总”船队的事件。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枪口下。
“文革”中，海滨杀人不眨眼，並非“一夜成魔”，而是根源于其为人本性。他是一个不知道德约束为何物的人，特别凶残暴戾，平时待人处世，事无巨细，稍有不顺其意，必大打出手。他的此类恶行，现略举数例以作证明:如因买饭票的一点小事，他给驼背的残疾人、学校饭堂管理员张发权，猛抽了几巴掌，几乎把张发权打昏过去；又如也因在公共厨房煮饭中的小小争执，他对数学老师张广荣拳脚交加，大打出手；还有一次，在饭堂看电视，为争位置，又动手殴打了廖铮进老师的小儿子。同事邻居，他要打，残疾人和小孩，他也不放过，照下狠手。
文革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广西文革大屠杀中，韦国清当局肆意放纵杀戮，让海滨的这类泯灭人性的流氓恶棍有持无恐地滥杀无辜。
１９６８年广西大屠杀后，自冶区革委会成立。大批“文革”杀人凶手成了广西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南宁四中也不例外，杀人凶手海滨掌控了校革委会。覃霍两老师之死，成禁忌话题。
１９７３年，海滨离开四中。但广西仍是韦国清帮派大权在握，海滨之流的“文革”杀人凶手仍消遥法外。覃霍命案石沉大海。
１９８３年，中央派工作组到广西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韦国清在广西的帮派统治士崩瓦解。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４年广西“处遗”工作是由中央直接部署和督办的，全广西上下都要落实的工作，南宁四中当然也不能例外，何况南宁四中还是“文革”的重灾区。
但我记得，“处遗”工作在四中却是无声无息的。四中一些老同事谈及此事，都说对四中“处遗”亳无印象。至于覃霍命案作何处理，我们一般教职工更是不得而知。
多年来，我一直在打听，希望能了解到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处理情况和结果。
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但我向当年四中政工党务的同事了解一下情况时，这些同事虽然都与我有良好的关系，但他们仍是守口如瓶，说不知情，让人很纳闷。
我在不断的东打听西打听中，也有所获。
首先我知道了覃霍命案浮出水面，是源于南宁二中洪珏老师之力。“处遗”期间，洪老师通过他岳父，把有关霍普罗老师死难情况的材料上呈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纯束。韦纯束书记指示立案调查处理。
然后，我又了解到查办覃霍命案的专案人员先后向洪珏老师和目睹覃连光遇害过程的四中同学作为调查。还有高十九班同学告诉我，有一次１９６６届的高三年级聚会，“处遗”的审查对象金某人还抱怨说，专案组认为覃霍之死与他有关。再有，大慨是七八年前了，我回南宁，在拜候原南宁四中团委书记杨老师时，杨老师对我说，覃霍命案只差一步就可以查出真相了。当时，他没进一步说下去，我也不便追问。
上述所获的虽是零星讯息，但说明了“处遗”时期有关覃霍之死一事，确是有专案人员进行过多方调查。杨老师所说的“差一步”是什么意思？是取证的线索中断了吗，还是遇到什么阻力，无法继续调查到底呢？这个“差一步”，很是耐人寻味。其实，我和吳肯老师都是从解放路出来的，当时就没有专案人员找到我们了解情况。
据我所知，南宁四中在１９８４年“处遗”工作收尾时，覃连光、霍普罗两老师被作为“非正常死亡”处理，给覃连光家人发了安家费。同时，在１９8４年8月，学校派了“候任校长”邝鄯有老师到番禺市桥霍普罗老师家去慰问。我正好回广州新单位办理报到手续，学校领导让我陪邝老师前往。我不知道这个“非正常死亡”的结论有何依据，“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能说是失踪。另外，要下死亡结论，就应弄清楚是怎样死的，凶手是谁，即要弄清真相。死因不明，凶手无从认定，这能结案吗？
由广西区党委书记亲自督办的有关覃连光霍普罗两位老师的死难案，最后就这样敷衍了事。凶手海滨从此再不受到任何追究。海滨离开四中后，靠派性的人脉关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和市外贸公司工作过，最后调到广西农学院政治教研室，当起了哲学教员。又听说“处遗”中他被审查，也受到处理，但这与覃霍之死无关。退休后，海滨住在南宁十四中教工宿舍，听说后来中风，坐了几年轮椅，死在江滨医院。这个杀人凶手，人间惩处不了他，下地狱理应受煎熬。
１９６８年，我和覃连光、霍普罗两位老师，都是三十出头的年青人，都没成家。
覃连光是南宁四中第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留校任教俄语。他小时家穷，在豆腐店当过学徒，有个绰号叫“豆腐仔”。他根正苗红，又是党员，为南宁四中教师中的政治骨干，当过南宁市第一届人大的人民代表，每年向新生作忆苦思甜报告，是覃连光的传统项目。“文革”初期，他当上了校革筹小组的副组长，组长为高干子弟钟维文。覃连光虽是政治红人，但在我印象中，却没仗势逼人。他为人出正直，很看不惯海滨和政工干事黄之明等营苟伎俩。“文革”派性斗争中，他选择加入“四二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海滨黄子明等是军训团支持的一派的头面人物，他恥于与之为伍。覃连光在“文革”中参与派性活动并不积极，尤其不认同派性武斗。１９６７年广西两大派因广西日报社的争夺，开始武斗时，他对我说，武斗是自相残杀，相不通，并决定离开不参与。可见，覃连光本性的善良。一个善良的中共党员因派性斗争被一个也是中共党员的所杀害。血淋淋的“文革”就是这样，邪恶扼杀了人性之善。
霍普罗老师与我同龄，都是１９３８年出生。他祖籍佛山，在番禺市桥长大。父亲是番禺县文化馆的馆长，母亲是小学校长，霍家在当地也是少有名气的书香之家。霍老师毕业于广东名校仲元中学，大学就读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１９６２年，我们一起分配到南宁四中。
普罗一表人才，一派儒雅风度，性格温和，也多才多艺，擅长书法和篆刻，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很受学生的喜欢。普罗对政治活动兴趣不大，连个共青团员也不是，他只顾勤奋工作，与世无争。文革中加入派性活动，也是随大流，並不热衷。１９６７年有一段时间，我和普罗在四二二派的造反楼宣传组工作，他每天就是埋头刻钢版，没有参与其他派性活动，我们在一起闲聊中，也极少顾及派性斗争的是非。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们一起回广东家里，直到１９６８年3月也一起回校，5月为躲避武斗，进入解放路。１９６８年8月5日中午在市政府大门外遇见海滨之时是我和霍普罗、吳肯老师的生死时刻，普罗这种少有得罪人的好人，对海滨之凶残缺少足够的估计，在海滨多次点名后，选择了出列，为海滨当场枪杀。一个随大流卷入文革派性斗争的好人，就这样被无辜杀害。普罗之死太冤了。
我被管制一年后，１９６９年下半年获得“解放”。春节回广州探家时，把普罗的死讯告之了他的未婚妻。当场，她掩面嚎啕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十分凄惨。普罗未婚妻，温柔斯文，典型广州女，与普罗是天生一对。普罗之死，改变了她的人生。１９８４年，我陪邝鄯有老师到普罗家中，见普罗的老父亲神情呆滞，不言不语，对我们的到来，亳无反应，见状令人伤心。普罗母亲告诉我们，普罗之死对他打击太大，无法摆脱痛楚，痴呆多年了。普罗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大，为慈父所钟爱。他父亲把爱子送往广西，支援少数民族的建设，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普罗二弟告诉我，自他们大哥死后，家中多年沉浸在悲痛中，逢年过节也没有欢声笑语了。
罪恶的文革，让多少家庭失去了亲人，又毁了多少家庭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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