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計劃生育，當年我正在北京一小工廠打工，政治空氣非常濃厚，除了上班幹活，下班還要政治學習，之後才允許回家。工廠的黨支部、團支部、政工組等什麼都管，年輕人談戀愛是不被鼓勵的，記得當時的規定是：欲結婚的男女二人加起來的年齡，需達到50歲或以上，比如雙方都是25歲，或一方23歲一方27歲，才符合要求，儘管法律早有規定18歲即可成婚，但當年卻無人敢于抗議這違背法律的規定。我當時便開玩笑：45歲的可以跟5歲的結婚啦。
當然，這個管控婚齡作法，是與方興未艾的計劃生育有緊密關係，推遲婚齡即可以推遲女方懷孕的年齡，其實那時已經推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國策了，可是每對夫妻婚前還是要接受領導指定的計劃生育，讓你什麽時候生，就什麽時候生，若提早懷孕，就强制打胎。
當年工廠裡一位女工即將結婚，儘管她和男友在年齡上是符合要求的，領導還是把她叫到辦公室，回來以後她紅著臉跟我們說：領導說即使我們今年結婚，也不准要孩子，因為給我們的指標是明年下半年。
我一聽就不禁義憤填膺: 人又不是牲口，怎麼還可以這樣計劃生育？周圍的工友們七嘴八舌地抨擊我：又不是你結婚，關你啥事啊。那女工也附和著說，是啊，我都不在意，早生晚生都一樣，讓我多生一個我還不願意呢。可能是性格所致，這件事雖然確實與我無關，但我對這種把人當成牲口配種的計劃生育極之反感，以致直接影響了我對自己在婚姻和生育上的基本態度。
那時，我的家庭出身在中共眼中屬於黑五類，父母是醫生，父親則在文革爆發前十年，已被戴上右派帽子，并被驅趕出北京，再加上還有説不清也數不清的海外關係，於是我就成爲被排擠被邊緣化甚至被批判的對象，像我這樣出身背景的，不曾有一個出身紅五類（如工農兵或革命幹部）的男子走近我，其實這對我并沒有任何影響，從上中學開始，懂得啥叫出身背景，我便從不與出身紅五類的人交往，這可能有些偏激，但當年的我，出於自尊，不得不出此下策。
實際上，那些年的所見所聞，經過我的深刻認真的考慮，25歲那年已作出此生不會生育一兒一女的決定，一方面自己的處境堪虞，全然看不到前途，家庭出身受到社會上所有人的鄙視，爲什麽我還要造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另方面，當年大陸物質缺乏，即使北京亦是，爲什麽我明知如此還要造人來受罪？
把這個問題想好了，并作出一生不育的決定，我感覺心裏平靜了很多。但是，當年我卻將這個決定默默地放在心裏，既沒有告訴母親，也沒有告訴身邊朋友。真正做到“我的人生我作主”！
我知道，如果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家人和朋友，必將招至無休止的嘮叨，甚至謾駡，弄不好脅迫我去嫁人都是有可能的。我遂將上班以外的時間，都用來看書學習和練琴，盡量用知識充實自己。既然不準備生育，那麽爲什麽要急著邁入婚姻呢？要知道一旦成爲別人的另一半，我的人生就不可能百分之百由我作主了，這是一個簡單而又哲學的問題。
不要以爲因此本人便“不近男色”，在那間小工廠打工期間，遇到一男，當然出身也是黑五類，我們相談甚歡，他也是利用工餘時間自學高等數學和英文，後來我們戀愛了，但我明確跟他表示，我是不準備結婚的，此生也決定不育，假如你有異議，我們便分手。想不到，他竟舉雙手贊成，說他根本也沒有時間去結婚生孩子。不過六年後，因性格原因我們不得不分手，這是後話了。
記得一女友看我單身(她并不知我的決定)，遂將她的兄長介紹給我，因與女友是多年朋友，到她家玩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有一天見到她的哥哥，但僅止于打招呼。幾天後，便傳來她家特別爲此召開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會議，討論是否接納我成爲她們家庭成員的問題，其實我跟她哥連話都沒説過，而最後結果是把我否定了。原因則非常明確，那是我的家庭出身把這一家人嚇壞了，其實女友父母都是知識分子，衹是他們反右運動時比較幸運，未被劃成右派，但是他們絕對不想因爲我的家庭出身問題，若干年後影響到女友哥哥以致這個家庭。
我得知後感覺既可笑又可悲，文革所派生出的所謂出身問題，就是這樣困擾著國人，即使知識分子也如是。我就曾是那個渾身長滿出身不好“苔蘚”的怪人，人見人怕，恨不得躲得遠遠的。多年過去，此事一直未曾忘卻，談不上記恨，衹是心生遺憾，無論如何，我的自尊心被無端踐踏了一脚，因而更加堅定不婚不育的決心。
母親見我一直單身不嫁，便開始催婚。八十年代我曾在明報專欄上寫過這個故事，標題是【休駙馬】------那年，母親替我着急，要幫我招駙馬。一切安排停當，卻還留了個“審判權”給我，總得要我自己點頭同意，這才算“自由”戀愛成婚。見了一次面，我説，話不投機半句多。母親不悅了，說還沒親自接觸，體驗過，你怎知不投機。説什麽也要讓我實踐一番，再下定論。
於是，我受命與未來駙馬來往，說“來往”真是不公平，其實衹有此男來我家，我卻未去過他家半次。而且每次“駙馬”駕到，母親必大魚大肉，盛情招待，衹當是貴賓臨門。
“有來無往非禮也，你哪天請我到你家去啊？”忍無可忍，我終于按捺不住了。
“那………要問我媽的意見。”他唯唯諾諾道。我簡直沒想到他的回答竟是如此。
“去你家還要跟你媽商量？”我不可思議。
“我凡事都要和我媽商量，她不高興不同意的事，我不會去做。”大孝子一面說，一面臉上泛著一層媽輝。
“吃奶時間到了，快去你媽那兒吧。”後面一句説的太快，變成“去你媽的吧”。
他愕然瞪著我不知所云。我嘻哈笑著，凱旋而歸。
母親聽聞，也感忿然“整天媽，媽不離口的男人，我女兒可不能嫁他。”當即同意我“休”了那未來駙馬，回復我自由身。
此次休駙馬事件後，母親依然不放過我，無休止的疲勞轟炸，甚至哭鬧，各種威逼，因那時我已準備離開北京，或赴港或赴美，我不得不跟母親展開一場嚴肅談判: 爲了出國我要做很多準備工作，請給我時間和空間，這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請你給我一次機會，也請尊重我的選擇。從那以後，母親果然不再囉嗦，而命運也很快爲這個家做了調整，先是父親陡然離世，母親兩個月後赴港定居，一年後我也被批准赴港。
剩女，是大陸對該嫁而未嫁的大齡女青年的稱呼，極盡侮辱性。每個人的生活軌跡不同，生長環境更不同，憑什麽要一刀切將適齡女青年都趕入婚姻? 曾看過一個報道大陸大齡未婚女青的視頻，那大齡女大學畢業，事業有成，但一直未曾遇到那個對的男人，可是從她的家庭到社會，看她的目光都是好像看一個不正常人一樣，甚至她父母投訴，因爲她的未婚令他們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這種情況，即使在民國時代也不曾有的吧? 廣東女傭爲更好的侍候主人一家，自願梳起不嫁；北京協和醫院著名婦產科教授林巧稚，還有上海一位知名婦產科醫生（忘了名字），終生未嫁，社會不僅沒有爲難過她們，更由衷地尊敬她們。怎麽到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反而對遲嫁或不嫁的女人零容忍了呢？
好，再説回我自己，移居香港之後，環境改變，命運也隨之改變，香港的社會風氣比起大陸寬鬆很多，沒有人特別在意女人的婚或不婚，更沒有所謂剩女的稱謂，許多女强人事業成功，卻堅持單身不嫁( 當然有些是曾遭遇不幸婚姻而離婚) ，香港社會從上至下給予她們的是全然寬容和理解，隨手拈來的就有幾位香港名女人，如立法局議員梁愛詩，劉慧卿，還有大律師吳藹儀，等等。以香港政界女性所占百分比來看，比大陸政界實在高了很多，這也是一個社會的文明標志之一。
因此，移居香港之後，對我單身未嫁的身份，完全感覺不到一點來自社會的壓力，連母親也不再像在北京那樣催逼了。如是這般在香港渡過17年後，移民來到加拿大，似乎水到渠成，年近50遇到夫婿安德烈，結束了單身生活。
剩女？我覺得我是選擇性聖女，所謂聖是尊重自己的抉擇，選擇堅持原則，絕不隨波逐流，把握自己的人生。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