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在计划申请到瑞典留学时，查到一本位于乌城的北欧最古老的大学1977年校庆500周年的纪念册，特别是有一篇数学系系主任写的文章。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但印象非常深刻，因此认定了要去那里深造。大概是有缘，申请过程一切顺利，我在乌城数学系学习和工作了七年，前四年就在图中的这座楼房里度过。Sten和Christer是我出国后最早认识、也是读博期间来往最多的两位洋教头，二人的姓氏都以字母K打头，也是我尊敬的前辈数学家和师长。
我到乌城第二天见到博士论文导师Sten，他带着我在数学系跑上跑下熟悉环境，记得是在系里的复印机旁遇到Christer。在互相介绍时，Christer与Sten开玩笑：“看来你是她的Supervisor。”Sten则连忙说：“不对！是Advisor。”后来我才知道，虽然在英国和美国分别称“导师”为supervisor和advisor，但更主要的区别是，supervision这个词在瑞典语中用于对年轻罪犯的一种处罚——“监督”，法庭会任命supervisor作为“监督员”执法。因此在瑞典通常用英文advisor称博士生导师，瑞典语则为handledare。在乌城的第一学期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给研究生讲授一门泛函分析课，二是自己选修一门调和分析课，课堂语言都是英语。
我讲课使用Sten编写的一本瑞典语讲义，只有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这对于从未张口讲过英语、瑞典语大字不识的我来说，有点像“天方夜谭”。好在课程内容驾轻就熟，数学课本只有一般现在时，很多专业名词都是从英文嫁接过来的。Sten大致顺了一下内容，我自己又写下英文讲稿，就赶着鸭子上架了。全班只有六七个学生，瑞典同学一般不爱发言，只有一个量子化学专业的美国人极其话痨。后来我发现其实他基本不懂，因此很容易对付，只是他提问占用了大家的课堂时间。还有一位来自伊拉克的学生，称Sten为“Great teacher”，这个用词真是很耳熟。
Christer是调和分析课的老师，所用教材是美国数学家沃尔特·鲁丁 (Walter Rudin) 的经典名著三部曲之二、在数学圈内有“鲁丁爸爸”( Papa Rudin) 昵称的《实分析与复分析》。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数学精深、文笔优美，读起来引人入胜。Christer讲课条理清晰、英语地道，听他的课十分享受。书中的习题很难，做一道题常常像写一篇小论文，因此对于我日后的英文写作和数学研究都很有帮助。Christer本人就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他的个人网页用瑞典语、英语、世界语和法语四种语言写成，第一行是：“我是一个人” (I am a human being)。图为我的泛函分析课讲义和调和分析课作业。
除此之外，第一学年几乎每个星期四我都随Sten去斯德哥尔摩东北郊的Mittag-Leffler数学研究所听讲座。Gösta Mittag-Leffler是一百多年前瑞典现代数学的先驱，也是乌城数学系校友。他在1916年70岁生日当天将自家别墅及藏书全部捐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学研究所。碰巧在Christer的调和分析课上，刚刚学到关于半纯函数的Mittag-Leffler定理。有一天Sten急急忙忙地开车带我去听法国数学家Jean-Pierre Serre的报告，Serre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后来又获得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是首个阿奖及三奖大满贯得主。Sten说其实他自己也啥都没听懂，只是过了一把追星瘾。
两位洋教头都是绝顶聪明、兴趣广泛的人，具有数学家缜密的逻辑思维，但爱好、个性和风格不尽相同。Sten不拘小节，常年穿一条牛仔裤，喜欢运动和户外活动 —— 比如骑独轮车和滑雪，非必要不开车；Christer则亲和、仔细、周到、善解人意，注重仪式感，1990年荣升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两人的共同之处是对于系里的外国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十分友好，而且都带了中国博士生。读博期间我只选自己感兴趣的课去听，不够的学分Sten直接把我在国内的成绩拿来补齐，并注明“转自中国”。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应邀去Christer家中作客，圣诞次日则到Sten家聚会，度过许多美好时光。
第一次去Christer家作客时，他刚从北京回来，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天Christer在西直门看中文地图找路，他说地图和路牌上的汉字一一对应就行，对于数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是小菜一碟。以至于有国人找他问路，还不相信他是老外国，非说他是新疆人。Christer个子不高，确实有点像，但我不知他们是怎样交流的。还有一次去他家是1993年8月8日星期日的下午，我记住日子的原因，是那天有一架JAS39 Gripen鹰狮战斗机在飞行表演中失控堕落，而这架战机是从乌城的空军基地起飞的。记得Christer当时就问：“这笔钱谁付？Göran Persson (时任瑞典首相) 吗？”
十多年前两位老K洋教头相继退休，Sten的主要精力投入环境和气候问题，已成为瑞典最著名的气候科学家之一，他还积极参与帮助移民的公益组织工作；Christer则继续数学研究，写论文，带博士生。1968年Christer不满29岁时，被瑞典国王Gustaf VI Adolf (现任国王的祖父) 任命为乌城大学数学系教授，直到2006年4月荣休。Christer还在网页上写道，2014 年 9 月 12 日，他突然被告知搬走自己在数学系办公室的所有物品，但第二天他就得到信息技术系系主任的邀请，担任该系客座教授至今。Christer带过的博士生来自七个国家，他分别用四种不同语言与学生们交流。
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翰·纳什前来斯京领奖的文章《守得云开见月明》，为此阅读了美国作家Sylvia Nasar撰写的纳什传记《美丽心灵》。诺贝尔奖的整个评选过程是这个世界上受到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之一，保密期长达50年。十分诡异的是，Nasar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篇幅讲述那年经济学奖评选过程以及纳什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故事，剧透了诸多细节，读来好像她身临其境。Christer时任皇家科学院数学部主任及科学院管理委员会成员，纳什前来领取诺奖时唯一的一场报告，就是应Christer 之邀在乌城作的，因此也接受了Nasar的采访。
去年底我把自己的文章译成英文，发给Christer看。他非常高兴并且十分赞赏，对文章进行了点评，还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故事。Christer说其实官方并不希望纳什登台演讲，生怕他捅出篓子来。Christer邀请纳什去乌城也是冒了风险的，因为纳什有可能在最后一刻退出，或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来，但Christer说自己愿意冒这个险。我问他为啥Nasar对于评奖过程知道得那么清楚，Christer说Nasar采访了很多当事人，问每人一个小问题。这些绅士不好意思拒绝一位kind lady，都觉得自已透露一点细节无伤大雅，于是Nasar就拼凑出来一个精彩的故事。
计划了好久要去乌城看望两位老先生，不巧遇到Covid-19世纪大流行。今年九月底瑞典解除禁令后马上联系他们，谁知这俩80后都没闲着。Christer刚从葡萄牙回来，马上要去法国和瑞士参加博士答辩和讲学；Sten则在北方爬山赏秋。十月下旬二位老人家终于玩够了回来，马上择日订下餐馆，与他们共进午餐。81岁的Sten几十年如一日骑车赶来，当然不能再骑独轮车了；82岁的Christer西服笔挺，脖子上挂着工牌，依旧每天去大学打卡“上班”。上次见到Sten和Christer分别是五年和七年前，他们还是那么精神，思维清晰，谈吐幽默，不过腿脚都有些蹒跚了。
和两位老人家聊往事、话家常，边吃边谈，十分开心。Sten说他好久都没用筷子吃饭了，其实他用筷子比我都熟练。Christer曾去过四次中国，但近几年没再去了。我谈起在国内上大学和读研时，主要参考书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Christer说他收集了很多俄文的经典数学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关于气候问题， Sten认为气候问题确实重要，但尚未达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有些观点并不科学。比如冬天地球离太阳最近，特别是北极附近，却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Christer说他读过一本地球演化的书，其中谈到气候和温度是呈周期性变化的，现在大概碰巧是在气温的高台期。
这次聚会后不久，Christer寄来一个大信封，其中有几张那天他用傻瓜相机拍摄的照片，细心地冲洗好了寄来。在智能手机不断翻新、一键秒传的时代，收到这些纸质照片，真是无比珍贵，令人感动。Christer还寄来一份19页的Activity Report，详述近两年来他的各种活动，读来有趣。在进入80后的两年中，Christer一共发表了8篇学术论文和书籍章节，4篇论文接受发表，投出2篇文章，参加了8次学术会议 (其中6次网会)，作了5次学术报告 ，担任5篇论文的审稿人，还主持6项正在进行时的研究计划。在报告最后，Christer记录了去年他的办公室断网三次共22天、失火一次，以及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种种影响。
30多年前我刚来瑞典时，两位先生都还在盛年，至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时间如流水般逝去，而无论是继续数学研究，还是转行公益事业，他们仍同当年一样，全神贯注，充满活力，乐此不疲。他们是吾辈今后二三十年生活的楷模 (如果能活那么久)，祝愿二位老人家健康长寿！
【注】本文被《和乐数学》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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