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柯|曹州故事】 二婶的心愿

二婶的心愿【小说】

文/劳柯

一

冬天的夜总是来得早，四点刚过，天就灰蒙蒙的暗了下来。

雪下得正紧，地上已经积了半尺多厚，一脚踩下去，吱嘎一声就会没过脚踝。和我同车到达的人都忙着找旅馆，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回去，这是母亲的死命令，要不，母亲又会一个晚上都担心地要命。

“明天晚上之前你一定要到家。”昨天母亲在电话上焦急地说：“明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送老灶爷走的日子。”

过去人穷，总是觉得饭不够吃，是被小鬼夜里偷走了。每家每户都请一老灶爷帖在锅台前，说是看着锅里的饭。在我看来，老灶爷不过是一张纸头，我的母亲却相信得厉害。

老灶爷要每年都换，我们那儿有种说法：“初一五更来，二十三晚上走”，就是说初一那天一大早把新的老灶爷请来，二十三晚上把旧的老灶爷送走。据说旧的老灶爷要到玉皇大帝那儿反映一下这个家庭的情况，这也使送老灶爷走这天变的特别重要，一家人都要在场。

我的母亲其实不迷信，不知道为什么对老灶爷这件事确实特别注意，也许是过去饿怕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赶到家，本来中午该到的，没想到遇到这样的鬼天气。

大地裹着厚厚的银装，已经分不清楚哪儿是路，哪儿是田，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赶。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甚至一个脚印也没有看到，雪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待在房子里。

离我家还有两三里地的路程，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个黑点，在这银白色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地明显。近了，看到是个人，他也看到了我，正急急得朝我走来。

我认出来了，是我们村的季二婶。

一年不见，二婶又明显老多了，头发几乎全白，脸瘦瘦的，她本来个头就矮，在这银白色的世界里，人显得更加单薄，就如一棵失去汁液的老树，一阵风似乎就可以把她吹倒。

看到是我，二婶眼中显出无法俺饰的失望，急急地问我：“你见到你三哥了吗？他什么时候到啊？”

“二婶，我没有看到我三哥，现在路上都没有车了，我想他今天不回来了。”我回答着，尽量使自己平静，因为我知道二婶口中的我三哥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他在信上说他今年要回来过年的。”二婶似乎对我说，又似乎自言自语道。

“即使他回来，今天也到不了家，路上已经没有车了。”我劝慰地说：“二婶，回去吧，天马上就黑了，又那么冷，别冻坏了身体。”

二婶回身看了看远处的京九铁路，那条铁路象一条银蛇一样延伸到远方。

“他会不会乘京九铁路上的车回来，我刚刚看到一辆火车过去。”二婶说。

“不会的，二婶，京九线在我们这儿没有车站，车不停。”说着我握住了二婶冰凉的手。

“你看！”二婶突然说：“那是不是你三哥？”

我顺着二婶指的方向看去，是一棵小树，被大雪压得厉害，抖了一下。“是棵小树，你看它现在不动了。”我说：“回去吧，二婶，我三哥要来也是明天了。”

在我的劝慰下，二婶一步两回头和我一起往回走。

 

我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把小年夜饭热过三次。

看到我进来，母亲的眼泪都下来了，顾不得打掉我身上的雪，就把我拉到火盆边。“我的儿，这么大的雪，你是怎么来的，”，一边说，母亲一边自责道：“昨天我不该那样说，要不你也不会遭这份罪。”

我说：“娘，没有事，我本来就要今天到的，这雪根本当不住我，和我小时候的雪相比，今天的雪小多了。”边说边想到房子外面把身上的雪打下来。

母亲看出我的意图：“别处去，就把在房子里打下来。”

“她刚才就坐不住了，一定要到西地去接你，我不让她去，这么大的雪，去那里接，你如果回来了，肯定到家里来，不回来，接也没有用。”父亲边给我拍打身上的雪边说。

“在西地我碰到二婶了，一个人站在大雪里，真可怜。”我接着父亲的话说。

“她一大早就出去了，到这会儿才回来。”母亲说：“她每天都这样，去接她三儿子，特别是临近春节这几天，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她特别希望她的三儿子回来。”

“你二婶的命如黄连啊！”母亲说着，眼泪又要下来。

黄连有多苦，我不知道，不过我们那儿的人说命苦的时候，就说命如黄连，可是在我看来，二婶的命比黄连还苦。

“我三哥死了多长时间了？快六年了吧？”我问我母亲。

“可不，马上就六年了，你上高一的时候。”母亲回答道。

“还瞒着我二婶吗？”我问。“你二哥应该没有告诉她，其实瞒是瞒不住的，她心里应该有所察觉，只不过不相信这个事实吧了。”母亲说。

我口中的三哥是二婶的三儿子，也是二婶三个儿子当中最出息的一位。小时候特别伶俐活波，到河里去玩耍，他总能一个猛子游出好几米远，就象只小泥鳅那么灵活。由于泥鳅身上分泌一种粘液，非常滑溜，于是我们都就叫他滑溜。

滑溜和我从小学一年级都是同学，学习特别好，到初中毕业时他考取了中专，我上了高中。在我们那个年代考取中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户口会转成市民，每个月可以领取一些“皇粮”。

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二婶突然看到了希望，村里的人见到二婶都夸他三儿子有出息：“等你儿子分配了工作，肯定会领着你坐坐火车什么的，没准还会去坐飞机呢。”说着那人就会超天空看看。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二婶的脸上就会布满各种各样的花朵。

三哥的中专学校在东北，那一年夏天，二婶用她自己织的布做了很多衣服，等三哥去上学时，提了满满地三塑料袋的衣服，有夏天的，也有冬天。

三哥并没有穿到这些衣服，刚到学校一个月，三哥就被一辆汽车轧死了。听处理后事的二哥说，那些衣服都和三哥一起被运到火葬场，和三哥一样化成了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

三哥的父亲常年有病，在三哥出生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扔给二婶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谁曾想老大长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得了和父亲一样的病，不能起床，常年要靠人照顾。

二哥身体还算健康，到了该婚娶的年龄却没有人愿意嫁给他。眼看着二哥就要打光棍，二婶没有办法，只好和自己的女儿商量换亲。开始时女儿不同意，看到自己的母亲如此作难，后来也勉强答应了。

所谓的换亲就是自己的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而对方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样的家庭都是特别难，要不男方有病，或者家里穷的叮当响，明知道是火坑，也要把女儿推进去，如果有一丁点办法，也没有人选择换亲。

等到二婶的女儿嫁过去，才发现对方是个傻瓜，因为这个事情，二婶常常自责。

三哥有出息，考上了中专，却死了。据二哥说三哥死的很惨，被车轮带出一里多地，到处都是血，司机被拦住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自己压死了人，可是可怜的三哥已经血肉模糊，没了气息。

二哥到了以后，司机的家庭找二哥私了，没有钱又不认识字二哥毫无办法，就接受了私了，最后司机家赔了二哥两万块钱。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粗壮的山东汉子哭得象个孩子。

二哥用这些钱把二婶住了很多年的土坯房翻盖成三间砖房，还骗二婶说这是国家对三哥的奖励，三哥被选到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要很多年不能回家，还说只有优秀的人才能选拔到那个基地。

“能写信吗？”二婶问。

“信，应该可以写。”二哥没有想到二婶会问这样的问题，仓促地回答。

“能写信就好。”二婶说。“能写道是可以写，不能写的太勤，这样影响他的工作。”二哥赶紧解释道。

住进新房的二婶天天笑着过日子，见人就夸：“我三儿子有出息。”当她给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是强忍着眼泪。

全村的人除了二婶以外都知道三哥死了，而二婶见了村里人的就会说她三儿子的事情，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应答的，对于我确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见二婶的面，害怕在她面前我忍不住眼泪，打碎她心中的希望。

我们镇上换了好几个邮递员，但所有的邮递员都认识二婶。

邮递员总是把信送到村里的代销点处，九十年代初，我们村外出务工的人并不多，所以邮递员都是每个月的初一过来，有可能收到信的人都会到代销点门口等，每到初一，二婶就会一大早来到代销店，拿个小凳子坐在那里，一分钟也舍不得离开。

后来出去的人多了，信也就多了起来，邮递员来得也就没个时候，因为不固定，也就没有人去等，邮递员只把信放在代销点里，等人来取。二婶是去代销点最勤的。有几次碰到的邮递员，老远就问：“有我们家的信吗？”

邮递员回道：“二婶，这一次没有。”然后掏出我们村一大叠信交给代销点的服务员。看到邮递员包里还有信，二婶就问：“你包里还有信呢，会不会有我们家的？”

“这些都是别的村的。”

二婶还不死心，一定要邮递员从新看一下。邮递员拗不过二婶，就拿着信读给她收信人的名字，二婶才会满怀失望的离开。

后来代销点的服务员给二哥出主意，让他隔三差五写封假信来满足一下老太太的心。自此，二婶经常收到三哥的‘来信’。由于二哥不识字，信纸上都是他画上的各种各样的符号，至于‘信’的内容，全靠读信人发挥。

有一次我正好在假期，二婶就把我叫过去给她读‘信’。我就按照我给母亲写信的口气给她读了一下，她很高兴，让二哥拿来信纸，有她口述，让我给三哥回信。

她说：“三儿，请你不要挂念家里，我和你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很好，既然国家看得起我们，你就要安心地工作，多做贡献，能不能回来都不是问题。不知道你谈对象没有，我听说象你这样的单位，对象都要国家分配…….”

我非常认真地写下他的每一句话，但这封信永远寄不出去，我真的希望天堂能有个地址，也让死去的三哥收到来自母亲的问候。我不敢哭，但泪水总在我眼眶打转，还是被二婶发现了，她问我怎么了，我说烟熏的。我把信封好，递给二婶，然后逃出了那个房间。

二婶很快收到了回信，是我前几天写的那封。我告诉二婶三哥在信中说他正在谈恋爱，是国家介绍的，还是城里长大的，还说等谈好会领到家里让她看看。

听到了这些，二婶高兴的眼泪直流，我也直流。

二婶把那封‘信’非常认真的叠好，放在一个纸盒子里，二婶告诉我盒子里都是三哥给她写的‘信’。

听说三哥要结婚，二婶就把她那架老式的织布机重新安装了起来，开始织布。整整一个秋天和冬天。有人告诉她说现在不流行棉布了，就不要织了。

二婶答道：“谁说的，那是农村，我将来的三儿媳是城里的，西头老张家的儿子说现在城里姑娘都喜欢棉布，老张家的儿子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我记不得我什么时候给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后来这个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因为下一封‘信’不是我我读的。

四

我们的国家在飞速发展，才几年的功夫，我们村基本上家家都按上了电话。外出务工的人有事没有事往家里打个电话成了习以为常的事。

邮递员很少到我们村来了，成年累月不来一次。有好几次二婶等不及了就跑到镇上去问，人家告诉她现在没有人写信了，都打电话。

回到家的二婶一定要装一部电话，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座机费是20元，对没有任何收入的二婶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过电话还是装了起来。电话通了以后，二婶立刻让二哥请人给三哥写信告诉他电话号码。

“他们那儿根本不准往外打电话，保密。”二哥说。

“留着备用，万一有什么事呢。”二婶说。

二婶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认识键盘上的数字，也就不会往外打电话，她却非常担心电话坏掉，万一正好在坏的时候，三哥打电话来怎么办。有人告诉二婶说判断电话是通还是不通只需按一下免提就行，就是电话上那个红色按钮，如果声音是连续的，那就是通的，如果是不连续或者没有声音，那就是不通了。

于是二婶经常去按免提。如果电话线被人绞了，二婶总是第一个发现的人，虽然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三哥的电话，甚至于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电话。

二婶家安上电话以后，我给她打过几次，每一次拿起电话第一句总问：“是老三吗。”

“不，是我，二婶。”我说。“你三哥和你通过电话吗？”二婶问。“没有，他们保密，不方便打电话。”我继续骗道。

“这是什么单位，怎么连一个电话也不能打，你可千万不要去这样的单位。”二婶很无奈，又有点不满地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会答，妈妈告诉我，二婶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事实。也许妈妈是对的。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一天妈妈告诉我说：“你二婶病了”“什么病啊？”我吃惊的问。

“人变得神神道道地，见人就说你三哥马上就回来。”妈说。

妈妈告诉我现在村里正在分宅基地，按儿子数量分，村里只给她两处，因为三哥已经死了，她就去找村主任去理论，非得要三份，村里没有办法，就叫来二哥。二哥一不小心就说出三哥去世的消息。

“你二婶当场就昏了过去，醒了就变成现在这模样。”妈妈惋惜地说。

2009/01/14， 修改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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