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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老大不让儿子杨子龙去帮弟弟，他自以为读书人，不屑于子女做这等事。
此时正值孙立人在缅甸的38师没有遵照蒋介石、杜聿明的指挥从野人山撤回国境，而是直接进入印度。当他们被英军要求缴械才能进入时，原来被38师救出来的英军将领亚历山大说你手下的宪兵不是这支中国军队的对手。于是38师几乎齐装满员地进入了印度。从野人山撤至印度仅2000人的新22师后来也加入了孙将军的队伍，成立了驻印军。于是国民政府通过驼峰航线向驻印军投送了大量兵员。这些兵员不是以前那种抓来的壮丁，而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杨子龙当时正在读中学，遇到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招兵运动。他去报了名，很快被空运到印度，加入了孙立人的驻印军
子龙遇到大名鼎鼎的孙将军，孙问：“你们家几个儿子？”
他说：“就我一个”。
孙说，你不应该来参军，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你就到师部当报务员吧。
杨子龙极聪敏，不仅收发报业务很快精通，还学会了修电台。
杨子龙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当时在上海宝山的电台站工作，属于联勤总部的军官。临走前见过我父亲一面。因为他俩同属龙，父亲是生于1929年一月属于末尾的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才回大陆探亲。
他早已脱离了军界，在邮电局找了一份差事，闲暇便写写文章，一不小心成了作家，大概是继承了秀才父亲的基因吧。他给了父亲几本散文集和小说，父亲说：“没啥看头”。但我一看，大觉好。因为写的是淡淡的人情，不显山露水，却感人至深。
后来我跟他说，你的作品我很喜欢，极平淡又极深情。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先聊台湾的文学，慢慢聊到了远征军和台湾的一些事。
我问起了孙立人将军。他还是比较了解孙将军的。
孙立人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他的战略战术日本人根本无法破解，可能完全不是东方式的思维。一般中国战场的战损比至少是1:7.打死一个日本兵，至少要牺牲七个中国士兵，要按此比例，我国当时的军队的人数并没有日军的七倍。这也是当时汪精卫认为抵抗会亡国灭种的依据。
远征军其他部队都被打得很惨，成建制地被消灭，杜聿明指挥的经过野人山的部队，那简直惨不忍睹。只有孙立人指挥的部队跟日军的战损比正好倒过来，是7:1.一个中国士兵可以消灭七个日军士兵。他的打法奇特，后来因为有了美式装备，伙食又好，火力压倒了日军，基本是吊打日本人的。远征军遇到日本的“万岁”冲锋一点不怕，因为人人手中有冲锋枪、卡宾枪，一顿扫射后，日本死伤无算。他们曾在森林中看到一大批因绝望而上吊自杀的日军。
不过孙将军1947年就被派去台湾练兵，而他一直在联勤总部，脱离了一线战斗部队。但是据他的分析，孙立人出事是早晚的事。孙在缅甸仁安羌救了7000英军，英国女王都为他颁了奖，他指挥的驻印军消灭了日军精锐18师团，报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广州保卫战的血海深仇，他被艾森豪威尔请到欧洲战场，跟巴顿合过影，回来时老蒋问他：“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不请我呢？” 有点功高震主了。
49年2月大陆还没沦陷，麦克阿瑟就派专机把他请到东京，跟他说我们支持你，要枪有枪要钱有枪，麦克阿瑟还给了孙立人一个密码本，说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按他后来向陈诚汇报的说法是他对麦帅说，本人坚决忠于蒋总统，并希望美国一如既往地支持老蒋，还把密码本交给了陈诚。此时老蒋还在大陆，陈诚是先期到台湾当省长的。蒋介石撤离大陆来台湾时，孙立人说：“你来，我保护你”。这话看来一点问题没有，但老蒋听了很不舒服。
蒋介石有许多过人之处，但是他心胸真的不够宽阔。国军在东北的失败，其实是从183师的潘硕端起义开始的（潘后来是昆明市第一任市长）。当时林彪是被打得最惨的时候，他的同学60军183师潘硕端师长竟然起义了，原因就是蒋介石收拾了龙云，把滇军拉到东北去剿共，从四季如春的云南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的云南子弟兵知道蒋介石想借刀杀人，消灭滇军。后来长春60军军长曾泽生也起义了，连带新七军也缴了枪。60军改变为解放军的50军在朝鲜战场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英勇，彭德怀向曾泽生鞠躬敬礼。曾泽生流泪道：“50军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来了”。有人说毛泽东也想借朝鲜战争乘机解决国民党的投诚部队。但他们忘了一个事实，派去朝鲜的原国军部队一共三个军，董其武部晋绥军改编的36、37军，曾泽生滇军改编的50军，全部是杂牌军，要是真的要消灭国军投诚起义或投降的部队，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中央军”才合理啊，但事实上在当时的部队中有一百万的“解放战士”，是融进了原生部队的，如英雄邱少云就是解放战士。但是志愿军战俘中有大量人选择去台湾除了他们很多原来就是国军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就要说到一个人，他叫李大安，东北人，原来是国军起义的，黄埔生，会开汽车。后来成为四野的汽车兵。他家在东北土改时父兄被镇压了，他便怀恨在心，在赴朝后不久，就直接开汽车投降了美军。然后他在战俘营当了副队长。这人极其残忍，公开杀害不愿去台湾的一个翻译，并取人心脏吃人肉。
赴台的战俘后来证明至少有二成被迫的，是非自愿的。到了台湾他们也不被信任，分别安排在各个部队。在舰艇上则规定，每舰不得超过六个“反共义士”。我听到这儿想起了当年样板戏“红灯记”了的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说回孙立人，人们还是说孙立人线装书读得少了点。他讲话直来直去，完全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蒋介石对他说，你要多读曾文正公书，特别是他的《家书》。
美国人一直想换掉蒋介石的。作为代理人的最佳人选当然是佛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孙立人了。
老蒋一直对孙立人有所忌惮。而孙立人又得罪了小蒋。孙立人为部队中增加了政战人员而很恼火。小蒋是苏联留学的，他搞的政委一套是从苏联和共军那儿学来的。孙立人很看不惯在部队中安插政工人员的做法，为此两人经常吵的不可开交，蒋经国去孙立人家探视。孙立人都不见。
此后发生了郭廷亮匪谍案。现在证明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尤其是郭廷亮被捕后被保密局的“大刑伺候”，他始终没有承认。保密局还把他太太孩子抓来拷打。他还是不愿诬告孙立人。最后，保密局说你只要承认自己的共谍，就可以保护老长官孙将军。他竟然上当承认了，结果孙立人被软禁33年，郭自己也被暗害。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政府为孙立人平反，有记者问垂垂老矣的孙将军，平反后有何感想？九十岁的孙立人平静地答道：“從未反过，何平之有？”，不久孙将军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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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龙伯说，台湾后来发生了一件怪事。
《湖口兵变》案。当时蒋纬国被卸任装甲兵司令。赵志华是蒋纬国的副手，装甲兵副司令。蒋纬国卸任装甲兵司令后，应该是他接任的，但却换了别人。于是他起了“清君侧”之心。他认为老总统是英明伟大的，但周围的都是奸佞小人。他在广场上对着官兵愤慨地讲演了两个小时，掏出手枪向天开了一枪，并说我们向台北进发，去清君侧，所有人都惊呆了。其实他在讲演的时候，已经有政战人员向台北情治部门汇报了，蒋经国已经做好了准备，空军F-86佩刀式已经挂单满油，并准备炸毁大桥阻止坦克进市。
讲演最后，有个中校上来说，“好，我们跟你去清君侧”，赵上前跟他握手，当即被他按下，抢过了他放在讲台上手枪，一帮政战人员冲上去捆住了赵。
在蒋纬国的恳求下，赵没有被判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蒋纬国因此受到了牵连，当了二十年中将。
有人把赵志华两个钟头的讲话公布了出来，简直是智商低到了极点。真要清君侧，应该把坦克装甲车开出去，等到包围了总统府最后才告诉大家什么目的啊。所以叫的狗是不咬人的。
赵讲的都是徐蚌会战和上海保卫战的战情。说当时坦克弹药打完了，就用履带去碾压敌人，后来洗车时履带里的骨肉都臭不可闻，说当时共军挖的壕沟又宽又深，我们坦克过不去，只能用我军伤亡的士兵的尸体来填壕沟，其中有许多受伤没死的。第一辆车过去时，哭喊声震天，第二辆声音小了，第三辆就没声音了。他的意思是说，老子是跟着二公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有战功的。
原本要在国军中准备撤销的政战系统，通过这个事件，就不撤反而加强了。
我说,据说刘伯承元帅后来不看战争影片，他说，"两边是的都是农家子弟，都是儿子、丈夫、父兄。”但是国共内战的烈度一点不比抗日战争差，许多国军将领兵败自杀，国军还用了毒气弹，不一而足。
子龙伯说，我国的内战跟欧美不同。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内战，停战后，北军非常善待南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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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銘在金沙镇开了一家米行，米行一般店后必有一条河，米从后面搬进店。南方许多集镇大都是沿着河道形成的。
父亲喜欢到他店里，听他说话。他精壮挺直，力道惊人。秋后收米的时候，往往是米店老板在河岸向河上排队送米船的队列扔一块石头，石头落到水中距离内的米船，都必须把米卖给他们家。所以，米店老板要根据当年的需求把石头扔在合适的位置上。在需要大量进米的年岁，能把石头扔得越远越好。
自从“减租减息”后农业生产就乱了。
而苏中地区往往是拉锯战地区，共产党的政策有时会因为暂时的撤退而不能执行。谷贱伤农，米贱更伤米商。进的越多就亏得越多。有几年米荒，要吃米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店中，能抢多少是多少。有些是镇上人，都认识，三钱不值两钱还给一点。有的纯粹是趁乱打劫。徐景銘也想得开，关了米店在家读起了佛经。还好店关得早，后来国军没粮食就公开抢粮，还闹出了人命。
父亲说，景铭应该说是他的祖父辈，但非常和蔼可亲，不端长辈架子。他一直说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唯一的身内之物是心中的东西。后来他勘破了一切，抛家别子去了常熟虞山当和尚。家中事不闻不问，倒也清净。我说，他连老婆也不管了，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父亲说，人一旦抛下俗世一切，就是另一种境界的人了。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城南旧事》。里面有一首歌“长亭外 古道边”是弘一法师写的。父亲非常喜欢，经常唱，他说：“弘一法师也是抛弃了一切成为高僧的。这首歌词写得多好啊，但曲子是英国人作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曲子不是中国人作的。父亲会一些乐器，最喜欢的是洞箫。呜呜咽咽的，母亲十分讨厌。父亲在许多场合都喜欢唱《渴望》里的两首歌，“好人一生平安”，尤其是“悠悠岁月”。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 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我一直以为这部电视剧是一帮北京的混混搞出来的，作为正宗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我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今天不得不承认，他们编得好，或者至少是偏打正着。这些歌词让你回味让你深思。因为老徐家的近代历史真的是亦真亦幻。是对是错，真的搞不清啊。
后来我搞起了金融交易。我们所用的蜡烛图也叫开线图，据说是十六世纪日本米商发明的，所以叫“日本蜡烛图”。从开线图可以看出走势特别是趋势的转折。我在国外大学的图书馆看了美国人出版的蜡烛图书籍不下十本。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蜡烛图是十六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发明权还是中国米商。我想中华民族是早熟早慧的，而且文化底蕴绝对碾压日本韩国等藩属小国的。但是景铭老爹肯定是不知道蜡烛图的，不然他不至于去当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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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蚌会战是内战的顶峰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古代战争。看上去有飞机、坦克参战，但用独轮车运粮运伤员，沟堑纵横到敌阵都是原始的战争手段。其中功劳最大的除了粟裕，邓小平外就是饶漱石和刘瑞龙，饶当时是华东军区政委，负责后勤相当于汉萧何，淮海战役能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全靠后勤保障，资料显示，运下来的伤员12万，送上去的尸布18万尺。粮食弹药更是不计其数。要知道，十斤粮运到前线要吃掉八斤啊。还有大量今天还在的沟壕主要是民工挖的。最初，即使是分到田地的山东等地的农民也不愿冒死送粮的，推车的民工最初有七成逃亡。饶立即调整了政策，给推车上前线的开出了很高的报酬，这才有五百多万民工上前线啊。说翻身农民的觉悟高，其实是不了解“无利不起早”的中国农民的。现在提到淮海战役几乎不提饶漱石的功绩，这至少是历史的误区吧。
其实当时饶漱石最得力的助手是华野军区副司令、后勤司令刘瑞龙，他是南通人，邓小平后来在写给他的信中，抑制不住对他的赞赏。当时总前委五人，刘伯承陈毅到河北西柏坡去汇报工作了，粟裕谭震霖在前线指挥作战，邓小平一人当家，无怪后来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刘瑞龙解放后去搞农业工作了，连个少将都没评上，后来他的女儿刘延东当了副总理，也算得到了补偿吧。而饶漱石是有智慧、以身作则的高级干部，中野、华野的将领都一致要他来领导。不料卷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斗争，至今无法洗清。要知道在1946年军调时期，他和周恩来叶剑英是平起平坐的。为了和国军保持对等关系，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当时的许光达、陈赓（55年的大将）、以及宋时轮、耿飚（55年的上将）当时只是少将衔。他后来当政华东局时，中央许多对付“资产阶级进攻”的政策和措施，他在上海都“缓行”的。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宋庆龄也为上海的资本家讲了许多好话，毕竟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
“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当中有三、四个月时间。此时发生了“三昌”返乡事件。在上海三个昌字辈的兄弟，决定回乡下接家眷。三个人原是不太正经的人，他们带着武器回到了乡下，还跟我祖父祖母说一起去上海，幸好我祖父认为他平时“刺吧拉哈”的（傻乎乎不着调的意思，估计就是蒙古话）不为所动。不然，也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其时长江北岸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带着二十几口人就想往江边跑，想渡过长江去上海，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早埋伏好了。结果进入包围圈，他们还开枪还击，那哪儿是对手？全部被抓。因为武力还击性质就严重了，他们被定性为“还乡团”。起头的二个昌都被插子捅死的，领头的那个昌，民兵最恨，捅的人也是一个附近村的佃户，他有意刺扎的很浅，让他痛不欲生，又死不了。听父亲说，他凄惨地高喊：“深一点啊，深一点啊！”
家眷更是倒霉，尤其是年轻女子。其实，抓她们的人都是平时认识的人，有的就是家里佣人厨娘的儿子。他们提出，只要愿意嫁给他们，就免死。一个最漂亮的小姑娘，大约年方二八，坚决不从，被刀戳死。一个稍大一点的女孩。从了，嫁给了一个粗壮的佃农。但是一年后就被弄死了，据说那家伙性欲极强，天天要做。金枝玉叶的女子，活活被弄死了。他哥哥永昌后来在南通城里的中学教书，他从来不回乡下。有一年我曾与永昌叔和他的大儿子在浦东某大酒店吃过饭，一起喝家乡的“洋河大曲”，我当夜醉得不省人事，因为我一直憋着不敢问，难道对妹妹的遭遇没有一点想法吗？
前面提到的稚昌的母亲，也就是那个文敬父亲的小老婆，更是惨不忍睹。在男人被镇压后就成了人尽可夫的女人。文静父亲原来在上海做煤炭生意，上海每天要消耗20万吨煤炭，所以生意做得很大。结果乡下的管家来信叫他回去，说有重要的事要他决定。他就带着小老婆回到灰场边，当天就被捆了起来了，没几天就以工商地主名义跟管家一起被枪毙了。房子充了公，变成了小学校。管家也是没办法把他诓回来的，原以为自己可以捡一条命，结果陪葬了。这位工商地主其实跟当地佃户没有一点接触更没有仇恨，因他从来不过问乡下的事。倒霉的是小老婆，年轻漂亮正当时，直接被玩死了。大老婆是老刘顶着压力养在学校宿舍里的。到了66年，突然强调阶级斗争了，老太无处躲藏，所幸的是，不久就去世了。
为了接近农民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大办农业的工作。1964年父亲决定把家从市区搬到了北郊紧挨庙行公社的泗塘新村，此时老爹和姑妈就不能住过去了，因都已经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了。老爹回到了乡下，住在小姑妈的许家。娘娘只好到人家去帮佣度日，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好在很快遇到了忠厚老实的无产阶级老吴。我总想伟人不是一再强调“给出路”的政策吗？对于地富反坏右难道就一定要往死里整吗？姑父老刘和我爸妈这样的党员如果不跟这些阶级敌人划清无力的界限，不仅连共产党的干部当不成，可能连工作都不保啊。
香港的梁羽生、金庸的父亲都是地主，被镇压的。这种无差别的杀戮的后果极坏，后遗症很大，连后来邓小平也对金庸说杀错了。 因为许多地主根本不是什么恶霸地主，尤其在南方，有些地主还必须自己干农活。灰场边有些地主根本就不管事，人都在大城市里，不在当地，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一天晚上，我熟悉的一个农村干部刘召生带着农民来抄家，我母亲拿着擀面杖，站在阳台上说，我是铁路工人出身，有账去找徐向明，别来找我。那些人骂骂咧咧地退走了。连续紧张的日子，使母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是乡下的阿婆多次迈着小脚来安慰她。陪她流泪，才熬过来的。
其实，仇恨只要种了下去，不需要肥料就可以茁壮成长。李大安是如此，农民也是如此。然而消弭仇恨就是难上加难的事了。
历史上的仇恨也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比如五胡乱华的“两脚羊”的故事，前几年就传遍网络。现在的史学研究证明其实是宋朝“靖康之难”时汉人流民相食；蒙古人的“初夜权”也被证明是日本人为了挑拨中国民族矛盾而发明的，当时日本国策就是用举国之力分化中国，制造民族矛盾。而推波助澜的就是清末变法失败跑到日本去的那批人。文革中最流行的就是一首悲悲切切的歌《不忘阶级苦》：
天上布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千头万绪 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 地主逼债 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
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着党闹干革命
这首歌还有沪语版。其实我问过许多宝山的农民，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上海当地的农民每家几乎都有在上海市区工作的人。“亦工亦农，赛过富农”才是当时的真相。（这个博客我几乎忘了，多年闲置。现在再启发现2013年8月13日的《今夜星光灿烂》一文中还提到这首歌。）
我们都不向后代讲事实真相。比如，1950年《新华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有个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写的《西蒙诺夫淮海战场巡礼记》，他就写到淮海战役中攻打碾庄，解放军用了7辆坦克攻进去的。7辆战车中有美式也有日式的，当时解放军已经有“坦克大队”，驾驶员都是从广东来参军的知识青年。当四辆15吨的坦克开到面前直接轰毁了碉堡时，黄百韬的国军才知道不是自己的援军。后来解放军的武器越来越好，一点不比国军差，弹药更是充足。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打胜的。历史，的确是胜利者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