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
蓝苹是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艺时的艺名，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燕祥先生建议创立“江青学”，我赞成这个创议——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事相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说，没有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学”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本人不揣疏漏，仅陈鄙见，作为研究和讨论这个课题的引玉之砖。
一、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江青的政治生涯主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在“文革”中，她经常自称代表毛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最后的一位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她还叫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主席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江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和毛的夫妻关系，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泽东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江青青年时期在上海时房东家的保姆），迫害文艺界或其他领域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泽东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泽东。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那是更重要的事情。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整个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毛泽东没想到的顽强抵制；毛泽东的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其重要内容就是把林彪拖上“文革”战车，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很关键的一步棋，以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江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江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或是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请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然后又告诉邓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江青的警卫员姜宝元也证明李讷说过类似的话：“你想当武则天，你知道武则天她怎么坐天下的？她依靠手下两员大将给她支撑着才坐的天下，而你，谁支持啊？”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反复这样说也是传达她爸爸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不至于反复说。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既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也没有武则天的“人脉”，毛泽东最终没有把大权交给她（毛泽东原来可能有让江青接班的打算）；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也是江青的命根子）的人，毛泽东对她还是十分信赖的。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泽东的意愿的行动，但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江在特别法庭最后作陈述的《我的一点看法》中说：“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参见《“四人帮”兴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1417页）江青这样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将军（少将）生前著书说：在文革中，“江青不但没有帮毛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第101页）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不会,终究不会被历史和人们所认可。
二、从蓝苹到“文革”中江青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
江青，并不是其人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后所选用的一个名字。她童年读书时，老师给她起的名字是：李云鹤。这个名字一直叫到20多岁，上世纪30年代到上海后还这样叫——当然，江青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也叫过其他名字，写文章还用过这样那样的笔名。30年代中期，她从事文艺工作，如开头所说，她以“蓝苹”的艺名行事。江出身低微，其父是一个做大车轮子的木匠，江青自称“轮人之女”。江1933年离开青岛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离开上海去延安。怎样认识江在三十年代的思想和行为，是全面和正确认识此人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我当时任江青秘书），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这也清楚地表现着她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卑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江青出身低微，她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从家庭（她是庶出）到社会她都属于边缘人物。自幼性格不安分，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大潮，希望出人头地。实话实说，江青在30年代，主要在上海，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绯闻频出，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从历史角度讲，并不符合事实。
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西方媒体上最早出现的对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会出现的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的报道。（参见薛忆沩《“专利别人”的孤独》，该文收入他的散文集《伟大的抑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还没有和毛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和毛在谈恋爱。
我认为，江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有位名叫李辉的先生，他在《郁风与蓝苹》一文中指出：从1935年秋天起，一个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有声有色地活动着。这个俱乐部的创办者陈波儿等，都是与共产党有着直接联系的人。蓝苹——后来的江青也是俱乐部的成员。她因在话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而倍受赞誉。这个俱乐部，表面上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的一部分，公开宣传抗日，宣传妇女解放，但实际上也悄悄地从事着在劳工妇女中宣传阶级斗争的工作。比江青小两岁的郁风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她和江青接触很多，很亲近，她两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活跃人物”。郁风评论江青说：“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该文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辉文章的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在延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文革”后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说这是毛“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显然，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毛在30年代选择江做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江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的过去，毛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有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对江《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而且当时追求毛的，也不只江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关于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翻阅文革后大量有关江和毛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和毛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必须指出，这是“三告投杼”、“三人成虎”式地以讹传讹。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对这个问题我多次撰文辨证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参阅我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中《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从2001年到2008年我著文反对所谓“约法三章”时，还不知道杨尚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我现在就把杨的观点引出来，以飨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和广大读者。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见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在这次谈话中还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
毛主席就说：“嗨!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
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
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刘英讲：“有人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中央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这是无稽之谈。”（见何方《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刘英同志跟我谈党史》2016年10月，第26页)
四、建国以前的江青应受到肯定
江和毛结婚后，担负起了在生活上照顾毛的任务。并在他们结婚差不多两年后，即1940年8月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李讷。李讷是毛最小的孩子，她和毛的其他孩子不同，一直生活在毛身边，她是毛给于父爱最多的孩子。江和毛的夫妻关系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也自诩是毛泽东的“流动哨兵”。江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诚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夫妻。
江和毛作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和党中央率领军队转战陕北时，一直跟随在毛身边，担任中央直属支队的政治协理员，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有时还帮助毛泽东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毛口述，她记），作为中央领导夫人一级的女同志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江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光荣经历。江没经过长征，这是她和很多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时一个弱点，但她常以随毛转战陕北自豪（甚至“骄傲”和大肆鼓吹），大概人们都记得在法庭上，江在辩护词中说：“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按：指坐在台上审判他的人——笔者）都躲到哪里去了？！”
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描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虽然有毛泽东骑马行军的画面，在这个历史画面中也骑着马的江青紧随其后，然而，这个电影不仅没有提到江的名字，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她，实在不应该。政治常常歪曲历史，这恐怕就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很说明问题的例证。而这种例证并不是个别的。如石家庄制作的电视剧《毛主席在西柏波》，有李讷的镜头，就没有江青的镜头——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利益和一定的政治需要。无数事实证明，历史（和艺术）服务、服从于政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即做到实事求是。查查历史，看看现实，在“实事求是”是所谓“党性”的美妙口号下掩盖着多少错误和罪恶。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可能长久被掩盖和歪曲的。与《巍巍昆仑》不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的由王朝柱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就用不少镜头和情节（有些是很重要的情节，如毛泽东（由唐国强扮演）嘱江青（有庄庆宁扮演）好好照顾周恩来，在窑洞口或门口，迎接黄炎培、陈毅等）正面表现江；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说，但这样做——敢于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冷静和理智了。该电视剧播放后，王朝柱先生说：这是32年来（不知从什么时候算起——笔者）江青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出现。王朝柱先生这样做，其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建国前的江青是应该和值得肯定的。
这当然不是说，江青什么都做得对，在她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也犯过这样那样以及或大或小的错误，但错误不等于“罪”；错误，特别是一般错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五、江青崛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六十年代
江在50年代，除了积极参加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带队”（没这个名义，实际如此）做过“武训调查”外，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不多，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好。从1949年算起，江曾四次到苏联治病。江青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这和毛所遇到的政治形势有关。毛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失败了，他和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产生了分歧——很大的分歧，他认定产生了“修正主义”，他感到孤立，要寻找新的根本的政治助手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在探讨所谓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曾问过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但几乎一致地回答我：《约法三章》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又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本人对江有什么限制。我很认同他们这个观点，认为对我探讨这个问题即“约法三章”问题很有启发。再说一次，杨尚昆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表明对所谓“约法三章”的态度，坚决和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约法三章”，但我不知道，所以我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这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也是一个教训：信息应该及时公开，和及时交流；否则，不可避免地要浪费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再说一点，在探讨所谓“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所以要问汪东兴、张耀祠，一则，因为我和他俩熟，他是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秘书时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支部，即包括毛泽东以及江青在内的支部；二则，我觉得他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他们的话有权威性，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我探讨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毛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我从叶永烈先生向我推荐的一篇文章（郑克卿、常志《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党史博采》2005年第1期）中，受到启示，甚至应该说，对建国后毛、江关系，找到了比较客观和比较详细的说明。我深切地感谢郑先生和常先生，请允许我把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叙述摘要抄录在下面：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江青的批示、信函、电报、诗词或谈话多达77篇。这些文稿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建国后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同时，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建国后毛泽东本人思想上的变化。
一、从建国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严格的，对她尽管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无意支持她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某种角色。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1950年1月，她致电正在苏联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去“看一看”。经过思考，毛泽东于1月4日致电刘少奇并转江青，虽然同意她去新区，但提出了多条具体要求：一是此行须得少奇同志同意，二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去”，三是下去之后“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从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四年后对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为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被迫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同月25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刘少奇、陈云等人：“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严格态度。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1951年下半年，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对江青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所作所为，毛泽东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此事过了几个月，毛泽东便在关于拟任江青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报告上批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这显然又是一种审慎、严格的态度。
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稿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涉及江青的文稿较少。从1949年到1955年，与江青有关的文稿只有4篇。第二，从涉及江青文稿的内容来看，以提出要求和批评居多。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我们还看不出毛泽东有让江青登上历史舞台扮演某种角色的政治意图。这对江青起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使不安分的江青难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主演或导演历史活剧。
二、50年代至60年代初，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多了。
从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从1947年到1957年，有关江青的文稿只有4篇，而从1958年到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则多达21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关心、教诲多了起来。
仔细分析有关江青的这些文稿，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指示江青阅读某些重要文章、文件或其他材料的批示占绝大多数。在所有21篇文稿中，除1961年9月9日为江青写的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及1962年5月代江青草拟的一封给陈宗娥的回信外，其余19篇均为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1959年11月，他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等三份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后，交林克阅，三件都可看”。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1年11月19日，他在一些材料上批示：“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简报上批示：“此二件，江青阅。退毛。可看，很好。”其中一件是9月11日下午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即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即我们对亚、非、拉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陈毅认为，“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对陈毅的观点，毛泽东显然很赞赏，便批给江青阅读。1962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读了《文艺报》第十二期刊登的三篇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后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将内容如此广泛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是为了让她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掌握国内外动态。但是，在客观上，这对江青涉足政坛或介入某一方面的工作也起到了一种鼓励或推动的作用。第二，批评性、限制性的批语没有了。在这一时期的全部21篇文稿中，没有一篇包含批评江青的意图或倾向，也没有一篇包含要求她注意某些问题‘遵守某些等方面的的内容。转而代之的是耐心、细致的指导。在批语中，毛泽东常常教导江青要“仔细地”读，要“精读”。比如，1960年8月，他将委内瑞拉共产党一位领导人的谈话材料批给江青，要她“仔细地慢慢地看”。1961年6月，他在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批给江青时写到：“江青精读”。同时，毛泽东还常常提醒江青，仅仅阅读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材料。1960年6月，原英国陆军元帅蒙特马利访华之后在农得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他认为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革命流过血，使许多人掉了脑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蒙哥马利说，他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他建议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他还得出了两条结论性的认识，一是西方国家既然无办法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二是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基础，并把它发扬光大。毛泽东在读了蒙哥马利的演讲摘要后批示：“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把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用谆谆教诲、悉心培养几个字来形容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是不为过的。
毛泽东如此广泛地让江青接触各方面的材料，以及他对江青的耐心、细致甚至不厌其烦的指导，这既是对江青的关心，也是对她的一种支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对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生不满，这也在客观上给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那首著名的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首诗于1963年公开发表），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都给江青提供了可观的政治资本。
三、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倚重
从1964年至1989年九大召开，是毛泽东对江青信任、支持的五年。此时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在中国政坛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坛上的崛起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在50年代江青就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应为电影处处长——笔者）。但基本上实质挂衔不干事。进入60年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艺工作发表一个谈话。谈话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张斗力服务。还说，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习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等等。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鼓励江青有（由）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对京剧演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以来十五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五个字：“已阅，讲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从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连续四次将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毛泽东频频将材料批给江青，这件事体现了他对江青的器重。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透过《文稿》收录的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江青培养的历史轨迹。从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给江青的材料内容看，毛泽东的主要意图还是让江青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就国内而言，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教育几大方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内容：一是关于山西省举办农民讲习所的材料。毛泽东在《山西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该材料称，去冬至今春，山西省各市县普遍举办了农民讲习所，以毛主席的部分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以搞思想运动为学习方法。材料详尽介绍了搞思想运动的五个步骤。透过这些材料，善于投机的江青不会揣摩不到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倾向性。二是关于“四清”部署情况的材料。10月30日，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批示：“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而早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方法将他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思想、路线贯彻下去，但“四清”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转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过程中，江青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她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就抄录到此——我已经抄录得够多的了（需要申明一 点，我非常赞赏郑、常两位先生这种研究，即利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有关材料，研究建国后毛、江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他们这种研究大概是首例，是“破冰”之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后的情况，即毛、江在“文革”中政治关系的情况，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因此也就不抄录郑、常二位的叙述和观点了。
1965年元旦，《人民日報》遵照毛的指示，在醒目位置发表经毛修改、定稿的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胡乔木的十六首词中，毛最欣赏的是《沁园春·杭州感事》，其结句：“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是出自毛之手笔。“诗言志。”毛所以这样修改胡乔木的诗词，是很反映和代表他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心态的。毛说“谁共我”（胡乔木原文为“天共我”，毛将“天”改为“谁”——笔者），这不是表明他在找人吗？应该说，他找着了，找对了，能够与他相“共”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应了古人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遴选根本政治助手和支持者方面，江进入毛的视野。这是江在六十年代崛起的根本原因。形势有了需要，最高领导人（还是自己的丈夫）又赏识，江的机会到了，她也就紧紧抓住，乘势而起了。
1961年9月9日毛为江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这首七绝显然是赞扬和称颂江青的。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和江青一起会晤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这仿佛是过去，特别是建国以来还没有过的事情。
江崛起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从1962年起搞“京剧改革”（或叫“京剧革命”）。大家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毛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有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第一个批示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还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简体——本书作者改）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第二个批示写道：这些协会（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组织，如文联、作协等等）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简体——本书作者改）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文学艺术工作所做的批评——严厉批评。江青搞“京剧改革”，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或指示做的——追溯远一点的话，也就是贯彻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具体地说，江青表示，就是要在舞台上使工农兵的形象代替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江青会同（江青自诩，也有很多人赞誉江青为“指导”或“领导”）北京和上海等地京剧界人士创作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各地京剧团也都排演了现代戏，如云南京剧院的《黛诺》、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等等，1964年6-7月在北京举行了有30多个剧目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这次活动中江青大出风头，她6月23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对江这个讲话，毛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江这个讲话，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发表（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同1964年见诸文字的讲话相比，一字未改。《红旗》杂志为江讲话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文革”中垄断、统治舞台和荧幕的八个样板戏，大多数脱胎于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优秀剧目。当然，我们不必讳言和否定江青在京剧改革中做的工作，她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亲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时，都经常听所谓“样板戏”的唱腔，她反复说“十年磨一戏”，一个戏要不断地改，等等），对这一点，业内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评论。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亦称头牌京剧女演员）、第一个在《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虽在“文革”中被江整得遍体鳞伤，而 在“文革”后仍然说：“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是懂艺术的。”著名作家《沙家浜》编剧汪曾祺，曾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而其才华为江青赏识，在京剧改革中受到“重用”——语为“控制使用”，他自称“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他真诚地认为：江青在高层领导中比较懂戏，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比如至今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研究京剧艺术的著名学者章诒和也说：“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内行。”但把京剧的所有功劳通通归在江身上，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在“文革”中，赞扬京剧改革，就是赞扬江青，却是一种时髦，——一种自上而下所引发和倡导的时髦（这一方面有江的“贪功”，另一方面，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并延及家人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抬轿子”、“吹喇叭”和“拍马屁”）。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7月24日，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他在广播学院讲话，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关于江青的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简体——本书作者改）
江青，就是凭借着京剧改革这座“平台”、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或前台），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她年轻时朋友郁风的话说：“演出（了）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结语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和同伙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让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还是一个需要花大气力研究的课题。
江青如何从演员蓝苹，一步步演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青，其过程、轨迹、原因是什么？无疑这也是“江青学”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本文已经不短，拟另为文阐述。简单地说，我有三句话：环境改变人；权力腐蚀人；外因起了主要和决定作用（这外因指她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有朋友有兴趣论说，我愿意倾听高见。“江青学”是一门大学问，不是哪一个英雄豪杰所能单独完成，它需要集体的力量，我愿意做其中一员，希望有意研究“江青学”的朋友，共同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