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13）三人居一室，都是好朋友
1967年到“水中”报到后，第二年初，学校在暂时还没有学生的那栋教学楼三楼，分给我一间办公室作为宿舍，与我同宿舍的两位都是省实验师范短训班的同学。韩宪伟是我在语文短训班的好朋友，周良君是数学短训班的，报到以后，我才认识他。
难忘四年朝夕和睦相处的快乐单身生活。
刚住进宿舍时，正值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要求老师们自觉参加“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政治活动。工宣队指挥长和队员，都是学校隔壁的武汉市抗菌素厂的老工人，他们每天上班来学校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下班就回家。军宣队指挥长和两个军人就住在我们宿舍隔壁那一间。那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就自觉在宿舍进行“早请示”和“晚汇报”。还记得，我们在门上面的墙上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肖像。每天早上起来，三个人就面对领袖，手持《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认真虔诚地齐声高呼：“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同时手举《毛主席语录》，跟着呼口号的节奏挥动。这就是在做“早请示”。晚上九点，韩宪伟上床睡觉时，我们三人像早上那样做“晚汇报”。
那时，学生没有课本，教师没有教案，教学没有计划。学生放学以后，年轻老师就下棋打扑克。韩宪伟身高一米八，不喜欢下棋打牌，他在宿舍就拉胡琴，他常拉的二胡名曲《江河水》，虽然不像名家那样令人荡气回肠，但还是给人一种凄怨情绪的感染；要不，他就下楼和学生一起打篮球。后来经学校领导研究同意，他组织了“水中”女子篮球队，每天早自习之前，下午放学之后训练，不到一年时间，他带领的女子篮球队，成了硚口区中学的冠军队。后来他改行当体育老师了。与其说是兴趣，还不如说是体育老师更自在一些，与学生打交道比与很多老师一起坐在办公室更自由，更合他与世无争之意。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睡觉，早上五点多起床去篮球场开始做准备活动了。
那时也没有电视，我和周良君，每天晚上下围棋，两人棋力不分伯仲，常常三盘棋还没有下完就已经半夜了。好在会下围棋的都自觉遵守“落子不悔”的规矩，也就从来没有争论，也就从来不影响早早入睡的韩宪伟。他每天早上起床、洗漱轻手轻脚，然后轻轻带上房门下楼。三人互不干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和谐而居。不说友谊天久地长，也与日俱增，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我们三人都喜欢吃武汉的口味。为了吃得舒服一些，我们买回一个蜂窝煤炉，还有锅瓢碗、菜刀砧板等等，当食堂的菜不合味口时，或三个人周末都不回家时，就自己开伙炒菜，只到食堂买点饭。有时包饺子，那就是韩宪伟一个人承包了，北方人包饺子的功夫真不错，包的既快又好看。而炒湖北菜就是我和周良君负责了。
1971年，我结婚时，学校把我们三人住的宿舍给我做婚房，他们两人搬到另一间去了，但我们的友谊却从未中断。
1975年大年初三，我的小女儿在武汉同济医院出生，就是韩宪伟在产房门口看的第一眼。当我从学校一手抱着大女儿、一手提着鸡汤赶到医院时，他说：“你走一会，静仪就生了！护士抱出来要家属看看，我帮你看了，好好玩啊！肉嘟嘟的！”两个女儿都是在“水中”出生的，静仪在坐月子期间，我的两位室友经常光顾我家，帮我一起“消费”那些老婆坐月子期间的“残菜剩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之后，在众多老师争要我住过的教师宿舍那一套单元房时，学校领导分给他了，因为他的篮球队为学校争得了许多荣誉。与世无争的他得到了积极的回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去了，有一年放暑假之前，一位农场负责人找我帮他请一位篮球教练，我推荐韩宪伟，介绍了他的业绩之后，他们立即发出邀请函。韩宪伟一放假就带着他的宝贝女儿飞到海口，我们多年不见之后相聚在天涯海角，无比兴奋！韩宪伟不负厚望，协助该农场篮球队强化训练后，夺得当年农垦总局篮球赛冠军。回汉前，我们在海口畅述别后多年各自的情况，倍感欣慰。
自从2007年女儿为我们在武昌南湖买房之后，我们每年都要回汉住几个月。一回到武汉，“水中”的“元老”们一定要聚会，韩宪伟逢会必到，且与大家谈笑风生，非常活跃，完全与年轻时的他判若两人。
也有老同学老同事问过我，你与韩宪伟那么好，你知道当年他是为什么“不宜录取”吗？
这一问，还真问着我了。我这个人有许许多多朋友，但我与朋友交往，从来不打听朋友不想说的事情，也许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高中毕业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个二班，真是不一般！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高干，有的是武汉军区政委、广州军区参谋长，还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事厅厅长等。我的那些学友自己从来不在同学中炫耀，更没有同学自夸“我的爸爸是李刚！”。有好多朋友，直到老了，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家庭情况。与韩宪伟交往也一样，记得曾经去过集家嘴附近韩宪伟的家，只见到过他慈祥热情的妈妈，一口山西话，做的那个饺子和手杆面条啊，真是太好吃了！可韩宪伟说的是地道的正宗的武汉话，吃的也是武汉味口，也没有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每次去他家，一次都没有碰到他的父亲。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
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给自己多年来的疑问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们视频聊天时，我开口问了韩宪伟。我是这样说的：
“宪伟啊！我当年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原因，退休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政审‘材料’，之所以不说是政审‘结论’，那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结论。因为当时中南路派出所的同志说：他们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一个漏划的地主。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没有结论比那有结论而通不过政审，更让人难以琢磨，那个年代，哪个招生的愿意自找麻烦呢？最后确定的是我到了短训班。你知道你的档案中有什么材料吗？”
韩宪伟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两边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就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每个月八九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我离开“水中”之后，后来韩宪伟也到一个职业学校去了，只有周良君直到退休才离开那个“贫民窟”，搬到新居享受退休生活去了。我们每次回汉参加“水中”退休老师聚会，总要再去两位朋友的家中聚一聚，有时间还要与周良君大战一回合。不过，再也下不赢他了，他一生就在硚口那个棋窝子越战越勇，而我自从调回母校，走上语文教学高速成长之路后，基本上没有下过棋了。伯仲分明，他雄踞第一。
知足常乐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韩宪伟一生与世无争，但那种执着追求自己喜爱的事业，用心做好平凡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集中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骨！
愿我们三个好朋友未来的老年生活更健康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