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
我们的校长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发了一封十分简短的公开信，辞职了。
一个小时不到，校董跟进了一封同样十分简短的公开信回应并表示即将开始全球公开招聘。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校长五年一个任期，通常不出大意外又没有健康之类的原因都会做两个任期十年。校长只做了四年不到，一届任期都没有做满。而且校长为大学募集到的款项是各大高校之最，校园里的新地标——邵氏剧场刚刚交付使用，其他的宏伟蓝图也正在筹备中。这时候辞职，令人困惑，也令人不安。
校长来自台湾，本科在台湾受教育，之后去美国留学深造。跟大多数从内地出国留学的学者一样博士毕业、博士后、然后在大学里从助理教授做起。受聘于科大担任学术副校长之前，他曾担任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系主任。在任职科大副校长期间，大刀阔斧地改革，虽然颇受争议，但行事果断，备受校董会赏识，后来升任校长也顺理成章。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两年前夏天的那场运动，他做满两届离任也不会有悬念。但是，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是一颗沙子，会在某个节点被命运裹挟，偏离了规划中的人生航道，即便是一颗不平凡的沙子。
运动开始以来，本来我们这个远离交通要道，以前很多快递公司都要收附加费的偏远郊区相对宁静。据说，曾经有几次的组织活动先在小巴站集合时还兴致高涨；等小巴坐到地铁站热情稍逊；再换两条地铁线挤到中环已经兴意阑珊了；等到了目的地就剩下三三两两，喊几声口号在路边买杯奶茶就散了，以至于我们和另外一所同样偏远的大学一直都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然而，就在我们这个大学不在主要被关注之列，几乎要被遗忘时，意外发生了：一个在读的大学生放学回家后，夜间瞒着父母悄悄去看热闹，警察清场时慌不择路从停车场失足坠楼，摔成重伤。经几天抢救仍然回天乏术。离世那天，正值学校毕业典礼进行中。校长得知了消息，他流着眼泪、哽咽地在台上履行了职责后便匆匆赶去医院。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场运动有很多执法人员和示威人员受伤，但这是唯一的一件同运动有直接关联的死亡个案，大学就这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一年毕业乃至以后两年的学生们都非常不幸。原本人生的高光时刻都在焦虑和慌乱中草草收场，远道而来的亲友团也都只能抱憾而归，校园里顿时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氛。
雨终于还是来了。蒙面黑衣人冲进校园，有目标地打砸。我当时非常担心他们会冲击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万一造成易燃易爆品甚至同位素泄漏，后果不堪设想，还好他们没有。他们砸了中国银行和美心旗下的酒楼以及一个大陆背景教授的办公室，校长的家没能幸免，虽然没能入室打砸，但是在门外墙上都涂鸦上了侮辱性的字眼。
校长自始至终都极度克制，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不要违法、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他要求大学支出巨额经费增聘大量保安人员，杜绝社会上闲杂人等进入校园。他从来没有公开表明过自己的立场，支持谁、反对谁，也没有选择站在哪一边。当一条法律实施后，几所大学的高层都纷纷表示支持。而媒体问他的态度时，他说既然是法律那么大家都需要遵守，并不需要他来表态。他的回答或许没有令某些人满意，而我认为他只不过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不选边站的原则。
我跟校长没有任何私人交集，但是有两次活动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举办了30周年的系列活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第一次见到校长，不知道是真的有点吃惊，还是恭维，她特别校长夸赞校长是一位“型男”。的确，校长超过一米八的个头，身型瘦削，穿着休闲西装、瘦腿西裤、皮鞋。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上去睿智，斯文，一派风度翩翩的学者风范。你要知道，我们是科技大学，文学活动并不能够经常得到校长的关注。我以为因为来了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地的几位名作家，尤其是铁凝的官职不小，校长就是礼节性地出席致个欢迎辞就赶下一个场子了。谁知，他全程听了讲座，并深情地对诗人郑愁予和作家张晓风还有另外两位台湾作家说，你们的书我都看过……想必年轻时也曾是一枚妥妥的文艺青年，时光流逝，岁月荏苒，他却仍然保留着人文情怀。
还有一次，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离开科大，校长在校长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我们也被邀请在列。校长在席间谈起那个运动期间失足坠楼的学生，他说他自己也有孩子，家长的期盼和伤痛，他感同身受。那一刻，我知道，他是一个把学生当作是自己孩子的校长，他希望学生们都能平平安安地毕业，不要在他任期内掉队，不要在他任期内卷入任何风险。校园是个求知、探索的地方，不是一个敌对、甚至争战的地方。
我想他一直都很努力地维护着校园的学术自由，不希望校园成为任何一种颜色的阵营， 不希望校园卷入任何意识形态的纷争，更不希望校园成为政治势力角逐的牺牲品。但是，在现在的大环境下，无法做到独善其身又不甘随波逐流，唯一的选择恐怕也只能是置身其外了。
他并没有公开说明辞职的理由，坊间流传众说纷纭，颇为可靠的说法是他不愿意配合某些自上而下的政策。他其实也可以等到第一任期届满，不获续约；他在任期内自愿请辞，表明了他的态度，为自己留下了尊严。校长的年薪高过特首，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人说他肯定不差钱，但是又有多少人会像他一样毅然决然地放下呢？
有人不解、有人惋惜、有人欣喜，无论如何，他的离任代表了香港的高校一个特殊时段的终结。
他可能不是一个最有学问的校长、也可能不是最有才能的校长、或许也不是最有魄力的校长，但他应该是最有风骨的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