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31
文/坐忘
一月二十八号，礼拜五的时候，二娃学校没课，我很久没有带他出门了，一个是因为天寒地冻，今年冬天特别冷，冷不丁就零下二三十度；一个是因为我特别忙，忙得忘记了人间的生活。于是那天下午，我带他去城里逛逛，同意他买甜食。因为我比较马大哈，公交坐过了站，我们来到了国会山。
我还是比较关心政治的，所以当我看见一辆又一辆的卡车，高声鸣笛进入威灵顿大道，并不感到意外。加拿大人开车很少摁喇叭，通常情况下，这被默认为一种对他人的催促和逼迫，而加拿大人是非常温和而体谅他人的，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一般不会这么做。大娃是个对声音特别敏感的孩子，也许和他从小热爱音乐有关。十岁那年回中国的时候，他对北京街头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感到吃惊不已，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告诉我：妈妈，从来没有持续十秒钟不鸣笛的间隔，我非常的尴尬，不知道如何对答。
那么为什么这些卡车这样子呢？因为那是外地的卡车司机进京，表达抗议！抗议加拿大的强制疫苗政策。它们每一辆隔得很远，至少有五百米，缓缓开进加拿大“天安门广场”前的大道上，车上基本都有标语和加拿大国旗，“反强制疫苗！”，“自由胜过恐惧！”，“上帝赐予的天然免疫力胜过后天疫苗！”
现在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很多公职人员，政府部门，军队，医院，必须打疫苗，否则开除。想要领取政府的失业补助，如果不打疫苗，没份！如果没有疫苗护照证明你打过疫苗，不可以去餐馆/咖啡馆堂食，不可以去电影院、室内健身/游泳，甚至不可以参加室外滑雪。而加拿大魁省最近的新政策就更加邪乎，甚至不可以去大型室内商贸场所，比如沃尔玛，Costco，而且魁省在疫情爆发以来，总是采取宵禁政策，比如，晚上十点以后不允许出门，这是几个意思呢？合着病毒在白天休假吗？所以在这次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为自由护航”运动中，魁省省长乐高是全国所有省长里唯一一个和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一样被骂成狗的政客，“操你的特鲁多！”，“操你的乐高！”，我看到很多这样的牌子，当然，还是骂前者的多了去。出于安全考虑，小特鲁多总理全家已经离开了平时居住的官邸，暂时躲藏起来了。
周五下午很冷，零下二十度的样子，我们母子都粗心，所以二娃没有戴帽子，他的耳朵冻得通红，叫冷连天，我伸手给他暖耳朵，可是，一会儿我又被卡车司机游行示威所吸引，拍照片去了。国会山前停着很高很长的卡车，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有很多的平原地形，农业很发达，还有很多的森林，石油，矿藏，从农业省或者石油省开过来的大卡车应该是满足这些功能需要的，可怜我的无知，一点也叫不出这些车的具体名字，只能一概称之为“大卡车”。
我转身看见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穿得厚实，也戴了帽子，手里挥着加拿大国旗，是卡车司机的支持者。女士手里拿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她微笑着对我说，“你好！我可以把这帽子给你的儿子吗？”我又感动又不好意思，爽快地接受了，因为二娃冻得鼻子都红了。
我以前每次看到游行示威的字眼，下意识地，脑子里总会浮现“五四青年”的画面，年轻男子的中山装，妙龄女学生齐耳短发，密集的人群，人们在队伍里愤怒地嘶吼。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多年，游行示威也算是司空见惯了，以前看到的都是小规模，小队伍。2020年夏天那次，规模要大一些–因为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导致的那次梦欢雅乐（Montreal)游行示威，主角是二十岁左右，荷尔蒙过剩的学生，充满了自我感动的戏剧化色彩，也像顽劣儿童。一家音乐器材店被抢了一把吉他，一家运动用品商店丢了跑鞋，防暴警察像赶鸭子一样追着他们跑，还放了催泪弹，我是个没有心肝的老帮菜，看得哈哈大笑。
这次渥太华反强制疫苗游行的主力是三十岁以上的人，还有许多拖家带口的，孩子们也参与了这次运动。不少的标语写着“为了孩子们！”因为疫情给孩子们带来很多限制，不能去学校上课，不能聚会，不能旅行。二娃是个社交牛逼症，疫情封锁了好几个月之后，他去外面玩，陌生人问他名字，他竟然扭捏起来，以前他是那种追着人家问姓名，爱好，找共同话题的人，甭管对方啥年龄。我后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因为疫情关了太久，好久没有见到外人，所以变这样了。
周六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好好学习的，因为课业实在太繁重，但是，我竟然不小心弄坏了大娃的充电器！怎么这么寸哪？！还能弄坏充电器？！唉！甭提了！没有写完作业的焦虑胜过大娃发飙的恐惧，我只好出门重新买一个，那就干脆看看卡车司机为自由护航行动吧！毕竟周六才是高潮，昨天只是序曲。
在丽多商贸城的二楼，透过玻璃窗，能够很好地观察，整个威灵顿大街都堵上了，很多小车子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很多行人举着或者披着国旗，以及骂小特鲁多总理的旗帜，也有许多人举着标语牌，鸣笛声此起彼伏。二楼的这个室内天桥区本来是有很多电源插孔的，政府贼坏，知道今天会有很多看热闹的闲人或者外地的游行者，把它们全部断电了！断–电–了！所以我不能给手机充电。
一家小馄饨店的老板娘告诉我，疫情两年以来，一桶油的价格从二十块涨到四十多块，洗涤剂从两块到四块，房价更别提了，上涨百分之三十。小特鲁多的疫情救济政策，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去工作，因为失业补助比工作的钱还要多。加拿大的养老院本来就是管理不善的重灾区，人手不够，这个疫情救济政策导致护工更加缺人手了。
威灵顿大道上，有人在演讲，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大意是她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能让她生活在一个大囚笼，失去一切正常生活节奏的世界里。国会山已经到了几乎水泄不通的程度，有一位卡车司机在演讲，他好像是在谴责小特鲁多？我没有听仔细。车上有个标语牌说，1982年，你的父亲特鲁多总理给我们带来了加拿大宪章，赋予人民自由和人权，你现在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小特鲁多的父亲也是曾经的加拿大总理，而且是连任时间最长的。有位年轻女士的背后有块手写的法语标语牌，“我们的宪法病了！”这次游行示威的重要内容就是捍卫宪法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疫苗到底有效吗？副作用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必须用政府力量强制注射疫苗？如何实现防疫和保护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我不是医卫专家，也不是政治家，我只能从常识判断。目前为止，在应对疫情和保障自由方面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三个国家：瑞典、英国和日本，瑞典是从始至终听专家的，流行病专家制定防疫政策，所以人民的正常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的死亡率也并不高。英国和日本虽然也有起起伏伏，惊惊乍乍的状态，但是，政府一直不敢趁火打劫，在疫情中把小政府坐大成“大政府”，打着防疫的旗号，什么都管，什么都干涉。究竟是这两个国家的政客更要脸还是更怂，还是他们的人民更加惹不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两年过去了，新冠病毒从一个致死率很高的病毒变成了传播率很高而致死率很低的病毒。任何一个病毒，它都只可能在致死率很高和流行率很高之间取一头，这个结论不需要医卫知识，只需要逻辑。因为致死率很高，寄生宿主死了，自然这病就流行不起来，而流行率很高，自然意味着宿主传染上了还可以活蹦乱跳很久。
关于病毒的起源，刚爆发的时候，我赶上了两头被病毒胖揍，先是在中国，然后回到加拿大再挨一记重拳。那时候我还比较天真纯情，也赶上了中国对疫情消息封锁还没有后来那样严格的时候，于是我每天追着看各种官方民间和国内国外新闻消息，一边捶胸顿足一边涕泗交流，写了很多的诗（格律诗和新诗）和疫情日记。中国官方找我麻烦了吗？没有，除了封杀我的文章，没有人请我喝茶。但是，中国民间的力量却让我簌簌发抖，如果有可能，他们会顺着wifi把我揪出来，挂上“汉奸”的高帽子，坐喷气式飞机，各种批斗，然后打倒在地，饮血啖肉，而且这些“他们”并不全是陌生人。
一半是因为可怕的人民专政力量，一半是因为我在这个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发现，所有的政府都不可信，都是坏蛋（这个立场是对的），我懒得在黑乌鸦里找出来白的，也不想在满天飞的谎言里逮住一只真理的鸟。眼不见心不烦，索性闭关读书。
所以当我周六听见华人信誓旦旦地说这个病毒是美国人通过军运会传给中国的时候，我，我……我竟然又反驳了！这算不算傻叉本性难移？
从我所认识的病毒起源角度来说，这个病毒是秋后的蚂蚱，我根本不相信实验室里出来的，人造的病毒生命体能够阴阳生两极，两极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在上帝面前，人类永远是渺小的。
周六上午九点多出门的时候，魁省和安省之间的亚历山大大桥封住了走人的通道，临时把通行车辆的桥改为过人。桥上很多人，都是参加国会山游行示威的，因为他们带着旗帜和标语。天气实在寒冷，所以很多人都穿着雪裤，我不知道是否穿上雪裤以后会导致走路的姿势和穿滑雪鞋的时候很像，总之，前面不少人的走路样子，让我一瞬间产生错觉，我正行进在集体滑雪的队伍里，我嘎嘎乐了。
到了下午三四点，我实在太冷了，又重新回到丽多大厦。很多游行者进入了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使用卫生间的，也需要吃饭，很多人坐在靠墙的地方，我很想和他们聊聊，知道更多的情况，于是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不过，那位大哥沉默而且严肃，我除了知道他是从魁省过来的，一无所获，我讪讪地结束了尬聊。
另外一位老太太就有意思了，她大概六十多岁，也是魁省的，她爱聊天，但是充满了一种魁省那个年纪某些人的微妙的傲慢，因为她对我说，你的英语在哪里学的？这种问句我也从另外一个陌生的魁省老太那里听过，她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回中国？”那次是我参加魁省省庆，等候游行队伍的时候发生的对话。不过对于类似情况，我一般都是一笑了之。她和女儿一起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她女儿似乎是来自一个很远的省份，而且是一个非常积极而参与度很高的人，待会儿她们母女就会去见那位游行的组织者了。我说，今天应该大家一起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老太太大吃一惊，你竟然知道这个？我心里想，这有什么？我应该是比加拿大人的平均水平更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吧？我告诉她，2018年的时候，我给乐高省长投了一票，她反应很快，马上表示哎呀呀加上她的脸部表情，这等于说你当年上了贼船，我说我现在非常后悔。
政府在周六提早关闭了丽多中心，图书馆就没开，所有的星巴克都关门了，而麦当劳和蒂姆鸿通还开着，这些企业也是默默地表示对这个活动的支持或者反对。有人在国会山门口竖了一个牌子，告诉大家去哪里买吃的，因为附近的商店全部关门，告示被贴上了一句话辱骂小特鲁多。
我因为亲身体验过疫情封锁导致不能在公共场所使用卫生间的痛苦，所以到了周日，我发现丽多中心关门，而麦当劳也不允许进入，只能在门外购买，我就非常担心这些人上厕所的问题。
周日这天，我比原计划的时间更早完成了作业，五点半，还有时间去国会山看看，我又去了一次。公交车这次彻底封上了，我被迫换了地铁，我第一次坐渥太华的地铁。换乘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外省的卡车司机被堵在路上，不能进城了，他们干脆就地休息，开始打鼓鸣笛，一些防暴警察在此处监视他们。
周日晚上没有周六白天那么多人，有人生火，我被这温暖所吸引，那几个人招呼我坐过去。他们不是卡车司机，但也是远道而来参与抗议活动，从曼尼托巴过来的，好远啊！是几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他们是典型的加拿大人的样子，朴实淳厚，不像是知识分子，是普通的劳动者，实际上这个活动就是加拿大草根阶层发起的，卡车司机么。他们也不喜欢谈论很多关于游行的意义，捍卫自由，解除疫情封锁，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看不出什么仇恨与愤怒。
我后来又聚到另外一个烤火的人群，那里有一位农民，是阿尔伯特的，他有卡车，他和妻子一起来的，带着一条八个月的小狗狗安娜贝儿。其余几位是附近魁省的年轻人，三十岁左右。魁省的几位是用向英雄致意的态度对待那位农民的，那位农民大哥说得也不多，但是掷地有声，他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我要生活在自由的国家。
这话让我打开话匣子，我开始吐槽，年轻人也一起，我们都被魁省防疫政策搞得牢骚满腹。我说，小特鲁多还说抗议的只是一小撮边缘人群，那小哥乐了，等着吧，马上会有很多人嘲笑他这句话。结果很快我就看到推特上马斯克嘲笑小特鲁多–政府才是那一小撮人吧？
其实大家吐槽的时间还没有逗弄小狗安娜贝儿的时间多，她在女主人的育儿袋里，仅仅露出一个小脑壳，黑黑的眼睛看着人们，不时有人过来和她打招呼，摸摸她的头或者嘴。女主人解答了我的疑惑，他们的行动是有组织的，吃饭，洗澡，上厕所的问题都考虑到了，有的车上可以直接解决，我又从别的途径知道，每个城市都有接应和帮助的义工，还有教堂提供免费食宿。
周日晚上，渥太华downtown许多大卡车一直在鸣笛，很多标语牌说，“感谢卡车司机们！”。国会山那里，聚集的人群开始放烟花，渥太华这个城市，在疫情之前总是有美丽的烟花看，夏天的时候，可是疫情让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消逝了。国会广场外延的栏杆上贴了很多标语，其中有一条让我触目惊心：“因为坏运气，我出生在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我要死在一个自由国家–这是我可以选择的！”还有一些是，“我们是大多数，不会沉默的！”“为了全加拿大人的自由！”“必须要自由！”“真正的北境！强烈的自由！”“为孩子们争取自由！”。
一个奶奶带了三四个孩子也参与了抗议，一个小小的英俊少年，他在标语牌前示意让我拍照。没有疯狂、仇恨、煽动性口号，人们喊得最多的就是“自由！自由！”用法语或者用英语， 以及“特鲁多下台！”。
作为一个在共产主义无神论国家出生和成长的华裔加拿大人，在人生的后半段，我开始执着地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神的问题，最后我得出肯定的结论。所以我能够理解这些抗议者的焦虑和愤怒，在历史的进程里，如果不幸被黑云席卷，会感到惶恐和惊悚，因为失去了熟悉的秩序井然而温暖明亮的世界。然而我也深深地被他们的态度所打动，这是真正的加拿大人，温和，而且坚定，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
然而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灌输完全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中国的革命史，还是来自苏联、法国和德国的历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你死我活，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
暴力充斥着我以前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不仅仅是肢体暴力，也有语言暴力。当我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就要呈现一幅凶巴巴恶狠狠的状态，没有这样一股气势，不足以匹配强烈的决心；同样，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质疑，也立刻寒毛倒竖，随时准备防御和发起进攻。
可是加拿大人，我所热爱的加拿大，告诉我正常的文明世界里，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反对的意见。对于这宝贵的一课，我充满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