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5-17世纪的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兴起，掀起了一波以全世界为对象的探险考察热。最著名的欧洲探险家大概当数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詹姆斯·库克 (James Cook)，人称"库克船长"，曾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这一次系统的探险工作大部分是在真正科学精神下进行的，探险归来 (或壮志未酬) 的英雄如同做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一样受到社会尊重，其中也不乏瑞典人的身影。
在博物馆内外寻找他们的足迹，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非常喜欢斯京和Uppsala等地的许多博物馆，小巧精致、藏品丰富，富有历史性、知识性、科学性、专业性。特将近年的游览心得及发现的宝物汇总展示于此，图为佛兰芒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史上第一本世界地图册的制图人Abraham Ortelius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1579年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现存Uppsala大学Carolina Rediviva图书馆。
17世纪初欧洲列强纷纷抢滩殖民美洲新大陆，正处于强盛时期的瑞典帝国也参与其中，于1638年在北美东海岸德拉瓦河流域建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北美殖民地"新瑞典"，从当地印第安部落手中购买了由现在的由德拉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西泽州的部分地区组成的一大片领土。新瑞典的定居殖民者向当地人介绍路德新教，他们建造的北欧木屋后来成为北美最流行的建筑风格。新瑞典是众多欧洲殖民地中最后、人口最少、殖民时间最短的一个，只存在了17年后就被荷兰人夺走，但瑞典传教士仍停留了很长时间并在那里收集文物和标本。
林奈的使徒
在谈到瑞典近代的探险家时，不能不提及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现代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尔·冯·林奈 (Carl von Linné，1707-1778) 以及他的学生。18世纪许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带回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命名现象随意混乱。1735-1738年间林奈先后在瑞典北部Lappland和欧洲大陆考察，搜集各种植物标本并进行分类。他在1735年的分类学手稿《自然系统》中，首次提出以植物生殖器官进行分类的方法，并且在1753年的两卷本植物学著作《植物种志》引进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双名法，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后来将其扩展到动物界，因此被誉为"植物学王子"和"北方博物志"。
林奈将现代人称为智人Homo sapiens，即"有意识的人"。他于1758年在第十版《自然系统》中将自己指定为Homo sapiens的正模标本，该份标本 (遗体) 现保存 (埋葬) 于Uppsala大教堂内。尽管自欧洲游学归来后林奈一生再未跨出瑞典国界，然而在担任Uppsala大学教授和校长期间，他带出了数以百计优秀敬业的学生，??其中约20位最有前途和奉献精神的学生被称为他的"使徒"。在林奈的帮助和资助下，使徒们经常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动植物考察探险，图为在Uppsala大学Gustavianum校史馆和Stockholm大学地铁站展示的两幅行程路线图。
使徒们充当了林奈的眼睛和四肢，根据林奈系统收集整理新物种，并将林奈分类系统传遍全球。两三百年前这样的旅行十分艰苦危险，其中七位使徒在探险远征中丧生。瑞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海外探险等都能寻找到他们的踪影。第一位出征的使徒是43岁的Christopher Tärnström，他于1746年搭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Calmar号帆船前往中国，但在途中的科恩岛死于热带病。
1748年第二位使徒Pehr Kalm前往北美，他花了两年半时间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加拿大的动植物群。林奈的《植物种志》收录了700多种植物，其中至少有90种是Kalm在北美之行中发现的。1750年左右，Olof Torén和Pehr Osbeck作为帆船牧师，先后乘坐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希望"号和"Carl王子"号帆船前往中国广东，后者经过历时三年的考察，带回900多种在南中国和爪哇岛发现的植物新物种。
1768年林奈的得意弟子和大女婿Daniel Solander与曾任皇家学会会长的英国植物学家Joseph Banks乘坐库克船长驾驶的"奋进"号帆船前往大洋洲航行，成为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瑞典人。另外，1770年代Anders Sparrman前往中国、澳洲、非洲大陆，并参与库克船长的第二次环球旅行，斯京民族学博物馆中最早的非洲藏品就是他从非洲带回的；Carl Peter Thunberg前往南非、爪哇岛和斯里兰卡，最终到达日本，是第一位抵日的瑞典人。使徒们归来之后发表了旅行记录并撰写了科学报告，引起了科学界内外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极地探险家
19世纪后半叶常被称为极地探险的英雄年代，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南北极地极大地激发着时代的幻想热情。Adolf Erik Nordenskiöld (1832-1901) 是一位出生于芬兰的瑞典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和北极探险家，他最大的成就是率领探险队于1878-1880年间乘坐Vega号探险船，首次通过从大西洋沿欧亚大陆北岸至太平洋及苏伊士运河环绕亚洲航行，从西到东打通了东北航道。他发展了科学的极地探险方法，发表了大量地理和地质考察结果，在芬兰和瑞典被视为民族英雄及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
A. E. Nordenskiöld收集的历史地图集现藏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并于1997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图为位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RM一侧的Vega公园和纪念碑，1930年为纪念航行凯旋归来50年所建。纪念碑的三个侧面分别为A. E. Nordenskiöld雕像、他的北极航行纪录以及Vega号探险队成员名单。
Vega号是一艘具有70马力蒸汽发动机的三桅帆船，1862年建于德国Bremerhaven。Vega号船长Louis Palander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曾到北极地区航行多次。探险队成员和水手共有21人，其中包括医生、水文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等七人。1878年6月22日，Vega号蒸汽动力帆船与另外三艘船离开瑞典南部港口城市Karlshamn，沿挪威西海岸北上，然后沿西伯利亚北海岸向东，8月19日到达欧亚大陆最北端的切柳斯金角。
考察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度过了长达10个月的冰封越冬期，和与世隔绝的原住民楚科奇人建立了友好关系，A. E. Nordenskiöld等专家对当地进行了深入的地理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民族学研究。直到1879年7月，Vega号才继续航行进入太平洋，于7月18日到达白令海峡。随后他们继续向阿拉斯加和日本航行，经苏伊士运河返回瑞典。在经过22189海里的航行后，于1880 年4月24日22时到达斯京，完成了环游欧亚大陆的历史性壮举，图片为斯京民族学博物馆 (Etnografiskamuseet) 收藏的Vega号模型。
1858年A. E. Nordenskiöld移居斯京，成为NRM (左图) 矿物学部的教授。在Vega号探险之旅前，A. E. Nordenskiöld曾参加了九次北极圈内的科学考察活动，如挪威冷岸群岛Svalbard、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喀拉海及叶尼塞河等地，其中七次是他领导的。1870年A. E. Nordenskiöld率领探险队前往格陵兰西海岸，在那里他们发现了15个含镍铁矿石，最大的一块重达22吨，现置于NRM旁 (右图)，两个重量为6.5吨和4吨的较小的铁矿石分别存放在哥本哈根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
19世纪后半叶瑞典工业化时期的国王Oscar II热衷于北极探险，他资助了包括A. E. Nordenskiöld的Vega号远航和格陵兰考察、Salomon Andrée的北极热气球探险，以及挪威探险家Fridtjof Nansen的前进号北极之旅。1880年当Vega号完成打通东北航道的探险使命回到斯京时，从A. E. Nordenskiöld到最年轻的水手，每个船员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斯文·赫定的15岁的少年。虽然这次探险得出结论东北航道并不适合商业航运，但作为副产品的对于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却极富成效和具有深远意义。
国王Oscar II向A. E. Nordenskiöld、Vega号船长Palander及所有船员分别颁发了金质或银质Vega奖章，1880 年4月24日这一天被命名为"Vega日"。1903年Vega号在格陵兰西北部的海域失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海底。Vega号遗留的汽艇后来被A. E. Nordenskiöld在斯京群岛上使用了很多年，现在被斯京海洋历史博物馆收藏。左图是斯京舰船岛上为A. E. Nordenskiöld及Vega号探险队成员竖立的纪念碑，右图是位于斯京老天文馆1930年竖立的Vega号纪念碑。
在19和20世纪，A. E. Nordenskiöld家族中还出现了多位考古学家和科学探险家。他的长子Gustaf Nordenskiöld (1868-1895) 是对美国科罗拉多州梅萨维德国家公园中的古印第安阿那萨吉人遗址进行科学考察的第一人，其研究资料现存芬兰国家博物馆。A. E. Nordensiöld的外甥Otto Nordenskjöld (1869-1928) 于1901-1904年间带领瑞典探险队搭乘南极号探险船远征南极，收集了珍贵的地理和海洋生物样本，南极大陆多处地点以他的名字命名。
走向西域
斯文·赫定 (Sven Hedin，1865-1952) 是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探险家、摄影家和旅行作家，由于少年时代亲眼目睹A. E. Nordenskiöld从北极探险航行中凯旋归来，激发了他成为探险家的志向，成年后赫定师从德国地理学家和中国学专家、"丝绸之路"名称的首创者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前往中亚的四次探险考察中，赫定踏足地图上中国西部大片空白地区，发现喜马拉雅山脉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及象泉河的发源地。他还发现了新疆罗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楼兰古城烽火台的遗迹，因此证明长城曾经延伸到新疆。楼兰所在的那片罗布荒漠，也成为全世界探险家、考古学家们趋之若鹜的乐园。赫定重新发现了丝绸之路，从而填补了西域文明的空缺，被誉为"西域探险之父"。
赫定是第一个在探险过程中聘用当地科学家和研究助手的欧洲科学探险家，也是发掘中亚古代佛教废墟的第一人，他去世后出版的中亚地图集是其毕生工作的结晶。1905年瑞典-挪威君合国解体，社会急据动荡，大量居民移民北美，瑞典急需时代英雄和重塑民族自信心，赫定就成为这样一个象征。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国际声誉的瑞典人，曾与19世纪下半叶的诺贝尔齐名，1902年他被瑞典国王Oscar II授予最后一位无冕贵族头衘。赫定终生未婚无子女，他身后安葬在斯京市中心的Adolf Fredrik教堂墓园的家族墓地。图片依次为赫定的现存斯京贵族院的贵族盾牌、墓志铭和墓碑。
1926年冬，花甲之年的赫定第五次抵达中国，率领中国、瑞典、丹麦、德国学者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了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为期八年的等综合考察，写出了长达55卷的《中瑞考察报告》。 在结束了西北科考行程后，回国途经西伯利亚，赫定这样写道："闭上眼睛，我仍能看到大地舞台上那一幕幕令人神往的场景——我看到一队饱经风霜的蒙古人，披着沉重的皮大衣，戴着皮帽子，他们骑着精神的小马和暗褐色的高大的骆驼，牲口额前随风漂动着白缨，我看到四面八方的沙丘起伏延伸，像一片凝固的波浪指向了远方的地平线，金红色的余晖覆盖了整个原野，夜色渐渐降临，一切都沉入寂静之中时，在远方仍隐隐传来驼铃声……"。那年，他已是一位七旬老人。
根据两国协议，科学家们将考察所得文物带回瑞典研究，事后归还，这是中国首次争取文物的归属，瑞典也成为第一个归还中国文物的国家。1952年赫定以87岁高龄逝世，他在遗嘱中将其著作版权及大量私人遗产捐赠给KVA瑞典皇家科学院，并开放他的所有材料供后人研究，这些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斯京民族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赫定基金会的总部，左图是博物馆中"赫定角"的赫定塑像，右图是他的探险用品。
民族学馆除了几个展厅外，大部分藏品都按种类存放在不同的柜子里，从A到Z，每件都有编号，但不区分时间和捐赠者。需要进入博物馆的数据库一件件查找，很花时间和精力。赫定的藏品就分散在不同的柜子里，但U区中似乎都是他从西藏、印度等地收集的佛像、佛经和其他佛教用品，他从伊朗收集的文物存放在另一间历史博物馆。赫定在五次漫长的中亚之旅中，在考察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同时，重拾散落在大漠黄沙中的珍宝，将曾经被忘却的古老文明重新展现于世。
在考察途中，赫定还要从事绘图、采集岩石和植物样品，进行天文观测、气象调查和测量海拔的工作，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商业、道路以及其他情况，并用摄影和速写记录沿途的地貌、庙宇、人种、民俗等，他留下了5000多幅记录性绘画、1000多张照片等极为重要的图像资料。
1930年，赫定率领的西北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一万余，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4422枚、地湾2383枚、大湾1334枚。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乃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为重点发掘地区。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汉简以木制为主，根据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居延汉简与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一起，并称20世纪中国档案界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故宫文物及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都已运往南京，而藏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却无人顾及，后来才被学者从日军的刺刀下抢救出来，先后转运到香港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1965年运至台湾，这批汉简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左上图是迄今出土的汉简中保存最完整的共77支简册，右上图为诏书，左下图为桃符，右下图为残简。
考察归来之后，赫定写下了《丝绸之路》、《新疆沙漠游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著作，他的探险著作与探险活动本身一样重要，其回忆录《我的探险生涯》被国人称为"科学的《西游记》"。赫定开创了这样一个先例：每次探险结束之后，他要写出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种是科学考察报告、一种是通俗的探险游记。1913年赫定48岁那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坐第六把交椅。他于1912和1913年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担任文学院院士期间，曾先后提名六人为文学奖候选人。
1938年，赫定与其他三人共同提名的美国作家赛珍珠 (Pearl S. Buck)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出生后四个月即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40年，由于对中国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及传记方面的杰作，她成为文学奖第四位女性得主和第二位美国得主。赫定还于1939年提名胡适、1940年与赛珍珠共同提名林语堂为文学奖候选人，胡适和林语堂也是20世纪上半叶获得文学奖提名的唯二中国人。
中国的古纳
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20世纪初他曾随同Otto Nordenkjöld先后两次参加南极考察，他们二人均为Uppsala大学地质学博士，考察归来后合著《南极》一书。继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遗址之后，欧洲各国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冒险家，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田野考古学家，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涌进远东，特别是中国大陆。由于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1914年北洋政府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协助寻找可由国人掌控的新矿产，并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及地质陈列馆的筹建等工作。
安特生与留英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上图是安特生1918年摄于河南及丁文江赠送给他的照片。期间安特生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他来华后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龙烟铁矿，为此获得大总统黎元洪的嘉奖 (左下图)。直到1926年回到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安特生在华工作时间长达12年。右下图是1930年代安特生最后一次前往中国时，与负责考古工作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合影。
作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趁北洋政府委派之便，他沿黄河流域进行地质考察，收集到很多古生物特别是脊椎动物的化石。由于安特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朋友、有"瑞典古生物学之父"称誉的Uppsala大学教授维曼 (Carl Wiman) 派来了自己的学生、年轻的奥地利学者师丹斯基 (Otto Zdansky) 协助他工作。1922-1923年间，安特生与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一同在山东蒙阴发掘出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经师丹斯基鉴别为一种从未发现的蜥脚类长颈恐龙，也是该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一种恐龙化石，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斯氏盘足龙" (Euhelopus Zdansky)。
20世纪初，各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人类起源地，其中一个观点是中亚起源说。1921年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产自别处的石英，意识到该处可能有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因此安排师丹斯基前往，在著名美国古生物学家谷兰阶 (Walter W. Granger) 指导下从事发掘工作，1923年师丹斯基发表了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初步报告。1926年，在瑞典王太子Gustav VI Adolf访华之际，安特生宣布了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引起巨大轰动。
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即后来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 (Homo erectus) 的远古人类化石。"北京直立人"和"斯氏盘足龙"拉丁文学名都是根据林奈双名法命名的。图片分别为Uppsala大学进化博物馆收藏的斯氏盘足龙化石，北京猿人牙齿和头盖骨碎片化石，以及复原后的头盖骨。这是中国古代脊椎动物在境外最丰富的收藏，左上图是世界上唯一一具完整的斯氏盘足龙骨架。
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得到政府许可之后，1921年10-12月，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在河南仰韶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史前文物，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打破了当时流行于西方考古学界"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袁复礼后来还加入了赫定发起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并担任中方团长三年。192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国远古之文化》的著作，首先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在瑞典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古纳" (Kina Gunnar)，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后来安特生又与中国学者一起，陆续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根据中瑞两国协议，安特生将其在仰韶发掘的约三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进行研究，并在1936年前将其中的一半分七次送还中国，但大部分因战乱等原因不知所终。为了存放这批仰韶文化陶器，1926年回到瑞典后，安特生在斯京建立了东方博物馆 (Östasiatiskamuseet)，现仍有400多件收藏于此，同时还有部分龙山、马家窑、半山等遗址的出土文物，件件都是国宝。安特生自认为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一是南极考察、一是在中国的工作。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他与丁文江等人一起，打开了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
当时的瑞典王储Gustav VI Adolf是一位知名业余考古学家，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特别钟爱中国文物。他和其祖父Oscar II一样，倾注全力支持和赞助瑞典考古学家的考察发掘工作，对于开展瑞典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起了巨大作用。1919年安特生为其在中国的"自然史考察和采集计划"致信Gustav VI Adolf寻求经费支持，在其帮助下成立了以瑞典企业家和赞助商Axel Lagrelius为主席的"中国基金会"，该基金会为安特生、维曼、师丹斯基在中国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资金支持。1926-1927年间Gustav VI Adolf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在安特生的陪同下访问了中国。
博物馆藏
东方博物馆现在已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东亚历史博物馆，共有大约十万件藏品，90%来自中国，其余的来自日本、朝鲜、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其"中央帝国"展厅展出中国自商周至明清历朝历代的文物，每件展品均标明出处。Gustav VI Adolf私人收藏的约1600件中国文物全部捐给了东方馆，如左上图的宋朝女人头，是在陕西的一个道观中发现、从上海南京路购得，放在展厅最醒目位置的镇馆之宝。还有右上图的汉代画像石、左下图的唐代仕女陶俑、右下图的清瓷等，都是Gustav VI Adolf的藏品。
斯京地中海博物馆专门收藏地中海国家和中东的文物，其前身是埃及博物馆和塞浦路斯博物馆。1927-1931年间，由Einar Gjerstad (1897-1988) 率领的瑞典考古队在赛浦路斯全国的30处遗址、375个墓葬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历史涵盖石器时代至罗马时代。岛国塞浦路斯几千年来受到地中海地区各种文明的影响，以希腊文明为主。在各地出土的文物十分接地气，具有希腊、中东、埃及多种风格，与罗马的美女俊男雕塑很不相同。特别是女性陶俑双目突出，与成博新馆中看到的古蜀人陶俑神似。Gjerstad是研究塞岛史前文明的专家，1923-1924年间他曾骑车环岛考察，于1926年以题为《史前塞浦路斯研究》的论文在Uppsala大学通过博士答辩。
1917年在Gjerstad的提议下，成立了以对这一地中海岛国进行考古发掘为目的的"瑞典塞浦路斯委员会"，由王储Gustaf VI Adolf担任主席，并获得大笔私人捐助。在当时瑞典驻塞外交官的协助下，获得塞岛宗主国大英帝国批准，Gjerstad带领另外三位考古学家前往赛岛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发掘，四年后凯旋而归。18000件出土文物分别藏于塞浦路斯国家博物馆和斯京地中海博物馆，大大提升和丰富了塞岛国博的收藏。其中12000余件藏品运到瑞典，成为塞国境外最重要的收藏，在斯京地中海博物馆的咖啡厅内也摆放了很多文物柜。左上图是1930年Gjerstad (右一) 与他的三位年轻同事摄于赛岛，其余三图均为博物馆中展示的出土文物。
无论是A. E. Nordenskiöld、赫定、安特生，还是林奈的使徒们，在他们探险考察的旅途上，如影随形的是饥饿、寒冷、风浪、孤独、恐惧，甚至死亡的威胁。而支撑他们的动力则是对探索与远征的向往、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以至于到了痴迷的程度。作为维京海盗的后裔，或许他们天生骨子里就流淌着冒险家的血液。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并且青史留名。如同赫定写下的："无边的思绪载着我在夜空中翱翔。繁星如钻石一样闪着微光，它照耀着我们，也照耀着我们居住的这颗行星。它不屈不挠地向着不知名的目的地漫游，向着那片神秘永恒的宇宙深处飞去。" 本文图片均为笔者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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