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发展观》谈起：
有人打出《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里程碑。让诸位大师研究一下：什么是真正符合科学的社会发展观？
学者们观察到印度、南非、台湾政权的非暴力变更，並不一定需要透過枪杆子、暴力革命才能達成。而观察到苏联政治经济崩溃的学者反對走从社會主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的概念。一些理論家已经根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也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
剩余價值理論將一個產品的價值只與其所需之社會勞動掛勾。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置鹽信雄則证明在真實工資不變的前提下，技術創新能提高利潤率。馬克思所提出剝削勞工是資本家利潤唯一來源的理論也會因此受到质疑。價格與利潤就不再单单由商品的成本及剩餘價值決定，还决定于市场性状、供求关系、技术领先程度、消费者情绪等等。然而如此一來馬克思《资本论》用以架構整個商品生產過程理論框架的大前提，必然是錯誤的，至少是严重不足的。其结论也必然是偏激的、误导大众的。尤其令信众大失所望的是：在苏联、东欧、中共建立的共产国家里，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还是被党国、权贵、国企民企的领导集团更残酷的剥削走了！马克思寄予全部希望的公有制，在中国彻底实现后才知道，必然变成党有制、干部所有制，更加腐败、更加低效，不惜国家亏损，‘转进’了管理者腰包。更可笑的是：所谓美好明天的空中楼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一百多年了，不但实现不了，连‘基本脱贫’都是正在吹嘘的‘伟大成就’。
只会古板背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而对现代实用经济学不愿接受的共党，当然不明白在资源短缺的现实社会，才会产生解决资源分配的《经济学》：平均分配不但没有前提条件保障，而必然造成普遍的贫穷。毛氏人民公社就是活生生的失败案例！至于‘计划经济、票证经济’的僵化和危害，经过苏联、中共的几十年实践，已经是无人不受其害了。再也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了。在亿万过来人的血泪史证明之下，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再也无法骗人的鬼话了。
还是这句话对：不管是马说的，还是毛克思、希克思说的都不能就相信：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它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主要是当代），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政治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 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一些学科，如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军事学等学科是典型的狭义上的社会科学。而有些学科，如历史学，则是狭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交叉，通常归类为人文学科。广义的“社会科学”则包含了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不可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去类比。鉴于下述的原因，使得许多研究结论容易陷入谬误：
1. 社会历史现象内在的错综复杂性：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事物（或社会历史现象）一般都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受众多自然和社会变量的制约，而这些变量之间往往又是彼此相关的、非线性的关系。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都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事物的产生往往由偶然的事件或个别人物作为导火索，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模糊性；社会科学往往又较多地涉及“应该”“愿望”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判断较强地依赖于观察者的思想动机，受到众多内外变量的制约，表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和模糊性。人们很难从这些随机因素背后找出必然性因素，很难从思想动机中发现其客现动因，这就给社会科学进行精确、客观的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而只能大量地采用定性分析的手段。
2. 对未来实证和分析手段的依赖性：
过去和现在各种社会科学的结论正确与否、可实际应用与否，有赖于实践后得到的结果是否符合社会多数人民的需要。另外，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科学就难以在精确性和客观性上取得重大突破。这是由于一般社会事物都是建立在众多自然事物的基础之上，或者与众多自然事物相联系，因此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往往涉及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状态。
3. 研究者（如马克思等）的主观性和时空局限性：
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和评价要受到众多主观因素（特别是感情因素）的制约，而这主要取决于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各种社会科学因而很容易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这种由利益关系所引起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民族感情和阶级感情），诱导人们形成非中性的、非客观的、非理性的观察态度，这就容易形成代表不同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社会科学”，而且互不妥协，各自为政，从而严重阻碍着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4. 即时难验证性：
社会事物一般有较长的运行周期，且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有些社会事物的运行容易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并会引起一些不可预测的灾难，因而难以进行重复性实验，许多社会科学的假设、预言难以在短期内和较小范围内得以验证。
5. 社会科学不可以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所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基本的数理逻辑为假设前提，并采用精确理论、实验手段和科学语言来最大限度地避免研究前提的主观性、模糊性。它的基本特点是：
①、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
②、推理运算必须遵循严密的逻辑程序；
③、结果必须经得起严格的实践或实验的检验。
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整、客观、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及思维的本质与规律。直至目前和将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社会科学还没有足够合用的、专用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希望未来会有突破：只有实现了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才是真正成熟的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总体趋势是客观化、精确化和系统化，在本质上就是“自然科学化”。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是“应然性”问题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自然科学所涉及的是“是然性”问题即“客观是什么”的问题，而这是两个不同本质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研究，因此社会科学根本不可能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来发展。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没有灵魂和自主意识的自然物，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具有灵魂和自主意识的人类。事实上，“应然性”问题将来可能同样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因为从本质上讲, “应然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大值”或“极大值”优化选择的问题，这在数学上、人工智能上并不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因此，“应然性”与“是然性”的差异并不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不能作为否定社会科学实现自然科学化的理论根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某种程度的交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社会不管怎么复杂，终归是自然的产物，它与自然界在更高的意义上是同一的。人类不管怎么超感性、超物质，终归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与神秘性最终有可能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来充分地、精确地、客观地揭示和描述。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终都将互相促进，尽管不可能完全融为一体，至少可以尽量消除当前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主观性、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广泛综合性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理论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速度。尤其是70年代出现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等，为把自然科学推向生物界、进而推向人类社会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使我们逐渐消除了对人类自身的神秘感和社会科学的敬畏心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向。目前许多社会科学问题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性，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来打通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通道，或者没有架起一座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政治需要、经济需要、价值观需要、优化结论、领导者主观判断等等之间经常有很大差异，实际上的影响因素还远远多于这些。长线、短线社会的走向都有很大不确定性。不是马克思简单的螺旋式上升曲线可以描述的。例如：宋襄公打仗就不依最优方案，还没学过孙子兵法，其主导的战争的结果，就不是自然科学算得出来的。毛泽东搞大炼钢铁用自然科学无法解释，而且毛氏文革究竟要搞几年？对经济造成多巨大的损失？当时也无法预判。
说马克思主义不像科学，而更像一个信仰系统，相信读者们已经不会太感到意外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并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现象做出预判。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其简单化的描述。拿元末农民起义作例子：粗略一看，朱元璋代表被压迫的农民和被压迫的汉民族打倒了代表蒙古贵族的元朝。不是很合乎马克思主义论述吗？可是农民阶级并没有真正胜利和根本没有解放。真实结果只是朱元璋集团的新贵族，取代了蒙古贵族，继续来压迫中下层农民。于是马克思把全部希望押在公有制身上，说只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了。在中国和苏联、东欧实际发生的却完全相反：干部、党成了新的生产资料支配者、即实际拥有者。不仅人数比地主多得多，役使、打骂农民比地主更凶狠，生产的粮食只能以国家规定的很低价钱卖给国家，比地主霸道太多了！和农奴一样，农民还不准跑到城市、外地谋生，甚至灾年也不准逃荒。共党更无所不用其极地压迫、剥削、饿死广大农民。这些连马克思本人都不一定设计得出来。
一切用‘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就把任何暴政说成光荣伟大正确，解释力用洗脑来补强。一切搞得农村积贫积弱的理论和政策是罪恶，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科学‘。若要人相信，需要封闭式反复的宣传、灌输，以形成“信念”（faith）或‘信仰’。出于信念，个别人或一群人可以盲目相信某事物为正确、正当。不过信念也分两种：不可靠的、先验性的信念是只基于个人主观认可或群体认可；而后验性的信念则是基于可反复检验的证据的。所以中共不断强调要有‘信仰’，为信仰献身、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党的其实只是高干们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是无意或有意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预设立场来秉持、诠释和推广他们心中的发展观，而不是严格地凭借科学所要求的坚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推理去检验它是否谬误。百年前建党时唯一的论据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国后，则只是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胜利。苏共和中共建国后大量经济上、治理上的失败事实，则被禁止用作检验共党理论是否正确之用，并予以各种借口掩饰过去。掩饰不了就镇压，图穷而匕现：例如89年调30万机枪坦克虎狼之师进京，屠杀大量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工人的六四惨案。说是“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现在，二十年早过了，是不是又要杀二十万？这样的体制能说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的吗？
在共产主义专政体制远未能确定比现代西方主流民主体制更符合人民需要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的范本苏联，政治、经济都已崩溃的事实面前，中国人还怎么能够主观断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绝对化、排他性的结论显然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实证的。这样只凭借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立场而忽略科学的客观证据的现象在中国的领导层、基层领导者中间比比皆是。包括有名的‘两个凡是’。中共的头头时而教条，时而修正，时而极左、时而极右，出尔反尔。无他，为自己的错误找理由、拼凑出继续把持权力的‘合法性’而已。
共产主义理论不是科学，它是一个用科学的外衣包裹的、与奴隶主义哲学相互倚重的信仰；在科学的范畴下，共产主义社会充其量是一个海市蜃楼的广告、宣传，是一个等了一百多年还没见成真的谎言、望梅止渴式的骗局。而且是一个完全不具科学性的、使用错误理性的假说，是一个必须靠相信它的人联手发布声明和国家机器镇压来维持的假说；由于严重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持，可能它将永远也无法自圆其说。共产主义这具百年魔怪，早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垂死挣扎。时至今日，在俄国、东欧、包括中国，已经没有真信它的人，只有假装‘不忘初心’、假装笃信它的人。有识之士，应该重新检视一下它的合理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