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妇女的族权父权夫权被复活
从七十年代末崛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它将原本集体共生的农村人民社会再次切碎、逐回复活了小农经济生态。伴随着的，是从九十年代国家逐渐开始将市场化经济作为“关键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以来，农村地区的农民们逐步被迫进入了长期无序的“农民工外逃找工”。可谓“不分男女老少”得将农村劳动力推向了东部沿海，把一座座大山、乡村基层留给了不具劳动作业能力的高龄老者和初生孩童。也正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众多山区和乡村成为了毒品、艾滋病、卖淫、黑社会藏匿军火的深窝——也是拐卖妇女儿童的据点。诸多“童养媳村”、“收儿村”，刻绘了改革开放后太多偏远农村的画像。
被爆出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小村，在当地是个出名的长期大规模拐卖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的据点。那个几千人的村子其实只有三个残疾人，而一些正常人因为很难讨到钱，于是想到找残疾小孩代为乞讨，而他们坐收渔利的办法。这也叫“带乡”。那些被雇佣去乞讨的儿童叫“乡”，雇佣者叫“乡主”，寻找带出乞讨的过程叫“带乡”。约从1993年开始，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的村民陆续开始在邻村、邻县甚至邻省物色年龄尚小、智力正常的儿童，对这些儿童肢体进行摧残，令其残废后，将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乞讨………这就是农村被抛弃后、自生自灭的极端典型，非常残忍，非常可悲。
在改开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化”来解决问题，即：让农村的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然而，根据少部分良心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农村山区的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无语凝噎…...
而且，不论是被父母遗落在农村的孩子、还是被父母带到城市里跟着打工的孩子，都面临被拐卖的风险：农村的拐卖村与城市里的“梅姨”们，组成了利益链，一度还出现了大批亲生父母被迫卖小孩的惨剧……
一如改革开放后卖淫等黄色产业链死灰复燃，走资派给出药方“只有卖淫合法化才能减少妇女被拐”；待黑社会死灰复燃，走资派又给出药方“只有枪支合法化才能减少黑社会组织”……
资本自由化思潮下，精英们一方面拼命地将农村推远，一方面还要污名化被推远后而产生乱象的农村，如“穷山恶水出刁民”，如“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私有制的复活，让一切社会关系都迅速沦为买卖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拐卖妇女儿童这样的犯罪行为，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其本质是东西部城乡的分离、社会阶层的撕裂。当原生家庭单位在社会鸿沟面前遭到破碎，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妇女问题等皆是如此。当这些弱势群体在商品化社会里遭遇到了购买力的凌辱，所有的悲剧都显得那样稀松平常。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滑坡，必然带来的就是农村文化的崩塌和农村人群精神层面的彻底贫化。“封建性”、“宗族性”，亦开始在农村地区重新升起。传统糟粕伦理里，那种对于妇女的刻板映像及约定俗成的人格设定，开始再次影响着中国的农村妇女群体，拐卖的黑手随即伸来。对妇女的固有角色设定，大大限制了农村年轻女性、乃至幼女对自我价值的追问，使她们被贬为任人操弄的工具。这个过程中，从精神控制到殴打恐吓关禁闭，作为中介的人贩团伙和作为买主的男权组织都占据不可撼动的主动地位。
关于自我价值，许多农村女孩首先就表现在对于这个概念的模糊与不解；其次，农村女孩对自我价值也缺乏理性判断，各方面思想观念其自身就相当地趋于保守。她们甘愿被父权、夫权、宗族权所压迫，于是形成了严重的情绪压抑，
让人痛心的是，昔日在毛主席麾下，中国女性已经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挣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在人类发展史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首先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来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或女权主义者也从方方面面论及了妇女解放问题。
但第一次做到真正从彻底解放劳动力和彻底砸碎权力束缚的角度去拯救妇女群体的，只有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早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职业、交际、娱乐、名分”差别的原因，在于“社会罪恶”。因此，妇女解放要从社会入手、从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经济自立。
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后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此事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长沙《大公报》当时为此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年轻的毛泽东本人则在十二天中连续发表九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的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理论雄文具体阐述了中国的妇女问题，从七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如果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的标志，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可言之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的开端。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五十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五十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杀血路的深化，原有妇女发展模式受到了太多的冲击，包括与人口危机相伴生的妇女就业危机，比如妇女就业保护与企业效益的冲突（怀孕就业歧视、妈妈就业歧视），比如国家保护妇女政策与企业家自主权的冲突，比如对女干部比例保护与公民民主权的冲突，等等。
封建性与宗族性在农村地区死灰复燃，其实也是“拐卖潮”中极为核心的缘由。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农村的宗族活动便逐步恢复，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其宗族活动的重现往往越早。至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宗族活动已经非常普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高潮。
江苏省的宗族活动在1985年恢复出现，且也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首先开始的，其中就包括徐州。到九十年代中期，封建宗族活动已遍及江苏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皆以修谱为主，修建祠堂和祭祀之风开始兴起。自从1986年苏北泗阳的周氏宗族修好新族谱之后，直到2002年每年都有新宗谱问世，尤其是苏北地区到上世纪末修谱活动已演变成普遍现象。
1994年，徐州市举办了首届彭城文化节，其中组织者以“彭城为彭氏宗族发源地”这一事实，号召海外彭氏宗族返乡寻根祭祖，同时又以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地沛县为组织者号召海外刘氏宗族返乡寻根祭祖。
当时这一文化活动使得海外彭氏族人极为震动，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并且专门在马来西亚召开了一次“世界性家族会议”，还特邀徐州市市长率团参加。会议成立了“世界彭氏家族联谊会”并选出了第一任主席，设立了“大会永久秘书处”还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性大会……。
随着江苏省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苏北地区逐步抬头的基层宗族势力也逐渐通过挂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组织，扩张着行政与财政实力。日积月累之下，在基层层面实质已经诞生出近似于旧社会地主阶级般的地方政治势力。他们会垄断当地的基建、司法、教育、外联，如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以徐州丰县为例，县委书记娄海和县委付书记/县长郑春伟，竟然都是徐州本地人、都是徐州当地政治力量孵化培育的干部……同时，徐州丰县不仅存在盘根错节的地下宗族政治组织，甚至已经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地主阶级复活运动”：
这次的“丰县八孩事件”的男主角董某，“董”这个姓氏就让人对当地宗族生态下的司法与人权状况十分担忧。因为董氏宗族在当地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在丰县欢口镇生存繁衍了近六百余年，有着近五十个个村庄，是个有宗祠和祖陵的大宗族。很多闹剧，真的不是没有关联的。地方宗族势力的做大，必然会导致政府在基层的执政根基被弱化和破坏。宗族就是政府。
长此以往，党纪国法全部让位于血缘纽带控制下的宗族封建人情，在这种生态中繁衍出的行政、财税、司法，必然都会脱离于政府组织的把控，而无限制地向门阀金字塔顶端的宗族大家长、宗族族首聚拢。
关于这些，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早在其中给出过分析：地方门阀享有仕宦、门荫及释褐上的各种特权，为其家族累世参与政权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证，还格外重视士籍，强调婚姻须门当户对，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利益集团。门阀制度从法理上和观念上会天然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层，造成当地的国家重要官职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限制了社会阶层流动。
探究过去四十年间中国诸地基层宗族门阀的崛起，归根结底还是私有制的复活，导致在利益（土地、资源、政权）面前形成了封建式的抱团，令地主阶级变相地以所谓“乡绅”“乡贤”的形象死而复生。
而女性处于国家治民与宗族成员的双重身份之中，自然也会同时受到国家成文法体系与宗族法体系两种规范的双重作用。当两者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地方生态中都处于绝对的人治和失序，女性的人权就会遭到灭顶的打击。
像徐州八孩事件，单靠董某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夫妻安家、户口落定、政府补贴等一系列行政手续且完全不受到外界的知悉，这里面只可能是依托于门阀势力的庇护操作。
过去四十年，诸地方宗族在所辖范围内首先是基层社会的一个组织单元、人群实体与权力实体。作为基层组织单元，它通过近乎于“里甲制度”的实际控制力，掌控着当地的国家行政机器。
作为一个资源丰沛、根基深厚的权力实体，宗族势力会通过经济文化优势把控地方产业经营、文教治安各领域。从土地农田的划分、鱼塘桥梁的承包，到KTV网吧洗脚城等娱乐场所的经营权授予，一切政治经济权力都在宗族的掌控之下。
在这样的框架内，被贩卖至此的年轻女性和儿童，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或受到武装层面的禁锢（殴打、关押）或受到食宿方面的限制（担心离开了此地会没饭吃），被拐卖者往往只得被迫扎根。
无论在女性的人身还是财产方面，宗族都拥有为国家法律所承认的极大支配权，且会在国家法律并未明确授权的灰色地带或基层事务方面，也由于基层官衙大多出于行政效率的现实考虑，鼓励宗族内部自治，导致宗族权力更加膨胀。
2017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引发舆论关注。重新强化党在基层的执政力度已经刻不容缓，铲除宗族门阀力量对党的力量的破坏，不仅关乎当地社会秩序，更在于其之于重新覆灭私有制及其衍生的低阶层流动率，有着重大意义。
鲁迅曾在《关于女人》中有这样的描述：“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有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 级的玩具……”
想想白鹿原里，宗族之上的女人有几个善终的：冷秋月被父亲毒哑，孝文媳妇活活饿死，田小娥被公公杀死（死后还要被用六棱塔永远压在白鹿原上）……白赵氏早就说出了真相：“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
在资本主义抬头乃至横行之处，一切封建的、垄断的、暴力的秩序，都会取代公平的、民主的、温情的秩序。
永远不要忘记导师的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让压迫妇女的族权父权夫权不被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