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小提琴的故事
2016年7月
这把小提琴的故事得从1962年秋说起。那时我是在南京十中高一年级，蓉姐刚刚从南大毕业，在物理系开始当助教。大概是苏州小提琴厂有一批小提琴直接到南大来销售，每把10来元人民币的样子，蓉姐就此买了一把。这把提琴比起市面上的小提琴要便宜很多，有可能是刚学做小提琴的人生产的次品。它比一般的小提琴要厚一点大一点，颜色也和一般的小提琴不一样，是一种发红的深棕色。我们家经济上一直不是很宽裕，到了大姐和蓉姐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钱上才不那么紧俏了。这把廉价的小提琴可能是家中出现的第一个奢侈品。蓉姐那时尚未结婚，仍住在我们小粉桥5号附15号的家里。
蓉姐一向喜爱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弦乐。如今有了自己的小提琴，就参加了南大工会组织的一个业余小提琴学习班，由霍曼练习曲拉起，从零开始。约莫半年左右，为了节约时间去“攀登科学高峰”以便“解放全人类，” 她就放弃了。这把小提琴就顺理成章地为我所有了。我从蓉姐那里听到了一星半点二手货的小提琴入门知识，深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开始拉起小提琴来了。原来小提琴这个乐器学起来十分困难。我耳朵的分辨能力并不好，手指的能力也很有限。音位拉不准，更谈不上悦耳。我吱吱啦啦地苦练着，从来没有放弃过，也从来没有埋怨过这把提琴的质量。别人听我拉的曲子，有在“杀鸡”的感觉，可我很自我欣赏，颇能陶醉其中。就这样，这把小提琴和我于1965年去西安交大上大学时一起到了西安。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我迅速成了“逍遥派。”那时我和郑清生同住在交大24舍三楼309室一间宿舍里。他也应算是一个逍遥派。他和我是好朋友，我们还一起步行长征过。他有一把质量不错的二胡，他拉二胡的水平也很不错，比我拉的小提琴声音动听多了。我开始向他学拉二胡。因为有一点拉小提琴的底子，而且二胡的两根弦比小提琴的四根弦要容易许多，我自认为学得挺快。不久就能陶醉在“江河水”“二泉映月”和刘天华的曲子里面了。我们常常把手绢塞在琴码和琴弦边做消音器，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打扰他人，另一方面更避免了过于流露我们倾注在音乐中的内心世界。
随着文革的深入展开，我这个逍遥派就成了反动学生了。从1967年底查抄我在宿舍里的箱子和抽屉开始，续以大小批斗会、游街、隔离等等，直至1969年春节前夕把我关进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用当时的语言说得生动一点，那就是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了千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1970年夏同班同学们都从交大毕业了，被分到了全国各地。1971年4月，我被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释放送回交大，在交大的一个造砖厂劳动。当年我所属的无线电系那时已改名为“自控大队。”自控大队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些我当年被抄走的和留在宿舍里的东西，算是物归其主了。可是，上大学时父母给我买的大牛皮箱子呢？还有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呢？
我向办公室提出了小提琴的事。他们回答说可以试试看，看看能否把这把小提琴追回来。不久后的一天，当时也在造砖厂劳动的鲍家元老师高兴地对我说：“小提琴给你找回来了，你到办公室去取吧！”我到办公室拿到提琴盒子打开一看，琴已是三道花儿开了。因为陕西太干燥，又多年没人照顾，琴把和音箱已分离，其它零部件也均散落在琴盒里。显然这把小提琴已经彻底地面目全非了。我后来不知是听谁说的，琴是从当时在宝鸡工作的同班同学罗大江那里要回来的。想来办公室的人还是花了一番功夫才能为我这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反动学生追回这把提琴来的。我本应该好好感谢他们。可我当时还是太年轻，吃了那么多亏，仍然本性不改。我毅然决然地说：“琴成了这个样子，我绝对不能接受！”就这样，这把小提琴就被搁置在办公室里了。
后来回南京探亲时，我把小提琴的事对父母说了。父亲说: “算了，我给你再买把好的！”1973年春我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进修时，父亲果然给我买了一把好得多的小提琴。父亲告诉我，这是他托南大乐队里的首席小提琴手买的。这人是天文系的教师，不但懂小提琴而且他夫人正好在寄卖行工作，不时会遇到卖小提琴的。他对父亲说：“等到有把好琴时，我就给你买！”听说父亲是用50多元人民币买下那把琴的。这是一把标准的小提琴，正宗的浅棕色，比原先的那把要小要薄。
在南京工学院进修完毕之后，我就带着这把新购的小提琴回到了西安。那时我在西安北关外的光明低压开关厂当技术员，住在厂房顶上的一间小屋子里。小屋子的外面就是厂房的房顶修建成的一个大凉台。傍晚，工人们下班之后，我站在那个大凉台上，面对唐朝大明宫遗址和广袤的关中平原，吱吱啦啦地拉起小提琴来，似乎又找回来了几分当年的自我陶醉的感觉。
大约是1974年底或1975年初，南大数学系的沈祖和老师到西安来设法帮我调回到南京去。他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去交大调我那份非同一般的档案。那时我已从厂里搬了出来，在厂旁边的含元殿村的一个叫沈荣富的农民家租了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土屋。有天晚上沈祖和回南京前来我的小屋看望我、和我道别。他提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兴致冲冲地对我说：“看，我把你的小提琴带来了！”看着那把被我拒绝接受的三道花儿开的提琴，我真是啼笑皆非。我本是借题宣泄我心中积郁的愤懑，想给交大出个难题。没想到他们趁沈祖和不了解情况把这一案给了结了。回想起来，我给原办公室里的好人出难题，只能说明我的幼稚。沈祖和老师的无知也算给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添加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
就这样，我从此就有了两把小提琴。那把旧的小提琴虽已三道花儿开，但音箱尚完好，我想如找到专业店，还有望能把它修复。这两把小提琴后来跟着我回到了南京，1979年我出国时它们就留在了南京。其后它俩按逻辑推理应该又回到了西安。日月荏苒，光阴似箭，1995年时隔十几年后我从美国再回到西安时，这两把小提琴已没有了踪影。我想，人生的命运尚且难定，何况两把提琴呢！我只是希望能为它们在我的心中画上一个句号。我问：“两把小提琴呢？是卖了，还是送人了？还是当垃圾扔掉了？”我再三追问，得到的回答都是：“真的不知道！”
这就是它们的命运，无法画上一个句号的命运。
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本来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不料琴虽然没了，可余音袅袅绕梁不绝。2002年6月我携老婆及五岁的女儿去成都，应邀在成都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讲学。那时罗大江早已离开了宝鸡回到了他的老家成都。受三个抗战期间在成都生活过的姐姐的影响，我能撇出一点四川腔，颇有些四川情结。大江和我当年在学校时相处得不错，文革中班上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之中似乎也没有他那只脚。从1968年我被关押隔离算起，我和班上的一般同学已有3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这次能在成都与他重逢，难免令人兴奋。6月14日那天，他和我在一个茶楼里从晚上聊到翌日凌晨一点多。17日他在公馆菜馆设午宴招待我们一家三口。无奈五岁女儿执意不肯赴宴；老婆因而也只有作罢。那天做陪的有大江的夫人王静思及两个儿子罗翀和罗旻，还有朱文章的女儿朱立。说起来，那顿午宴应该是我空前绝后所经历过的最高档次的了：由两排美女夹道欢迎，包间墙边站有一排美女作陪看着我们进餐，由经理当场向我介绍了专门为我准备的茶具及其名贵之处、专门供我单人饮用的茗茶及其名贵之处、以及专门为我当场按摩的按摩师及其等级和所获荣誉等等。然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一单独享受，真可谓不消生受。事后我向别人描述了那番情景后被告知，这顿午宴的总开销估计要5000元人民币的样子。
告别时，大江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关于那把小提琴，我当时只是想为你保存一下的。”我听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支支吾吾不知所云。我只是心里想，大江呀，我内心的深处真的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就是真的进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
2000年12月底，我和老婆及女儿在北京时，一时兴起，花了500元人民币买了一把二胡带回了美国来。当时想的是什么时候能重操旧技，再享受一下那自我陶醉的感觉。无奈500块钱花起来容易，真要能重操旧技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整日忙于挣钱养家糊口，这把二胡16年来只好束之高阁。而今我已退休，有的是时间了，我说什么也要把这把从小提琴演绎托生而来的二胡再拉起来。只是1967年在交大24舍309室里用消音手绢拉“江河水”时的心境，怕是如今在美国永远也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