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學干錦忠
——王亞法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干錦忠的兒子從微信傳來噩耗，其父於昨日上午，在公交車中突然倒斃，我一陣驚愕，又一次感悟到蒼天的無情，生命的脆弱，人生的無常……當即就想為他寫篇祭文，不料陳年的頸椎病發足，放散至右肩，疼痛劇烈，舉臂不起，以致延遲，擱置至今。
干錦忠是我初中時的同學，因為兩家住得近，所以每天清晨，他就叫我一起去上學，放學後又一同回家，一路打鬧嬉笑，三年如一日……這種友誼，一直保持到各自成家。回想那段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雖然已過往六十多年，但至今回憶，淚光中仍是那麼清晰，歲月如新。
干錦忠比我小半歲，因為他天生的卷髮罩住前額，猶如當時流行的“奶油包頭”，因此得了個“小包車”的綽號，漸而漸之，“小包車”替代的他的名字。
小包車長得斯文，膽小謹慎，自卑怕羞，不善交際，用上海話說，是一個聽話的乖小囡。
前些年他退休，閑着無事，我每次回國，他來機場迎送。我體虛肥胖，他輕健有力，輜重行李他搶着代勞……他告訴我，當了一輩子的駕駛員，小心翼翼，沒有出過事故，工作勤懇，曾被評為勞模，還入了黨……他樸素的敘述，像一個六十年代的老工人，向組織作思想匯報。他有時會把墻内報紙上抹黑民主社會的剪報傳給我，叫我在外面處事小心……
小包車懂得知恩圖報，他常提起幾十年前一件我已經遺忘的事，說有一次他來我家，我母親正在做鞋（我小時候家裡四兄弟的剃頭、布鞋都是母親包辦的），看到他的球鞋露出了腳趾，也給他做了一雙，此事他一直記恩在心，我不在國內，他常去探望我母親，我怕他破費，給了他一張銀行卡，但他沒動用。
一次我問他退休後的生活，他說帶孫子，做家務，聽廣播，讀報紙，看中央電視臺的晚間新聞……他前半生爲工作，為照料兩個孩子，忙碌了大半輩子，很是辛苦，我勸她退休後應該想穿點，爲自己活了。他說這輩子還沒有乘過飛機，我頗感驚訝，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第二強國，竟然還有一個評過勞動模範的上海人沒坐過飛機。那時我正巧要去成都，他說他在成都有位親叔叔，幾十年沒有見面，很想去探望，於是我代他訂了機票，事後他硬要將機票錢退還給我，他雖節儉，精打細算，但不好意思沾別人的光，是一個很有尊嚴的人，以後我又和他去了一次廣州。
有件事說來很好笑，那次我去台灣，他氣喘吁吁地提了一大包東西來送行。他說一早去“王家沙點心店”排隊買了許多糕點，讓我去送給台灣的朋友，請他們嘗嘗大陸的糕點。我笑他長期生活在封閉的牆內，腦子被灌輸壞了。我告訴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入境時都不允許帶食品，再則台灣的糕點比大陸品種多，做得精細，斤准量足，人家有宗教信仰，不會摻假……
一九九八年，我邀請他來澳洲做客。我去悉尼機場迎接他，一出大廳，他環顧四周，第一句就問：“這裡怎麽不見警察？”
我笑了，也許他剛從警察林立的專制國家出來，所以如此新奇，我不作回答，只是勸他慢慢觀察，靜心思考，比較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劣。第二天我帶他去FISHMARKET，他看到新鮮的大蝦，動情地說：“我六歲時在延安中路阿娘（寧波話指奶奶）屋裏吃過明蝦，以後再也沒有吃過。”我聽罷，一下手就買了兩公斤，讓他回味往昔的滋味。
我開車帶他往悉尼各處遊覽，他看到這裡的市場繁榮，物質豐富，街道整潔，沒有鮮紅的政治標語，似乎有所感悟，說這裡是真正的和諧社會，看來澳洲的資本主義制度要比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好。我笑話他長期被謊言忽悠，腦子僵化了，不與時俱進。我告訴他民主社會沒有政治灌輸，不必讚美執政黨，如果執政黨幹得不好，人民可以用選票把他們趕下臺……
我的電視櫃裡藏有不少去日本和台灣旅遊時買的三級片，晚上空閑，問他要不要開開眼界？他吱吱唔唔，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怕羞，就告訴他怎樣操作音響，然後避開，回房休息。
當天亮我如廁時，見他還在興緻勃勃地觀看，可見人性是克制不住的，長期在高壓虛妄的環境生活，會導致人格變態，在鐮刀斧頭旗飄揚的地方，人性大都是扭曲的。
他告訴我，他聽大哥講，他家曾祖曾是上海“一品香番菜館”的東主，傳到爺爺手裡敗落了，再到他父親一代，更是不堪回首。
其實我知道他的家世比他還要清楚，原來他家老鄰居有個叫阿毛的女兒，嫁給我家的鄰居，阿毛比我大十幾歲，她嘴碎，喜歡說長道短。她說她家和小包車家是兩代人的鄰居，又是寧波同鄉，所以知道他家的故事。
據阿毛講：小包車的曾祖很富有，在上海擁有紡織廠和許多房產，到了他爺爺一代，抽鴉片揮霍，敗光了大部產業，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能力送他爸爸去聖約翰大學唸書，還能汽車接送。但他爸爸自小養尊處優，天資薄弱，不諳世事，背了個“夀頭”的綽號，在聖約翰沒讀完就輟學了；再說小包車的外公開設一家小醫院，因經營不善，借了他爺爺一筆錢，一時還不起，兩家原是朋友，最后由他奶奶出面，兩家聯姻，把醫院東家的小姐，嫁給債主家的“夀頭”，不料這樁封建婚姻，遺禍給兩代人無盡的苦難。他奶奶知道兒子生性老實，不會理財，因此買下甘肅路弄堂的幾幢石庫門房子，留給兒子日后收租度日。但事不遂願，公私合營的時候，反給兒子背了個剝削的罪名，房屋被國家收去，政府給他安排了一份房管所看門的活。
小包車的父親我見過，有時我喊他出去玩，他不在家。他老爸眼睛不好，每次都見他坐在紅木寫字檯前，用放大鏡翻閱一本厚厚的書，見我在門外，他會用濃厚的寧波話說：“儂找阿拉忠忠啊，伊勿來嗨。”他老爸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藍布上衣，夏天把夾層的棉花取出，冬天又塞進去，形容猥瑣，非常寒酸。但他家雖然敗落，還有幾件不錯的紅木傢具，兩只雕花大櫃，幾張鼓形凳，這一切和他老爸的形容極不匹配，有些怪誕；我也見過小包車的媽媽，那時她大概四十多歲，長得白皙端莊，很漂亮，就氣質而言和他老爸極不相配，嗣後勞燕分飛，事當必然。據阿毛講，她媽媽是醫生，她倆生了三個兒子，離婚時講定，老大老二歸父親，老三給母親。事後他老爸每天到醫院門口糾纏，索討老三，他母親無奈，只好把老三還給他。
我和老三也很熟，他去插隊時，我曾和小包車一起去北火車站送行。
至今我還記得一件小事，現作題外話記下，以作歷史留影：
列車開走後，有一位衣衫襤褸，頭髮蓬亂的老婦坐在站臺邊痛哭。一位革命大姐模樣的人，上前問：“老太太，儂為啥加傷心啦？”
老太太擦淚，用寧波話道：“孫子到鄉下插隊去了，摜落我一個老太婆咋弄弄啦（怎麽辦的意思）！”
革命大姐道：“孫子插隊是件光榮咯事體，哭啥啦？”
老太太用枴杖擊地高聲喊：“斷命光榮啦，我兒子被批鬥自殺了，留下一個孫子，現在孫子去鄉下插隊，叫我日子咋過過。”說罷又撕心裂肺地痛哭。 唉，事雖隔世，經久難忘，我恨自己不是杜甫，否則能寫出比“三吏、三別”更為哀傷的作品。
也許小包車生肖屬鼠，膽小怕事，每當我鍼砭共產黨時，他就大驚失色。一次他陪我去“房屋交易所”辦事，一位“共產黨員責任崗”的工作人員出了錯，害得我奔波了一陣，我回到櫃檯前要他改正，他態度惡劣，出言不遜。我來火了，指著“共產黨員責任崗”的牌子大聲喊：“你是什麽共產黨員呀，共產黨有這樣辦事的嗎？是這樣傲慢的嗎？你把你黨書記叫出來……”小包車見我發火，嚇得嗓音發抖，拖住我說：“儂又駡共產黨了，快點到櫈子上坐好，我幫儂去辦。”我甩開他，繼續高呼。
在我的呼聲下，周邊圍了許多人，領導終於出來了，他笑臉相迎，遞上一瓶礦泉水，請在到一旁坐了，說：“老先生不要生氣，我幫你去辦！”不一會他辦完就送來了，還連聲道歉……小包車在一旁見了，非常驚訝，說他從未見過有這樣的事。我告訴他：“自己的權利要靠自己去爭取，對社會不公要敢於鬥爭……”我給他講解美國華盛頓韓戰紀念碑上“Freedom is not free”的故事。今天的中國正因為缺少諤諤之士，世風日下，才變得如此頹相。唉，可惜我這位老同窗長期為生活奔波，不繼續學習，被奴役慣了，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致使原本一個樸實勤勞的的好人，被荒謬的社會改造成一個麻木的愚民。
他告訴我，早年他為了養家活口，業餘時間幫魚販子開車，一個晚上賺十五元人民幣，艱難的生活使他養成了節儉的習慣。有一次經過外灘，原本“東風飯店”的門口，現已改作“華爾道夫酒店”了，我請他進去吃下午茶，結賬時他嚇了一跳，說那麽貴，說他在門口經過無數次，從不敢進門……我聽罷不由悵然，中國富裕那麼多年，竟然還有上海人不敢去的地方，在我居住的澳洲，工薪階層周末去賓館酒樓吃下午茶是常見的事……
二零二零年初，我處理完家母的喪事後返澳，他送我去浦東機場，臨別我說下次回來，和你一起去台灣。他很高興，我回澳洲後他還在微信中告訴我，去出入境處問清楚辦手續的經過了，等我回來……
然而天意莫測，我回悉尼還不到一個月，就疫情驟起，飛機停飛，回國不得，他也遽然離世，整整一個甲子的同窗友誼，就此絃斷音絶，人各陰陽……
小包車是一個平凡的人，他的一生猶然浪尖上的水沫，來去匆匆，瞬間即逝，然而他的離去，留給我許多思索：倘若當初他跟我一起來澳洲，光憑他的手藝和吃苦精神，夫妻倆打拼三十多年，至少能買三幢房子，安度晚年，兒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嗚呼，多說痛惜之語都已晚了，最終用他在悉尼跟我說過的話：“看來澳洲的資本主義制度要比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好！” 作爲本祭文的結尾吧。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於食薇齋北窗泣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