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美国犯罪率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上升，到90年代开始下降，随后一直维持下降趋势。但是，2020年这个趋势被打破，犯罪率开始上升了。各种场合的抢劫、盗窃、劫车和凶杀等暴力犯罪都明显增加。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犯罪率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怎样的应对措施才是治标又治本？本专栏将发表系列文章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为第二篇。】
上周二，一名枪手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地铁里开枪，造成10人受伤。上周六，南卡罗来纳州的一起商场枪击案造成10人受伤。本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发生的帮派枪战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新奥尔良报告了其10年来最血腥的周末。
这些都是美国最近的暴力事件的例子。自2019年以来，谋杀案激增了近40%，暴力犯罪，包括枪击和其他攻击，总体上有所增加。美国犯罪率连续下降约30年后，在2020年发生了转折，而且是忽然间的飙升。
一时间，人们似乎重新回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种成天生活在暴力犯罪恐惧之中日子。人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障一个安全的环境。
可是，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才使当初的犯罪率降低了？从中应该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教训？今天，又是什么造成了犯罪率飙升
90年代初，美国长期增长的犯罪率出现转折
美国犯罪率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上升，一直持续到70年代和80年代，到1990年，似乎每个人都很害怕，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降低暴力犯罪成了两党的共同目标。每个人都认为暴力犯罪已经失去控制，罪犯越来越年轻，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但问题并没有变得更糟。在20世纪90年代初，暴力犯罪开始下降，然后一降再降，到2019年，许多地方的暴力犯罪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以纽约为例，1990年，有超过2200起杀人案。在2019年和之前的几年里，每年不到300起。不仅仅是纽约，几乎全美国的犯罪率都急剧下降。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出乎意料的转变？一时间，邀功的人不少，学者和政客也是各自有不同的理论：更好的治安，重新引入死刑，更强大的经济，鸦片流行的消失，当然也少不了那些专门针对高犯罪率的政策，比如那时纽约市推行的“破窗效应”的政策，即严惩破坏公物、公共场合饮酒、乱穿马路和逃票等轻微犯罪。其理论逻辑是，这样有助于创造一种秩序和合法的氛围，也阻止那些罪犯发展为犯重罪。后来这个政策也曾被一些城市效仿。
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是考虑比较单一的因素，很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感觉，无法比较全面合理地量化。更重要的是，有相关性不代表就是因果关系，要让人信服并不容易。
2015年，美国纽约大学的布伦南司法正义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发表了一个综合报告，试图全面衡量每一个被视为对减轻犯罪有效果的因素。
犯罪率降低应该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效果
纽约大学的布伦南司法正义中心这个综合报告的大致特点是：
1）把曾经发表的研究结果中对犯罪率有影响的因素全部拿来作为考虑的变量。
2）对所有变量都用同一组数据来进行检测。
3）虽然用的是1980年至2013年的数据，但根据需要，细分时间段，因为同一个因素在不同的大环境下的影响有可能是不同的。
4）根据需要，既有整体数据比较，也有地方数据比较，比如州与州比，城市与城市比，因为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同，这样才能比较出不同来，比较出某个因素的作用大小。
5）对考虑的变量进行多变量经济回归分析，综合检验一些获得普遍认同的结论。(回归是一数学工具，可在同一个分析中针对不同变量反复使用，用于评估变量之间的关联）。
因为这个研究结果不是本文重点，这里只提一下该研究最主要的一个综合结论（见下图）。
1990 - 1999 期间数据的分析：增加监禁(0-7%)；增加警力(0-10%)；人口老龄化 (0-5%)；收入增长 (5-10%)；酒精消费减少 (5-10%)；失业率 (0-5%)；消费者信心，通货膨胀（有些影响）；可卡因使用量减少，堕胎合法化，汽油中铅含量减少（可能有一些影响）；其他因素。
2000 - 2013 期间数据的分析：增加监禁（0-1%）；收入增长 (5-10%)；酒精消费减少 (5-10%)；引入CompStat（有些影响）；消费者信心，通货膨胀（有些影响）；其他因素。
布伦南司法正义中心是一个信誉很好的研究机构。但是这个研究结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两张图的最后一项“其他因素”的比例分别为大约1/3和2/3。如此大比例的部分无法归类于某个因素，那是不是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没有被考虑到呢？或者，这个研究中的某些因素没有被正确地评估？我认为很可能是后者。
堕胎合法与汽油中铅含量减少，这两个因素造成犯罪率下降也被包括在该报告中，但是因为提出这两个理论的原作者们无法获得1980年至2013年期间这两个因素的年度、逐州数据，所以该报告的作者没有对这两个因素做多变量经济回归分析，只是下结论说，它们对降低犯罪率可能有一些影响。
但是报告作者也承认，这两项研究，或者说这两个理论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么就说明，这两个理论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那我们不妨就特别看看这两个研究。
一个颇具争议的理论：堕胎合法是造成犯罪率急剧下降的首要原因
史蒂夫·莱维特（Steve Levitt）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对犯罪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他同时也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和法学的双重学位很自然地使他对枪支政策、判刑准则等刑事司法问题特别感兴趣，当然也包括对犯罪感兴趣。
有意思的是，在研究诸多对犯罪率有影响的因素的同时，莱维特和多诺霍都分别独立产生了一个他们自己都认为是疯狂的灵感：90年代开始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与1973年美国高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奠定了美国宪法保护孕妇选择堕胎自由有极大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发现了这个共同的研究方向。而他们的合作使得这个研究走向成熟，提出了莱维特-多诺霍理论（或假说）。
堕胎在美国是政治上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单是看这个课题的内容就可想象出莱维特和多诺霍所面临的挑战。不巧的是，他们2001年的第一篇论文竟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这更让挑战者理直气壮地抓住了把柄。其实那个错误并不影响论文的结论，只是某个证明方式需要改进罢了。2019年，借助第一次论文发表后近20年中积累的更多数据和改进的分析方法，他们再次发表论文，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当初的结论。
不想把此文写成超长篇，我这里尽可能简单地总结介绍莱维特和多诺霍的研究及结果。
1）被堕胎的都是“不打算要”的孩子：或者是没打算要孩子的计划外怀孕，或者是还没有准备好要这个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了堕胎所带来的对犯罪率的影响。
2）在堕胎合法之前，有钱人还是有渠道堕胎的。原来没有办法堕胎，但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后有可能堕胎的最大妇女群体的特征是：贫穷、年轻、未婚、城市内的少数民族妇女。而这个群体的孩子正好与美国的高犯罪率群体重迭。
3）五个州在罗伊诉韦德案三年前就实现了堕胎合法化。这些州的犯罪率提前三年开始下降，而且财产犯罪（往往是年轻人所为）先于暴力犯罪下降。
4）在一些州，如北达科他州和南方的部分地区，即使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后，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堕胎。如果将1970年代中期堕胎率高的州与堕胎率低的州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1973-1988年期间，这两组州（高堕胎率州和低堕胎率州）的犯罪模式几乎相同。但是，从1985-1997年期间，也就是罗伊诉韦德案之后出生的人群达到犯罪高峰年龄时，高堕胎州的犯罪率相对于低堕胎州下降了30%。而2019年的论文发现，30年期间，堕胎率高的州，其犯罪率比堕胎率最低的州多下降了约60%。
5）从90年代开始至2013年，12至24岁的人——最有可能实施犯罪的年龄段的暴力犯罪率下降了78%。
6）1985-1997年期间，高堕胎率州相对于低堕胎率州所经历的所有犯罪下降，都集中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后出生的年龄组。对于在堕胎合法化之前出生的人来说，高堕胎州和低堕胎州的犯罪模式没有区别。
7）如果比较在同一州出生的人在堕胎合法化之前和之后的逮捕率时，可以再次看到相同的模式，即合法化之后出生的人的逮捕率低于之前的。
8）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数据也支持堕胎减少犯罪的假设。
9）其它研究表明，如果减少杀害婴儿、青少年吸毒和青少年生育，就会减少其它社会弊病。这与保护堕胎权会减少犯罪是同一概念。
有一个数据/事实的确不支持莱维特和多诺霍的理论，即年轻男性（尤其是年轻黑人男性）的杀人率在20世纪80年代末暂时飙升，尤其是在洛杉矶、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等城市中心，此后不久又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些正处于犯罪高峰期的年轻男性出生于堕胎合法化的前后。
对此，莱维特专门针对一些激烈的批评意见和观点做出了下述回应：几乎所有的批评都围绕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年轻男子杀人的高峰，但这可以用快克可卡因正是在这个时候袭击了这些城市来解释。快克可卡因对少数民族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而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年轻的黑人男性身上。（为减少篇幅和繁琐的数据分析，这里我把数据部分省略了。）
汽油中铅含量的变化与犯罪率的关联
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经济学教授杰西卡·雷耶斯（Jessica Reyes）研究的是环境中毒物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而铅污染是她的关注重点。
关于铅对人类的毒性已经有巨量的文献。铅对认知、健康和行为都有影响。因此，铅与智商的降低有关，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增加有关。它还对健康有影响，对心血管有影响，对肾脏有影响，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然后雷耶斯发现，铅可能是犯罪的一个因果因素。换句话说，儿童时期接触铅可能会导致成年后的犯罪行为。
雷耶斯的研究与上述莱维特和多诺霍的极其类似：莱维特和多诺霍把罗伊诉韦德案作为一个自然实验，雷耶斯则以20世纪70年代初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为自然实验的一个支点。那时候，汽油和油漆是铅污染的主要来源。
《清洁空气法》的推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环保署的一个时间表执行。这个时间表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改变和延迟，加上一些大公司和政治因素的作用，最后造成了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统一时间表，而是以州为单位执行。这就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实验环境，可以进行州与州之间的比较。
雷耶斯收集了一系列证据，将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除铅与每个地方的犯罪率下降做关联分析，于2007年发表了论文，认为清除铅是"解释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其它国家的数据也支持这样的关联。
雷耶斯在论文分析中还包括了堕胎对犯罪率的影响。她说：“我发现，当我们包括铅污染效应时，堕胎效应几乎没有变化。这两个效应是相对独立运作的，而且当你考虑或不考虑另一个效应时，每一个效应的程度都差不多。因此，这意味着，从我的角度来看，两个故事都是真的。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故事并列在一起。寻找犯罪率下降的单一解释是没有意义的。有很多的解释。”
堕胎理论和铅污染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其普遍性
莱维特和多诺霍200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时，认为90年代开始的犯罪率下降，堕胎合法化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占50%。到2019年发表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成果时，则认为已经证明了不止50%。雷耶斯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暴力犯罪下降的56%归因于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之后汽油中铅的去除。看来，科学家对自己的理论哪怕不算有偏见，至少也是偏爱的。
在学术界和公共服务行业中，这两种理论都在不低的程度上被接受，尤其是铅污染理论。
从1991年到2001年，美国的暴力犯罪下降了30％以上。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下降，很难用一种或多种没有普遍性的政策或措施来解释，因为任何一个理由都有相对应的“不作为”反例。比如，纽约市推行了“破窗效应”的政策，有的州重新引入死刑，很多城市加强了警力等等，但什么也没做的其它城市或州犯罪率也在下降。
这是自禁酒令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下降幅度，那么背后应该也有一个类似禁酒令这样的普遍作用力。就这一点而言，堕胎理论和铅污染理论都有普遍性这个特点，所以都是很好的候选者。
铅污染理论已经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可。堕胎理论被认可的程度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堕胎理论不被接受的最大障碍可能不在于其质量，而更因为这个理论得罪了左右两边的人。其实，正因为其争议性太强，该理论经受了最严苛的批判，但莱维特和多诺霍在后续研究中对最严厉的批判都做出了答复。所以，我倒是认为更应该相信这个理论经得起考验。
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是类似禁酒令那样的一个或多个具普遍意义的因素，造成了90年代开始的犯罪率持续下降。如果上述两个理由都不是背后普遍的因素，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原因。
事实上布伦南司法正义中心的综合研究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当那个研究不严肃考虑上述两个具普遍性的因素时，该研究的两个时间段分别有1/3和2/3的犯罪率下降无法归类于任何原因。
近两年犯罪率飙升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吗？
本文开头提到，美国犯罪率连续下降约30年后，在2020年发生了转折，而且是忽然间的飙升。
这一转折发生的特点是：突然，幅度大，还普遍。那么，其背后就应该有一个普遍的推力。只有找准了普遍的推力，才可能对症下药。
很自然地，我们相信疫情主要因素之一。但相信是一回事，证明又是另一回事了。没看见人们到现在还在争论30年前开始的犯罪率下降背后的真正原因吗？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犯罪学研究所的教授詹姆斯·芬肯瑙尔（James Finckenauer）对这一现象这样说：“关于犯罪学，这是件有趣的事情。”“我们突然目睹了犯罪率的急剧下降......但现在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似乎在犯罪率上升时反倒更容易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犯罪。但要解释相反的情况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觉得芬肯瑙尔教授的话非常值得深思。我们现在就是处于犯罪率上升的阶段，我们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哪怕我们能够确定疫情是关键，也不代表我们就有解决问题的答案。
90年代我们犯了两个大方向的错误。（1）反应滞后，没有及时意识到犯罪率已经开始下降，把治安问题放大了。有多项研究也证明，民众对治安改善的“感觉”不仅有滞后现象，而且总是偏向于高估犯罪率。上图可能就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同样的趋势。）（2）有些打击犯罪的措施不合理地伤害了弱势群体，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这样做的后果是，最终带来了致使犯罪率增加的副作用。布伦南司法正义中心的综合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增加监禁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仅不减少犯罪，反而有反作用。
目前，打击犯罪的呼声极高，政治人物承受着很大压力。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有效的方法吗？如果真的最主要原因是疫情，难道不应该从这方面去考虑吗？也许，在社会层面设法为某些群体减轻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
现在纽约市等地方又开始采用一些，已经被证明不仅无效而且还不公平地给少数族裔带来伤害的措施。这样重蹈覆辙，说实话，令人堪忧。
全国性的精神健康危机也许给出了信号
去年夏天，《纽约时报》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调查，了解他们对疫情所带来的长期心理健康影响的看法。共有1320名治疗师回答了问卷。
两个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全国50个州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精神健康危机，这种“一致性”是罕见的，而且老年人、有色人种、年轻人、保守派、自由派——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寻求治疗；因为超负荷工作，这些心理健康工作者自己也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这种现象在这个行业是罕见的。
其中一个小故事非常说明问题。时报发表调查报告时，网上版本有些部分做出了有词语滚动的视觉效果，那些词包括焦虑，不知所措，筋疲力尽，压力大，沮丧，孤独等。互动设计师丹尼·德贝鲁斯（Danny DeBelius）说那天他在设计时，他的妻子瞥了一眼他的iPad，问他：”你正在创作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怎么描述了我此刻所经历的所有情绪？”
该项目最大的结论之一是，全国各地的治疗师被这种大流行病压得喘不过气来。由于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拒绝接受病人。时报该项目发起人，健康专栏作家塔拉·帕克-波普（Tara Parker-Pope）说：“我认为这个教训是，治疗师正在承担这场心理健康危机的全部负担。他们真的在独自承担。他们基本上在说：'我们无法继续了。我们真的无法独自承担。'”
这让我想起去年一个邻居告诉我的他女儿的故事。当时他女儿正在争取拿心理咨询师执照。按规矩，完成学位后，必须积累足够的有人指导下的临床经验才能够获得执照。他说，要积累足够的小时数需要很久，有的人两年都拿不到。而且，要独立开诊所，建立自己的病人基本群也很难。但疫情后忽然间病人非常多，实习机会也多。这样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拿到执照了。而且根本不需要担心没病人。他女儿还没有执照呢，手里已经有一大把建立了关系的病人。
疫情只是一根导火索。这么多病人，这么范围广泛的病人，每个人背后的原因不会完全相同。如果我们现在就有针对性地去解决疫情给人们带来的问题，尤其是造成严重精神压力背后的问题，也许，多年后我们竟然发现，这是做了一件治标又治本的大好事。也许，这也间接地解决了暴力犯罪率飙升的问题。
这需要全社会的投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治勇气，有没有这样的大智慧。
参考资料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hat_Caused_The_Crime_Decline.pdf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4/what-caused-the-crime-decline/477408/
https://www.forbes.com/sites/neilhowe/2015/05/28/whats-behind-the-decline-in-crime/?sh=339a2efb6f61
https://freakonomics.com/2005/05/abortion-and-crime-who-should-you-believe/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abortion-and-crime-revisited/
https://www.prb.org/resources/new-study-claims-abortion-is-behind-decrease-in-crime/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03/insider/therapists-mental-health-usa-america.html
本文原创首发于“加拿大和美国必读”公众号“细说美国”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