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明，无处可去却神清心明

四月初，清明。上海往往阴雨绵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个祭祀的日子，阴郁悲伤。

四月初，春天。加州阳光明媚，邻家小院里挂出了五彩的旗，上面写着：“春意盎然” （spring is in the air)。春回大地，郁郁葱葱，百花争妍。再过几天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标志着耶稣的复活和升天。

基督教徒说，复活，不是简单的起死回生，恢复生前的状态，而是以更美好、更荣耀的形式重现生命，犹如毛毛虫变成了美丽的蝴蝶，鸡蛋破壳释放出鲜活的生命，埋在土里的花球茎绽放出绚丽的郁金香。

可见，信教有信教的好处，失而复得的是升华。可惜我不信教。清明，对我来说，是普通的一天，唯一不同的是，上海和周边的交通变得拥挤。往年的清明，左邻右舍，男女老少，穿着整齐，带着鲜花、祭品、香烛，一大早开着私家车，搭乘公共交通，赶往陵园。

而我，竟无处可去。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乱世，没留下骨灰。想到父亲，伤痛绵绵。中国人信奉入土为安，而父亲是不是沦为孤魂野鬼，在荒山野岭寻找归宿？

我在梦中努力捕捉他的身影，他终于出现了，而且不止一次。看不清他的眉目，然而每次都告诉我，他生活在另一个家庭。强烈的委屈和嫉妒让我从梦中醒来，倒头再睡，却不见了父亲的踪影。

几年前，跟哥哥谈论起我的梦，他说，五十多年过去了，爸爸一定早就投生，又结婚生子了。我喜欢哥哥的解说，说不定擦肩而过的某位中年男子正是我复活的父亲。

母亲也去世十多年了，根据她的遗愿，骨灰撒入了大海。亲戚曾建议把她安葬在故乡，上海宝山的一个小镇，那里安葬了若干亲戚，包括她的手足。然而，入土太不符合母亲的个性了，她一生都在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还是托付给海水，带着她去周游世界吧。

母亲的家族在宝山生活了几百年，曾经拥有不少宅院和土地，还修建了家族墓园。战争和革命让母亲一家人走出了宝山。宅院土地上交给政府，成了国有财产。且不说生死莫测，活着也是听天由命，数代人几百年的辛劳和积累，可以转瞬化为乌有。

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依稀听到长辈提起，为了扩大耕田面积，墓园将被“拆迁” ，可以把亲人的遗骨移葬到其他公墓，也可交由当地的人民公社深埋到农田之下。母亲和她的手足，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致选择了深埋。自然，我家上坟这件事也烟消云散了。

故而，除了每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龙华烈士陵园献花圈，我再无其他清明上坟的记忆。清明，雨纷纷，我却体会不到欲断魂。没有坟，没有墓碑，生者和逝者的界限不那么分明。逝者不再来家里喝茶聊天，可是在我的记忆和亲友的谈话中，他们似乎从未走远。

到了一定的年龄，生死更多地融合成一体。身边的老一辈几乎都结束了在地球的寄宿，回归苍穹的宇宙。我曾跟朋友说，轮到我们这代人上生死第一线了，不再是后勤部队。果不其然，同辈在凋零，但毕竟多数还活着，并不令人感到孤寂。时不时地，我仿佛又听到婆婆的暮年感叹，“活得太久了，朋友都死光了。”

我却没有恐惧和悲伤，感叹来自过去的岁月。时代不同了，老少一概挂在网上，虚拟世界里，老家伙跟小家伙看似打得火热，实际上我们都习惯了“自说自话”。就像我现在用键盘“自言自语”。下网来，不少老家伙跟亚马逊的亚历克萨（Alexa）频频对话。Alexa，今天气温多高？Alexa，几点了？Alexa，怎么做苹果派？Alexa，播放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此外，还有会说话的冰箱、微波炉、洗衣机，外加只听不回嘴的猫狗宠物。

如何处置遗体是老家伙忌讳的话题，却又躲不过去。有人提前选好了寿材，有人买下了墓地，有人签定了遗体捐献的协定。“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选择”，豪迈给力。还有近年来风行的“绿色安葬”，用利于遗体分解的方式全部埋入地下，不需要火化，放在有机材料制成的容器里（如纸棺、裹尸布），不建筑拱顶或混凝土墓穴。时间、空气、温度可以自然处理遗体。倘若想留点痕迹，可以在安葬之地栽上一棵树，后代日后可以去寻找那棵树，缅怀树下的先辈。

美国著名的环境哲学家、“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 是如此描述死亡的：“让孩子们与自然同行，让他们看到死亡与生命的美丽交流和交融......他们将懂得死亡并无刺痛感，而是和生命一样美丽的。”

坟墓，在我看来，唯一的益处是清明有个地方可去。在上坟的途中，在祭祀的仪式上，可以集中注意力，反思内心的遗憾和对生命的理解。至于我这样无坟可上的，只能是：不是清明，亦是清明，逝者每时每刻都在水里，土里，空气里，记忆里，伴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