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点点柳绿，落雨纷纷清明。几年前我与昔日的发小们在微信相遇组群，共同缅怀已故的老师同学。在早逝的同龄人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位文静、温婉、善良、聪慧的女孩，我们儿时要好的玩伴——芬和玲，回忆起她们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为她们不幸的命运扼腕叹息。铃兰是北欧初夏时分开在庭院和林中的一种小花，素雅低调、洁白馨香，人称“山谷百合”“圣母之泪”，花语是“幸福再来”。有人说铃兰是白雪公主断了的珍珠项链撒落的珠子，还有人说那是七个小矮人的小小灯笼。芬和玲是两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优秀女孩，就像两朵美丽的铃兰，虽已凋谢，却将芬芳留存人间。
我们是在动乱年代长大的，文革中度过中小学的大部分时光。尽管如此，仍有属于自己的童趣和快乐。那时大家都住在大学校园内，芬住在西新、玲住在北华，小学和初中芬是一班的、玲三班，高中芬五班、玲四班。大约在高一快要结束时，她俩先后加入共青团，这在当年是一件大事，因此几位老师同学都在来信中提到此事。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往事都不大记得了，回忆也很不完整。这里记录的，只是她们短暂生命中的吉光片羽。
我和芬从小学一年级同班至初中毕业，高中又同学半年但不同班了。芬长得瘦瘦高高，腿很长，绰号“鸡腿”，以至于她的本名都不大有人叫了，后来连老师给我的信中都直呼“鸡腿”。芬是我们班最老实的女生，从来不和其他同学闹矛盾，也没有女孩之间的是非短长。上初三时回潮，我们开始努力读书。那时我和芬越来越投机，常常天南地北神侃。我俩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尽管小女孩并不喝酒。记得那时正在推广华罗庚的优选法，我们就又送她一个新绰号 “华罗芬”，因为她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初三两个学期，我俩分别是班级总成绩第一名，但从来没有竞争和嫉妒的心态，只有互相欣赏、惺惺相惜。图为初二时班里十位女生合影，中排左二是芬，那年我们15岁。
芬的父亲是一位和善、博学、风趣的力学教授，一位非常正直、有良知的学者，芬是教授最钟爱的小女儿。同学怡曾随教授父女到北京香山游玩，一路上教授谈笑风生、博古通今。同学琳和大东分别回忆起在风雨飘摇的文革期间，教授是怎样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忧心忡忡，又是怎样顶住威胁保护同事及全家。他身体力行地告知晚辈如何冷静思考，知恩图报，真诚做人。芬的母亲也曾是一位有才华的女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不幸的是，她早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使得芬从小缺失母爱。有时在上下学的路上，还会遇到十分难堪的场面。不知道芬从小到大心中积累了多少委屈，承受了多大压力，但是她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从来都是乐观和坦然。也不知道芬在外面受过怎样的歧视和欺负，但是在班级女生小圈子中，我们对她只有友情和关爱。真心希望这些关爱曾经稍稍慰籍她幼小的心灵，同学琴回忆起当年我们从西到东、互相串门、结伴上学的温馨场面。
读了半年高中之后，我告别了往日师友，随父母内迁蜀地。芬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然后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通信。芬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在这些我保存至今的信件中，她谈学校生活，谈毕业后的工作，谈理想、谈苦闷、谈未来。1976年大地震后，她在一封来信中写道：“人生只要会干三件事就可以了——挑水、做饭、盖地震棚。”从初中时代起，我们就有在笔记本上抄录名人名言的习惯。在另一封信中，她写下了郭小川的两句诗：“我曾有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我曾有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更觉愧悔无穷。”芬的最后一封来信写于1977年8月16日，那时我正处于人生的关口，不久之后就从农村抽调了上来。后来我俩分别考上了不同的大学，忙于各自的学习和新生活，因此失去了联系，图为芬给我的所有信件。
大四那年，我收到在四川读大学的琳的一封来信。琳在信中说，芬在读书期间受了些刺激，精神出了点问题。芬的父亲为了女儿能在琳去北方毕业实习时见上一面，到琳的家里去了几次，作了周密安排，终于得以实现，真是“可怜天下慈父心”。琳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在教授的安排下，和鸡腿见了一面，鸡腿已经不鸡腿了。她现在已经转成78级，不太活泼，毕竟已是大人了，而且老教授在场，也不敢太放肆。”几个月之后，我大学毕业回唐访旧，怡陪我去看望芬。那时她已尽显病态，原本聪明机灵的目光也变得呆滞了。但她的神智仍然清楚，听到我俩都考上了研究生，自己就跑到市图书馆用了一天功。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但除了安慰以外也为她做不了什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芬。
芬因病休学半年，大学毕业后也曾工作和成家。但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至不能自理，几位在唐山居住或工作过的发小分别回忆起90年代初期见到他们父女的情形。那时教授常常陪着女儿在住宅区散步，病中的芬人已走形，但见了老同学还能叫出名字。大东说在与他们父女见面略事寒暄后，伫步目送二人远去，沉思良久 ……。这对父女大约在千禧年前后分别过世，芬终年只有四十几岁，详情不可言说。后来联系到一位唐山的高中同学，讲到我走后的一些事情，她说：芬“实在，一点都不骄矜”，不免又唏嘘一番。
与芬不同，玲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父亲是留苏归来的大学老师，她还有一个弟弟。玲的妈妈是一个有点小资、有点娇气的女人，举手投足之间透露着优雅的气质和大家闺秀的风范。在妈妈眼里，玲姐弟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可爱的儿女，玲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她妈妈对两个孩子管教很严格，对儿女交友尤其慎重。这样的家庭及大学校园的环境，使玲出落得温文尔雅、多才多艺、秀外慧中。她上小学时常常语文算术考试双百分，中学成绩也在班级名列前茅。图为同学玮提供的她与玲玲 (左) 的合影，离开唐山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玲，因此这也是她留在我心中的样子。十八岁的女孩布衣素颜，无需装饰，靓丽的青春跃然纸上。
我与玲同级不同班，因此交集不多，但有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刚进初中时全年级数学测验，有一道题是分母为零的除法，只有玲、我和另一女生答对。我们的答案无非是“无解”或“不能算”，而玲却回答“无穷大”——这可是高等数学的概念啊！另一件事情是高中毕业后大家都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那时我已搬到四川了，听唐山来的同学说，玲开始在家自学微积分。本来就喜欢数学，又受到她的启发，于是我也找出大学微积分教材自学了全套。虽然可能什么都没学懂，但毕竟是伴我走过蛮荒年代的精神食粮。
我们上中学时分男女界限，男女生之间基本不说话。尽管如此，一些男同学仍然暗暗倾慕玲的人品和才华。而这种纯真无邪的美好情感，却常常要隐藏在冷漠孤傲的外表之下。玲玲同班一位男生说，玲从小学习好、人缘好，深得老师喜爱，即使在是非颠倒的文革期间仍领衔全班。“不仅仅因为她长得乖巧漂亮，更因为她稳定的成绩和友善的性格，让所有人没有理由不喜欢她，除非嫉妒她。”读高中时，一次他在业余学画的老师家与玲不期而遇，表现得超级不自然。倒是玲大大方方地把他的画赞扬了一番，还真诚地拿出自己的习作让他看，然后一脸期待地等他回答。
大东回忆起上初三时，玲自己出了一期黑板报，仿宋字标题得体，版面清新别致，一首《西江月》填词工整、颇具文采。大东说当时他看得直发呆，玲却大方地让他“提提意见”。大东说：“这是第一次女生与我这样随和地交谈，而且还是外班同学和幼儿园的好朋友。过往同学诧异斜视，但并不围观。我由衷地说，真想与你合办一期板报，你来排版，我只画报头。她笑笑说，我也想。”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然而这一期黑板报却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
这样一个原本应有美好前程的女孩，却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而且就在妈妈怀里咽气。她的生命定格在二十岁的花季——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甚至都没来得及品尝一下人生百味。我们这一年级在唐山的同学，虽然不少人家中都遭遇不幸，但本人在地震中遇难的并不算多，更何况像玲这样优秀的女孩，凡是得知这一噩耗的人，无不震惊、难过、痛惜。在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玲的爸爸一见到同龄女孩就会落泪。玲的邻居和闺蜜、同学琦回忆，地震后玲的父母曾找到她，哭诉玲的遇难经过。后来玲的妈妈常常给琦买衣服，把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她的身上。真无法想象，这一对老人是在怎样的心境中苦渡余生的。图为玲 (二排左一) 所在班级的高中毕业照。
虽然人们说我也算一个“好学生”，但在芬和玲面前，我绝不敢妄称“优秀”，无论是在她们生前还是身后。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唉，说起芬和玲，多可惜的两个人啊！芬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一起上学的路上，有时目睹不想见到的场面，替她难过，又怕她尴尬。但芬一直很坚强，想想命运真是难为她了。玲聪明伶俐，很难得的一个好女孩。记得我们一起玩巫婆和仙女的游戏，拿着纱巾飘飘欲仙。玲很早就擅长女红，会裁剪、会绣花，如果她活到现在会是多么出色。”是啊，如果她们两人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该有多好。至少可以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一份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闲时到微信群里坐坐，和兄弟姐妹们分享喜怒哀乐，话一话家常。
如今连这一点最平常的幸福，对于芬和玲来说，也已经是不可能了。她们两人早已化作天使，双双飞向天国。留给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和深深的怀念。如果芬和玲知道几十年后，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聚在网间怀念她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愿逝者安息，生者保重，现世安稳，来世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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