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在香港大学上学，两年后写下《烬余录》，回忆战时的所见所闻， “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而与普通人切身有关的，不外乎饮食男女。
民以食为天。开战后宿舍存粮不多，但是 “身经百战” 的中国内地同学，反而 “比平日吃得特别的多”；厨房的小大姐害怕流弹不敢走到窗前迎着亮洗菜，“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港大停止办公了，虽然 “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回不了家的学生被迫参加守城工作换取食宿。“作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人自显神通解决三餐，张爱玲自述 “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小团圆》里防空站站长的精致饭菜，看得人 “一阵阵头晕”。越没的吃，越饿，“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汽车行改作吃食店，洋行职员模样的人炸小黄饼卖，还有 “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人们 “立在摊头上吃滚烫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生死不过咫尺。在医院做看护不怕上夜班，因为 “有宵夜吃，是特地送来的牛奶面包”，病人眼里的牛奶瓶 “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病痛伤亡令人麻木，唯有食物才能安慰。病人死了，如释重负的看护用椰子油烘面包，味道 “颇像中国酒酿饼”。熟悉的食物安抚肠胃和神经，大学生满街找寻终于 “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病人拣米， “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专心拣除沙石和稗子，家常的场景因战争显得 “戏剧化”。小有名气的安南画家自称画技退步，因为不得不亲自下厨累坏了臂膀：）
衣着。有钱的华侨女生在开战时担心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后来借到一件 “宽大的灰布棉袍”。马来学生苏雷珈曾经 “天真得可耻”，担忧医学课上解剖的尸体穿不穿衣服，战时穿着她 “最显焕的” 衣服加入防御工作，“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 ，那件 “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 写进《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给了葛薇龙。弄不到结婚礼服的新娘子，穿了一件 “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才从防空总部报名出来就遇到空袭，正好把刚领到的 “防空员的铁帽子遮住了脸”；门洞子里挤满了“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蹲在街上炸饼卖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衣冠济楚”。有钱的病人雇了病友跑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画画，画 “炎樱单穿一件衬裙的肖像”。华侨同学乔纳生 “大衣里只穿了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到眉间”，满脸 “鄙夷和愤恨”。各众生相都应了张爱玲的说法，“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
住宿和出行。刚开战时，“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在《“卷首玉照” 及其他》里，“想起在香港之战里，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的情形；但是美国的《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总像是人家的书”。外地学生困在香港没事做，“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刚开战时遇到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这时尚有电车可坐。休战后为了吃冰淇淋，第二天步行十几里地去践约，电车停开了？大学堂临时医院的男病人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这段描写可用《唐顿庄园》变成一战休养所的场景脑补。
闲情逸致。初开战时，“只听见机关枪 ‘忒啦啦啪啪’ 像荷叶上的雨”。炎樱 “冒死进城去看” 五彩卡通电影，回宿舍后独自上楼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引得舍监大怒，炎樱 “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难怪后来胡兰成在《小团圆》里 “恳切的告诉她这次大轰炸多么剧烈”，炎樱 “只能是英国式的反应，微笑听着，有点窘”。见缝插针地，张爱玲又读了一遍《官场现形记》。逛街，找冰淇淋和嘴唇膏，或者什么也不买，“我们天天上街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画画，“我画了许多画”，有老师赏识愿出价购买。还念日文，教日文的年轻俄国老师开玩笑，用日文问女学生的年纪。男女学生在宿舍里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 令人产生 “战争小孩” 的担忧。
战时婚姻。“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战争带来的 “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让人急于抓住一点踏实的东西—— 婚姻的约束，比如那个娶了护士的医生。或者，看到战争刮去浮皮下的真性情，以为对方是被自己感化而爱上自己的发现，如《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恋爱和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年青的时候》里的潘汝良意识到这一层，断了求婚的念头，“他愿意再年青几年”。对战争时期的爱情和婚姻，张爱玲理解同情但一直保持警醒，直到后来碰上了信誓旦旦的胡兰成。
幽默和揶揄。《烬余录》回忆的是战争，但不失幽默和揶揄（温和的讽刺）。夹杂在生死大难里，生活中的小算计变得格外滑稽。住医院的除了普通病人，还有 “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有钱病人雇了病友跑腿，穿着医院制服满街跑。病人偷东西，把绷带，手术刀叉和制服裤子藏在床单底下。炸弹落在街上，一个店伙受了伤，然而 “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众人抬着伤员敲开了紧锁的铺子，“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空袭时躲在门洞里，先是担心跟陌生人死在一起，转念一想，“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 空袭过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我每次读到这里都笑得肚痛！报名参加防空工作，但又疑惑 “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战已经打完了。” 这个疑问存了三十年，在《小团圆》里又提出来，“难道日本飞机这么笨，下次还是这时候来，按时报到？” 她上工时偷读小说被上司抓住训斥，倒像又回到了课堂上。小说的字体小，光线又不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爱美的女同学安心穿灰黑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战打完了，对空袭记忆犹新，连带着感激 “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又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嗯，好像有轻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迹象了。乔纳生要风度不要温度，大衣里仅穿一件衬衫， “有三分像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哈哈！他抱怨政府食言，张爱玲忍不住出言讽刺其天真，“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揶揄里却也不乏怜悯。画家自称做饭累伤了手臂，“因之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笑破肚皮）。”历史教授佛朗士，“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所有外国人学中文的通病。教授上课时 “抽烟抽得像烟囱”，嘴上叼着的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抽完了 “烟蒂子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这个动作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改头换面出现，娇蕊 “把嘴里的茶叶吐到阑干外面去”。
色彩。暂住的箱子间是 “黑漆漆” 的，香港冬天的早晨是“冻白” 的，而穷人倒在路上的尸首是 “青紫”的。煮夜宵的时候，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 “白蜡烛”，那 “肥白” 的牛奶瓶 “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煮牛奶用的 “黄铜锅” “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像坐在青莲花上。” 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再往上 “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人们穿什么的都有，穿 “灰布棉袍” 或 “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 的港大女生，新娘子穿 “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在漫天的火光中 .......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与之对比的是佛朗士教授，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磁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一个好人，好先生。
文章开头的各种感叹，其实都来自佛朗士教授，“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比如说，“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 张爱玲把这种观点延伸到了文学创作，在《到底是上海人》里阐释得非常接地气，“关于 ‘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 张爱玲对笔下人物悲悯包容的态度，用她自己的话说， 是一种健康的悲观主义，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她的成长经历，“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另一方面来自佛朗士，他引导她认识到 “人生的所谓 ‘生趣’ 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这是张爱玲和众多追随者的分水岭。张爱玲 “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并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见《我看苏青》）正如胡兰成言简意赅《评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模仿者没有她悲天悯人的胸怀，文字层面学得再像也只是皮毛。佛朗士授徒如此，地下有知也可欣慰了。
张爱玲一九四四年写了《烬余录》，三十年后写《小团圆》，用被战事取消的大考作了开头，再以同一个早晨结尾。 是的，香港之战 “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