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怀念母亲
·黎 京·
今天是１０月１日，是母亲的生日，如果老人家还在世，也有８６岁的高龄了。三年前春天的一个清晨，突然接到表姐的电话，告诉我说：五姑不行了，你快回来吧。记得那天是星期六，一般旅行社都是半日上班。太太上午跑去几家旅行社询问票价，总算是买到了芬兰航空公司星期三的航班。这之间还要去领事馆办理签证。从星期六到转过来的星期四，这之间的每一天都意味着我将永远也看不见母亲了。内心的焦躁和思念混杂在一起，我只能用沉默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星期天，噩耗传来，母亲离开了我们。我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２００３年３月８日，这天是妇女节。在八宝山菊厅，我们送别了母亲。然后把母亲葬在了西陵，我的两个舅舅也在那里，他们可以相伴而眠了。
今天想起了母亲的诞辰，在网上找到了一段简短的介绍：
黎频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剧协北京分会会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在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扮演过《龙须沟》里的王大妈，《春暖花开》中的来旺妻，《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中的阿克西尼亚，《三姊妹》中的安菲萨，《茶馆》中的王淑芬和庞四奶奶，《红色宣传员》中的镇武妻等诸多人物形象。
母亲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工作在她喜爱的戏剧事业中。由于父亲的牵连，无法登上舞台，但她一直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为国家的话剧事业勤奋工作。也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话剧。从当年的电影《龙须沟》到后来的电视剧《小楼风景》，中间历时了近三十年，母亲虽然不能在舞台上表演，但她却一直没有放弃与话剧的联系，从读剧本到联系剧作家，组稿、征稿。我知道，母亲就是为了话剧的将来而苍老了，直到退休离开人艺。
其实母亲的过去她很少跟我提起，断续的从亲戚那里也听说过一些。一直很想把母亲写出来以留下纪念。可惜的是，当年在国内忙于生计，哪里还顾上听她唠家常。后来有了这个念头后，又身在海外。虽说也曾经去信询问过，回答只有寥寥数笔，好似向组织上汇报简历，就把我打发了。只好把道听途说和在网上胡乱搜索到的信息汇集起来，希望能够从别人的嘴里找到一些过去的痕迹。这不，下面的一段似乎也在她平时的言谈中流露过，是我的疏忽，而遗忘了：
天下之大又小，只能释为共同的时代命运使然。多少年后，德伦妹即黎频一日来我妻阮若珊家，瞧了瞧突然说：这儿我来过，当年我跑“交通”，来送过文件。李传中提到他们常去逛香山，与一对中年夫妇邂逅定交，多年后又偶遇才发现这对夫妇成了我的岳父母，其家乃我党秘密电台所在。在这天下之小中我很想提一笔我们的少年伙伴朱迈先（朱自清长子），他可以说是我们之中最成熟、最先进的一个，在全国解放前夕带动国民党一个师起义，自己竟亡于“自己人”手。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件冤案了，无处可纪可祭，聊附此数语，以志少年时的伙伴，并寄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追思。我们那一代走在前面的少年先锋如李德伦，多是把“救亡”放在生命以及视如生命的艺术之前的，并寻找追随党领导，这是客主观均属必然的。（转自——黄宗江读李德伦）李德伦
记得那年我带女儿回国，正好赶上人艺组织老干部到北京卧佛寺度假。我也跟着沾了光，虽说因为我回去的突然，已经没了床位，只好跟女儿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但是每天能够跟双亲一起度过，毕竟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
那天我们去了樱桃沟，看到那里新建的学生运动纪念碑。在沿着那道溪水而上的沿途中，母亲不断给我们讲述着当年的事情。还告诉我们是在哪里埋锅做饭的，我已记不太清具体的位置，好像就在那块巨大的元宝石的下面。那里离开樱桃沟的源泉很近。也就是在那场学生运动中，决定了母亲一生的命运。
我没法找到当时关于母亲的过多资料，在查找亲戚们对舅舅的回忆时，发现了一些关于母亲的简单文字，这是九姨李滨的一篇回忆，在新浪上可以找到，题目是《闷棍击倒李德伦》：
而１２月１６日的游行则没有那么幸运，当天李德伦和两个姐姐李菊同、李菊坪一起跟着北平三万多学生和百姓走上街头。
游行从白天进行到夜里，学生们已经坚持了六七个小时。游行队伍刚刚进到校场口，街边的路灯突然全部熄灭，迎面打过来很多手电筒的光柱，一群保安队、警察拿着水龙头、大刀冲进学生队伍。学生们被突然的一幕惊呆了，随之四散躲闪，李德伦也在混乱中被打了一闷棍，倒在地上。
“当天夜里，哥哥一个人跌跌撞撞走进门，两个姐姐随后回来，但没有受伤。”哥哥李德伦一进门，年纪小的几个弟弟妹妹看见他被撕扯坏的衣服吓得躲进大人怀里，他头上、手上的伤更是让全家人感到震惊。
李菊同是我的三姨，后来参加革命后改名黎颖。李菊坪是我母亲，参加革命后才用了黎频。
虽然只是寥寥几句，我想起母亲曾经在一次跟我闲聊时提起过那时的情况。当年她们在学校操场玩，突然从校门外跑进来一个年轻男学生，他被特务打的浑身都是血，一进校门就大声喊，我们要求抗日，他们不让，还打我们。母亲们看见了，群情激愤就是这样走上了街头，参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也就是上面九姨写的那段历史，我也是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舅舅被闷棍打昏。
下面是家里发生的另一件事，也与母亲有直接的联系：
哥哥李德伦生前曾和家人谈起姐姐出走那天的情景，姐姐当时在北京大学上课，平时很早离家，１９３７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德伦朦胧中感到有人走进自己的房间，是姐姐，她带着不舍看了看“熟睡”的弟弟———李德伦以为姐姐是要去上学，怕耽搁她，便假装熟睡。就这样李菊同不辞而别，一去就是几十年，直到解放后，姐弟才再次相见。
姐姐出走之前家里正在为婚礼做准备，嫁妆都已备齐，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时不时会在一起说笑姐姐当新娘的样子，而姐姐突然的出走也打碎了家中的一团喜气，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家中一下陷入慌乱。
李菊同离家后选择了投奔山西省“民训干部训练班”，后来化名黎颖，抗战爆发后成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干部，之后一直在太行区党委坚持抗日工作，解放后留在了山西，“文革”前担任山西省妇联主席。
关于三姨的出走，母亲也曾多少跟我说过，那时她是跟后来成为我姨父的陈大东一起走的。当时全家只有我母亲一人知道此事，也是在她的协助下才顺利出走。
母亲好像是１９４２年去的上海，是去找舅舅的。后来结婚生了我姐姐一直在上海。记得那年我跟爸爸去看望柯岩老先生，爸爸见到他后直呼舅舅。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门亲戚。从柯岩家离开后，爸爸对我讲起那段历史。当时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柯岩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他来到母亲和舅舅住的地方藏起来了，对外称柯岩为舅舅，以掩人耳目。这就是舅舅的来历。母亲认识很多名人，有些还是一般人高攀不上的。比如王光美和叶群——当年叫叶宜静，都是母亲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文革开始后，母亲曾把家里的老照片找出来给我看过，还指给我看王光美和叶群。后来那些相片在抄家时被搜走了，再也没还回来，有些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王光美和叶群都曾经派人来找过母亲，毕竟是同学一场。可是母亲都回避了，找了借口而没去赴约。也为此在文革中避过几场大难。当然，尽管这样，还是被造反派询问过多次。因为没有事实和现行来往也就不了了之了。
母亲这点我还是很敬重的，不去攀附权贵，母亲认识的名人确实很多，可是她从来不为自己去争取什么，所以直到去世，还是居住在一套５０多平米的小三居。按照她和爸爸的级别，本应该是１４０平方米。
生活中有多少的不尽人意，一般人在年轻时都会有理想和抱负，也会幻想自己将来的事业和成功。母亲成功了，但是她的成功是在付出了更多的无谓为代价的。母亲早在建国初期就参加了《龙须沟》的演出。在老舍的《茶馆》一开始上演时就扮演王掌柜老婆。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在人艺的舞台上少不了母亲的身影。爸爸１９５７年离家到兴凯湖后，母亲也就离开了舞台。我不知道当时母亲的心情是怎样的，也许她深知命运的无情，也是无力抗争的。离开人艺后，她为了教学工作依旧是废寝忘食，把那些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我多次到学校去玩，跟那些学生们在一起，还有母亲一同到北海公园去划船，大家不停地说笑着、感到了母亲和学生之间并没有距离，而夹杂在其中的我也好像成为了那些学生中的一员，不过地位有些特殊，经常是坐在某个男学生的肩膀上。也看过那些学生们的汇报演出，清楚得记得那是在演出话剧《鱼人之家》。母亲教的是导演，是导演系的教师。我想，要不是学校因为全国经济问题下马了，她的学生也会导演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
离开学校母亲又回到了北京人艺。也许由于母亲看书的博（这点也传染给了我和姐姐，都是酷爱读书的。我女儿也被冠以书虫子的名号，这也许都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剧院成立了一个文学组，组长组员就一个，全部由母亲担任。主要任务就是看剧本，只要是投稿到北京人艺的剧本，第一关就是要经过我母亲的筛选，然后推荐给导演。至于能不能上演，就由他们来决定了。母亲平时的工作还不算繁忙，一旦有新的剧目开始排练，妈妈就开始忙了，从印刷剧本到每天的排练记录，都由妈妈来负责。除此之外，还要出差到外地观摩地区汇演，一走就是很长时间，家里生活全部由我们自己管理。回来还要写汇报，给剧院提供新剧目。我们很少能够跟母亲在一起。
后来我上中学了，那时每天中午要到首都剧场去吃中午饭。每天半斤粮票，两毛钱。正在长身体，不仅仅是馋，也是身体缺少适当的营养。我知道家里放食堂饭票的地方，有一次实在禁不住那些好菜的诱惑，一天下午放学后，家里没人，我偷偷打开了抽屉，拿出了一些粮票和餐卷，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平常不在家的母亲突然推门进来了。她看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就明白了我在做什么。可是她当时一句话都没说，进屋办自己的事情，然后转身出去了。要是当时母亲把我大骂一场，我可能还好受点，而母亲一句话都没说，直到现在我都有一种负疚感，深深感到对不起母亲。当然，那些粮票我又都放回了原处，以后再也没敢动去人偷的念头。
爸爸离开家后，一家的生活费用就全都由母亲来承担了。按说母亲的工资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养活我们姐弟三人不会有问题。可是，那时还有我的后奶奶，和她的两个跟我爸爸同父异母的弟弟。爸爸去劳改，也需要补充一些生活日用品，这些全靠母亲一人来负担，八口人的吃穿。我小时候家里日子一直很紧张。
我从小就觉得好像母亲身上集合了所有的病，那是小时候的记忆。不过要是细数起来也确实应该算是病魔缠身了。常年的高血压导致后来的冠心病，年轻时因为查出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没去成解放区。粮食困难时，肝脏也出现问题。后来是胆道蛔虫、胆结石。老年后还发现了乳腺癌，幸亏发现及时手术后没有复发扩散。还有一次被车撞了后脑，也是奇怪，那时发现后脑大面积淤血，本来医院要给她手术的。她在家里练习气功，后来居然吸收了。这样过了几年，还是没有抗过衰老。那时母亲和父亲居住在海淀阳台山老年公寓，就在鸠峰山麓，那里环境宜人，周围是大片果园。出了老人院就可到鸠峰公园里散步。周围还有一些古老的寺庙。那时父亲时常搀了母亲一起四处寻古，老人院的负责人还允诺等到春暖花开时，派车带着二老到七王坟去。没想到，就在桃花刚要露出花蕊，满山的枯枝蒙上一层青翠的时候，一天，母亲对父亲说眼睛看不见了。父亲要带她进城看病，母亲不去，说：“去了就是再见了。”父亲也没了主意，又过了几天，看情况越来越不好，父亲还是找来了老人院的大夫。大夫一来，立刻通知了院里的救护车送到了山下的温泉医院。一个星期后，母亲离开了我们。
母亲走了，但母亲的一生是成功的。得到了很多喜爱她的观众的爱戴。一次她到双安商场买东西，一下就被那里的售货员认了出来，从此也跟他们结下了友谊。我回国陪母亲去逛商店，到了那里看到很多店员都过来跟母亲打招呼问好。
文革刚刚结束，人艺上演过几台保留剧目，母亲又重返舞台了。可是时光荏苒，人毕竟是要老的，也需要让位给年轻人。母亲离休了。
离休后的母亲曾演过几部电视连续剧。我记得其中有《带后院的四合院》、《小墩子》、《小楼风景》、《今生是亲人》等。而戏份最重的要数《小楼风景》了。那部电视连续剧里有著名员朱旭、王馥荔、李明启、张光北等人，演员阵容强大。在电视台播出后反映很好。
《带后院的四合院》里母亲扮演了一个专门喜好探听四邻隐私的老太太，用母亲话的说：一辈子都演的是好老太太，这次是第一次演这类角色。后来我到国外后，曾经把这部连续剧借给朋友看。朋友的老公是比利时人，她就边看边翻译。后来见到他们时，那个洋老公居然说出成串的中国话：“这也是人打的嚏喷。”逗得我大笑。原来这是剧中一句台词，被母亲用纯粹的京韵说得惟妙惟肖，有好长一段时间成为他家的经典语言。
《小楼风景》快要开机时，母亲到居住在花园路的六姨家玩麻将，夜里回家，这事也很邪门。当时母亲身边一边是父亲，还有一边好像是十姨，母亲走在中间。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当街的下水道井盖打开了，黑灯瞎火的正巧走中间的母亲掉了进去，把腿给摔断了。还要上戏，瘸了条腿怎么办。幸好母亲演的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基本总是坐着说话，把腿的问题遮掩了。可是在全剧就要结束时，有一场母亲伴着《黄河》的乐曲跳舞扭秧歌的镜头。没有人能够看出来，已七十多岁高龄的母亲，居然用一条骨折刚刚痊愈的腿在那里跳跃。
与母亲的告别是在八宝山的菊厅，梅兰菊竹，母亲是菊。
菊和兰、梅、竹一起以其各自独具特色的花、姿、色、韵，被称为花中“四君子”。菊花姿色俱佳，……傲霜凌寒不凋，
母亲安详地躺在灵床上，遗像上方高悬的字幅上写着：今生是亲人。那是她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很多生前友好前来祭奠。原来我们本不打算通知过多的友人，因为毕竟那生于死的别离是痛苦的。只是告别，向最亲的亲人告别。没有预料的是居然来了很多人，菊厅显得太小了。没有悼词，没有哀乐，只有大悲咒的梵音增添着肃穆。大家有序地进入灵堂，跟母亲见最后一面。
很静，几乎没有悲戚地哭声，大家生怕打扰了熟睡中的母亲，让她老人家安睡吧。一生辛劳的母亲需要休息了。我们知道母亲不需要眼泪，她希望我们愉快，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你是一个好人，一看就知道有颗好心。生活得那样忙忙碌碌，忙碌得那样认认真真。你是一个好人，一看就知道有颗好心。从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相信汗水就是黄金。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魂，愿天下的好人，好人有好报，天下的好人都交好运。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根，愿天下的好人，好人有好报，天下的好人都交好运。你是一个好人，活着是不是有些艰辛？风雨中播下期望，期望着好梦成真。你是一个好人，活着是不是有些艰辛？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默默地履行做人的责任。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魂，愿天下的好人，好人有好报，天下的好人都交好运。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你是一个好人。（《小楼风景》主题歌）献上这首歌，也代母亲祝愿天下地好人一生平安。
其二
祭奠母亲
十月一日，对于我的意义在于，是我母亲的诞辰。
母亲生于一九二零年的十月一日。很巧，这个日子在我母亲出生二十九年后，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我小时候，每逢国庆都是要庆祝的，所以也不太记得到底这个庆祝是为了什么。
我家并不太在意每个人的生日，也可以说，不过生日。小时候是因为家穷。家穷不过生日是借口，家散了才是真实的原因。到后来，我们也都离开家，用当时都在说的话，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有时也惭愧，直到如今还挂着知识青年的名头，可要说起来，哪里有什么知识，充其量就是个青年。
滥竽充数。
我几乎是跟新国家同龄，我的年龄加一就是新国家的寿辰。那时总想，要是再晚点的话，我就名符其实与新中国同龄了，所以多少会有点缺憾的感觉。有时到了国庆日，老师会出命题作文，年年都要写的。于是年年都要歌颂祖国前进，可是到底前进了没有小孩子只能把大人的宣传借用过来，写在自己的作文中。只要抄得好，五分还是稳拿的。
再往后，不用自己写什么，逢时报纸上有现成的，班组会上念一遍社论，也省得大家再写心得什么的，全国上下一条心，通过报纸就和谐了。
很快，今年十一又到了。很想母亲。她已离开我们近九年了。有时会非常惨然，也是因为思念吧。总是说，时间是治愈心灵伤口的灵药。我却从来没觉得这药真那么灵。如果是在心里的思念，怎么可能会随时间而减弱，尤其是自己的母亲。
时常感到遗憾的是，对母亲的过去知之甚少。小时候，大人不会跟我们讲。到懂事时，开始是跑到很远的地方插队，没机会讲。后来从草原返回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去国，没一刻空闲似的，很能给自己找借口。以前也曾写信问过母亲一些家里的事，只是写了很短的几个字，非常简约就把一生汇报完了。想想，人的一生也许真就是那么简约，真的归结起来，也并不比旁人辉煌哪里，可当初却为何非要轰轰烈烈呢？为何就没明白，平平安安才是幸福的道理。
其实母亲是懂的。
我想是。
按说，母亲应该是老革命，资格很老的。但她好像一直并不为此感到光荣，也没为此而争取过荣誉。直到退休，要不是后来有离休政策，她可能也就算是个普通演员吧。即便是按照离休政策算，她也只说自己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那年在上海全家参军，包括我还没到周岁的姐姐。
后来发明了离休制度。曾有人找我母亲证明，因为那时我母亲是“民先”的小小负责人。在“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参加的革命。母亲的证明很管用，一下把人家拉进了“三八”干部的行列。而母亲这个证明人，却只是个“四八”干部。母亲就是这样，与世无争。我一直不解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见了荣誉、名利就奋不顾身。母亲却永远甘心远离。是淡薄吧，那些东西要想得到，活的会比别人累。这么想，感觉母亲的一生其实要比很多人潇洒。
现在的人对“民先”可能知道得不多。早先我只是知道在北京抗日时期，有这么个组织，是由彭真领导的。那时民先集中在北京卧佛寺外地樱桃沟，母亲当年也经历过那段生活。一年我带女儿回国，全家一起到樱桃沟，所经一处，母亲都会讲出当年的一些事。可惜没有全部记录下来。只是依稀记得，在元宝石下，母亲告诉我们，在哪里埋锅做饭。还在山坡上那几座纪念塔下留影。
在网上找到一张一二九纪念碑的照片及一段文字，现录如下：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民先”或“民先队”。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于北京。其组织成员共300人左右，分成36个分队。在抗日战争中，队员们积极参加抗战。后并入青年救国会。
母亲一生的足迹，大概现在很少人能够知道，老人离开都会带走很多秘密。她生前不愿多说，也许是想要保住内心的平静，不想被尘封的往事扰乱吧。没问也许是对的，因此她的晚年没有人去打扰。
又到母亲诞辰，只有在内心思念，为地下有知的母亲确保住那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