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包括照片转自https://www.sohu.com/a/536894668_124768）
女孩失踪这件事情发生在29年前的3月，当事人是厦门大学91级日语专业的学生桂梅英。
在她失踪后，她的亲人不间断地寻找至今。
29年间，他们无数次找到了“梅英”，结果证实，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深陷悲惨命运的被拐妇女。
于是他们冒着危险，不顾一切地解救这些本与自己无关的被拐女性。
梅英的父母年岁老矣，身体抱恙，妹妹桂海英接过了家庭的使命。
我们采访了桂海英，希望更多人能知道这个家庭在29年寻亲路上的遭遇，也希望梅英能早日回家。
我之前提到过，在1990年代，有许多失踪的女大学生，至今仍旧未能找到。
话题或许会被新的热搜更迭，但那些鲜活的生命不该就此被遗忘。
只要还有一线的希望，我们就该持续关注下去。
一、失踪的女儿
1993年3月9日下午五点，一通电话打到了《辽宁日报》朝文版总编桂光贤的家里。
电话那头，是桂光贤大女儿桂梅英在厦门大学外语系的辅导员，对方紧张地告诉他她：
“您的女儿桂梅英同学，在3月7日早上突然失踪，学校多方寻找后，依旧没有结果。”
听到消息之后，桂光贤的妻子白文淑，突然感觉到什么也听不见了，大脑一片空白，一阵眩晕之后，她瘫倒在椅子上。
桂梅英是桂家的长女，笑起来脸圆圆的，孝顺懂事，邻里邻居都知道她，也都喜欢她。
根据妹妹桂海英的描述，姐姐性格活泼，学习成绩也好，一直都让家里自豪。
1991年，她以高考530分的成绩考到了厦门大学，是当年厦门大学日语专业在沈阳地区录取的唯一考生。
在学校，她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拿过一等奖学金。
根据舍友描述，桂梅英当天和往常一样，和舍友有说有笑地起床、洗漱、吃饭。
在舍友后来纪念桂梅英的文章中，她们曾这样描写：
“那是1993年3月7日，二十九年前的今天，一个晴朗的周日，早上8点多的时候，你笑意盈盈地问：‘有谁要和我一起去海边散步？’
不巧大家都没空，于是，你拉开宿舍的门，脚步轻快地走了。此前，你也这样一个人去过海边，所以，大家都没太在意。
那天，你穿着一件当时款式流行的黑色上衣，白色的大翻领，配着一条深蓝色的西装裤，脚踏一双黑色的平底鞋，一如往常的端庄、大方和整洁。
这一幕，就这样定格在了我们的心里。
因为那天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那是1993年3月7日，二十九年前的今天，一个晴朗的周日，早上8点多的时候，你笑意盈盈地问：‘有谁要和我一起去海边散步？’
不巧大家都没空，于是，你拉开宿舍的门，脚步轻快地走了。此前，你也这样一个人去过海边，所以，大家都没太在意。
那天，你穿着一件当时款式流行的黑色上衣，白色的大翻领，配着一条深蓝色的西装裤，脚踏一双黑色的平底鞋，一如往常的端庄、大方和整洁。
这一幕，就这样定格在了我们的心里。
因为那天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接到电话的当天，桂光贤夫妇彻夜未眠，他们想遍了所有可能导致女儿失踪的原因：
谋财害命、遭人绑架，出走离校？……但很快，他们就否定了桂梅英主动失踪的想法。
因为自从桂梅英到了厦门之后，就有给家人寄信的习惯，在她的笔下，厦门的一切自己都很喜欢。
她还曾在信里和母亲热情洋溢地分享，有时候在海边风吹过来，把她的短发吹得迎风飞扬，像个“假小子”。
而失踪的第二天是妇女节，桂梅英负责三八晚会的主持工作，她一直都在积极筹备。
桂光贤夫妇越想越焦急，不抵达现场，他们的所有疑虑似乎都很难有答案。
第二天一早，他们即刻启程。
到达厦门之后，班主任告诉他们，3.9日她们就开始停课寻找桂梅英。
他们查看了桂梅英在学校的物品，发现她出门时身上没带钱，身份证、学生证也都还在宿舍里。
而通过查看她的信件日记，他们也没有发现她有情绪的异样。借此推断，她是出门遭遇了意外。
同学们印好了桂梅英的照片和寻人启事，在厦门白城海边、黄厝、何厝、曾厝垵、集美、海边一带防空洞等地分发。
有同学记得：“当时公安有说，海边没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
也有同学回忆：“当时海边一带都是农村，田地很多。我们是拿着寻人启事去问过，但还是没有”。
很快，几乎整个厦门市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失踪的女孩，叫桂梅英。
在厦门20多天的寻找一无所获，桂光贤夫妇或有听说，有渔民说在海边看到了相似的身影某个女孩的身影，像在讲一个传说故事，但根本无法确认。
期间有接到公安通知，同学家人还曾多次去海边认过无名尸。
找孩子成了悬在一家头上的一把剑，桂光贤很快消瘦下去，白文淑的精神也几近崩溃，当年5月，桂梅英的姥姥去世。
桂光贤夫妇在未来两年内，辗转了其他梅英可能出现的城市，包括：北京、吉林、内蒙古等等，并在部分媒体转载报道寻人启事。
1994年11月13日，一个带给桂光贤希望的电话打了过来。
打电话的是桂梅英的同学，她发现《羊城晚报》的一篇名为《姑娘，何处是你家？》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个精神失常、被拐卖5次的女孩，看上去有点像桂梅英。
看到照片之后，桂光贤决定第二天，就和妻子弟弟一同飞到了广州。
二、解救另一个“梅英”
根据报道，被拐女子的所在地是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县、平山镇新山村。
他们需要下了飞机又换乘火车、汽车、三轮摩托车，最后再步行了两个小时，才最终抵达。
在一个破败的竹寮里，三人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上衣只有一个扣子，看到人就恐惧地蜷缩在一起，眼神有些呆滞，问什么都回答不上来。
她抬起脚的时候，桂光贤夫妇注意到，脚底有一道长长的刀口，胳膊上也有明显的绳痕。
他们心里猜到，这可能是被绑过，毕竟她是被人贩子用1000元，卖给了当地一个60岁的老头。
但姑娘抬起头的时候一个细节，让桂光贤夫妇的心落到谷底——
她的额头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这不是桂梅英。
根据舍友记录，桂梅英走失时的发型和这张照片相似
最终，他们只能无奈下山，临走前，桂光贤在女孩身边放了20元钱。
虽然一时带不走那个女孩，但看见女孩那一幕却刻在他的脑海里。
他意识到，无数原本有幸福生活的女孩，此刻正像她一样在受苦，这其中或许就有他们的女儿；而无数寻亲的父母也像他们一样，在希望和失望中不断地煎熬。
这让桂光贤临时改变了行程，本该从广州飞回沈阳的他，决定先到北京，找全国妇联。
到了北京后，他把自己寻亲和在广东茂名看见的情景，反映给妇联、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单位，希望他们可以帮忙。
1月17日，桂光贤突然在中央电视台门口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一时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但却隐约觉得见过。那个人，说不定可以帮他，桂光贤想。
于是他大喊了一声“同志”，对方停下了脚步。
桂光贤问他：“您是东方时空的吧？”
对方点头：“对，我是方宏进。”
桂光贤跟他详细讲了自己在广东看到的情况，方宏进沉重地告诉桂光贤，请尽快把资料送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1月20日，材料如期寄到。
12月5日，东方时空报道了这起触目惊心的拐卖妇女案，并且记录了被拐妇女送往公安部和精神病院的全过程。
这也让桂光贤松了口气，尽管得救的并不是自己的女儿，但好像只要自己努力帮助了别人，就能换来下一次别人帮助桂梅英。
三、乡村里的“梅英”
1995年5月23日，桂光贤又接到了好心人的电话，来自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大横镇的村民王万弟。
王万弟告诉桂光贤，一天，他在村头看见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走近一看，她大眼睛、双眼皮，面容清秀。
王万弟赶紧让妻子带女孩回家，村民围过来，却发现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有时候还会唱英文歌。
把笔递给她，她能写出来琼瑶剧的主角名字、英文单词、化学方程式和数学公式，但却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当天，桂光贤就通过《福建日报》联系了福建妇联。
中午11点20分，时任妇联主席的蔡虹、和福建日报驻南平记者站记者周晞，驱车30公里，赶到大横镇。
王万弟和桂光贤确认过，桂梅英的身高是1米53，眼前这个女孩是1米52，相差无几。
当晚桂光贤决定和女孩对话，但女孩听到桂光贤的声音反应不大。
记者周晞即刻决定，把女孩的字迹传真给远在沈阳的桂光贤。
在那个通讯不像现在这样迅速的时代，整整一晚，周晞都守在传真机和电话前等桂光贤的消息。
凌晨6点，一晚没睡的桂光贤打电话表示，字迹看来很像梅英。
但桂家都是朝鲜族，朝鲜文是母语，为了进一步确认，桂光贤传真过来朝鲜文的“我的女儿桂梅英快回家”，期待女孩能准确地认出。
同时，电话里她告诉周晞，梅英的一位同学也将在明天从厦门赶到大横镇，党镇委书记也安排了妇联和文明办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
但拿到朝鲜语的传真之后，奇迹没有发生。
字条上的朝鲜语，被女孩认成了数学公式。
桂梅英的同学来到后，走到女孩面前再三确认，也还是摇了摇头。
眼前的女孩可能不是桂梅英了，但所有人都知道，她也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受害者。
这时，记者周晞的父亲，《福建日报》南平站站长周志前走到女孩身边，期待通过和女孩聊天，再获得能够帮助对方的有效信息。
不一会儿，周志前就发现她有湖南口音，于是他依次把长沙、株洲、衡阳等地名说出来，看女孩对哪个反应更大。
让所有人惊喜的是，女孩越来越清醒，最后可以准确的在纸上写出自己的信息：
名叫伍海莲，来自湖南省新化县三塘乡宝塔村。
得知消息的桂光贤，在电话里坚持：
“不管是不是我家孩子，我们都要到南平去，去看看那女孩，如果孩子没人认领、或者家里有困难，我们愿意带她到辽宁，给她治病。”
“不管是不是我家孩子，我们都要到南平去，去看看那女孩，如果孩子没人认领、或者家里有困难，我们愿意带她到辽宁，给她治病。”
但好在，经过警方调查，海莲的家里有两个父母，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却为了寻女几年内倾家荡产。
不久之后，海莲就被送往南平市精神病院。27日，海莲回到了久违的老家，和父母团聚。
而关于梅英的消息，却再一次变得遥远。
经历了海莲的事情后，桂光贤开始深思，面对走失的妇女，仅有家人坚持不懈的找下去，哪怕动用身边所有朋友的力量，也终究有限。
社会的顽疾，或许需要一个更有力的组织，来共同抵抗。
于是桂光贤开始写信给国务院，希望可以成立相关打击拐卖妇女的组织，建立失踪人员解救组织、成立失踪人员解救基金会，一旦成立，他将第一个捐款。
这是这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唯一的期望。
四、桂梅英，我们还在找你
如今，桂光贤夫妇已经70多岁了。
桂海英告诉女孩别怕，失去孩子带给父母的打击时巨大的，他们的身心都因此变得脆弱，身体状态也比同龄人差很多。
“这件事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留下了直到人生尽头也无法愈合的创伤。”桂海英说。
所以如今，寻找姐姐的重任，落到了妹妹桂海英身上。
但好在，八孩母亲事情的推进，让桂家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桂海英介绍，在以前，他们寻找梅英只要依赖两种方式：
一是在传统媒体上，各大报社报刊中，刊登梅英相关的信息，并且附上电话和邮箱地址。
当时的民众很热心，有时他们一天内就会收到很多封提供线索、或者慰问的来信。
二是和厦门公安保持联系。
1995年，福建省公安厅下发过关于协助调查失踪女大学生桂梅英的通报。
十几年前，桂光贤夫妇就曾在公安机关进行DNA采样，并在去年进行了第二次补采，并重新提供了桂梅英的照片用于人脸识别。
但纸媒带来的效应终究是有限的，而且是阶段性的，在报纸刊登收到部分信息线索之后，一切又会归入沉寂。
在没有报纸刊登桂梅英失踪消息的时候，他们只能在漫长而又黑暗的等待中度过。
90年代的中国，网络飞速发展，于是桂家开始尝试在网上发布桂梅英的消息。
但网络像是一片深邃的海，内容众多，失踪女孩的消息发出去，却始终没有有效的回应。
但桂海英依旧没有放弃，她希望可以有更多人了解桂梅英。
知道有这样一个失踪的女孩，而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两代人，都付出了余生。
请大家看到桂梅英，记住桂梅英
桂海英还记得姐姐走失的那个夏天。
她刚18岁，那通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她整个人脑子懵了，久久反应不过来。
而如今，她成了要去寻找姐姐的那个大人。
她知道当今公安机关寻人都在运用科技手段，比如人脸识别、DNA比对等。
但这些技术手段也需要有相应信息，才能够捕捉到技术系统的范围里，某些地处偏僻的深山老林可能就很难入到这个系统里。
这就需要动员到更多的力量针对偏僻地区、有人口买卖的地方进行普查。
“同时我们也呼吁重点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有案底的黑恶势力、拐卖人口分子或此类案件前科人员重新进行彻查。
另外加强反买卖人口宣传，鼓励举报，严惩包庇、知情不报的行为，一个大活人突然出现在某地，应该还是有些知情人的。”桂海英说。
近期看到国家对“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决心，桂海英觉得很是振奋。
她呼吁，只要社会各界和公益团体，能持续关注妇女儿童权益问题，能把我们寻找“梅英”们的信息带到各地，尤其是偏远的农村或山区。
那么总有一天，会有越来越多的“梅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