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11：民国股市三大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6年第01期
文：孙沉
一、宋蔼龄谋炒“二三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解财政拮据之困，发行了宋子文发明的、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善后债券来筹措资金，此类债券名为“库券”。从1929年至1935年，先后发行了盐税库券、统税库券、卷烟库券等。库券以批准发行的年份为代号，比如民国十九年批准发行的盐税库券，其代号是“十九盐”；民国二十三年批准发行的关税库券，代号就是“二三关”。1935年，被称为“无冕女王”的宋蔼龄，倚仗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丈夫孔祥熙之势，对“二三关”进行违规恶性炒作，非法牟利两千五百万元，导致中国实业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宝昌等二十四人自杀或急病身亡。该事件由此名列“民国股市三大炒”之首……
1934年，孔祥熙替代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批准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代号“二三关”。这款库券总额一亿元，根据《中华民国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一百元实收九十八元。但之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留下的操作惯例是，以对折即五十元抵押给银行，然后送证券交易所开拍，通常做出来的行情在原价的六折上下。最后，财政部跟银行则以低于行情一折半的价格予以结算。这样算下来，银行有不少于40%的利润可得，当时的银行都乐意承购库券。
宋蔼龄虽然未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但她在利用政府关系进行投机倒把生财方面绝对精通。她平时常在寓所研究经济、金融、证券交易，且颇有心得。对于库券发行，早在宋子文刚刚推出时，她就认为可以从中牟利，曾向老弟试探过，因宋子文没有表态，只好打消主意。现在轮到了丈夫执掌财政部，宋蔼龄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当即举行“三不公司”会议。所谓“三不公司”，并非真的一家什么公司，而是被当时社会舆论所“封”，意指听命于宋蔼龄的三个高官显要：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常务副部长）兼钱币司长、握有财政部发行证券与交易最高之权的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兼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孔祥熙及上海十七家银行和政界要人投资组成，利用官僚银行的资本投资多项建设事业，如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等，发展迅速）总经理宋子良（宋蔼龄二弟）；因与宋蔼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三人被外界称为“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合称“三不公司”。宋蔼龄有这三位同伙操纵炒作“二三关”，要想不成功也难。四人凑在一起几番密议后，当即开始实施。
1935年3月1日，“二三关”库券开始发行。之前，各银行照例跟财政部签署了抵押协议，然后，由证券交易所开拍。头天证交所一公布价格，各银行都大觉意外：“二三关”库券开出的市价竟然在七十元以上，这跟以往所有的库券都开六十元完全不同。这是什么意思？各银行的老法师（金融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估断，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价格向无先例，银行界不会托盘，这个行情绝对是站不住脚的。于是，银行都把财政部抵押给本行的“二三关”库券送进交易所卖掉，买进其他六折库券。银行界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根据协议规定，财政部会在三个月内与抵押“二三关”库券的各家银行结价，以往是以行情一半价位结算，这次就算提高些，打足按六折结算吧，银行也仍旧有赚头，毫无风险，笃定如泰山。
其实，这是宋蔼龄与“三不公司”策划定下的计谋。据知情人事后透露，主要是由徐堪反复研究后想出来的。徐堪根据以往发行公债、库券的经验，认为引诱银行界上钩并不特别难，关键是在银行与财政部结价之前，设法使其把“二三关”库券卖出手。而根据财政部规定，银行是不能把抵押的库券出售的，只能通过委托证交所交易后的库券账款跟财政部结价（每三个月一次）后获取差价利润。库券交送证交所的权力在库券发行者财政部手里。可是，规定是规定，银行出于牟利考虑未必愿意遵守，只要让银行感到有利可图而且无风险，他们绝对会搏一把的。
而只要银行卖出了库券，往下的事就好办了：把价位往上炒高，期限到时，财政部要跟银行结价算账，银行就不得不贴进钞票忍痛买进库券以应付清点。到时候，“三不公司”买进卖出的差价就是这次宋蔼龄等人炒“二三关”库券的利润。
那么，怎样做才能使那些由老法师智囊团支撑着的银行界卖出库券呢？这个其实也简单，把“二三关”库券的市场交易价位抬高，给银行界造成错觉，误判该库券不牢靠，不久价位必跌。银行界就会先违规把库券以高出平时价位的价格抛出，跌至比他们卖出时的七十元低出一截时，他们再买入，然后等待财政部来结价算账。反正合同中写明了的，以证券交易价位对折结算。这样，银行方面就有之前的“七十元抛出，后以七十元以下价位买入”和“财政部合同规定的抵押对折价（按三个月一结价的市场平均价的对折计算）”两笔利润可赚。在银行界看来，如此操作，没有不赚的道理。
如此这般计议定当后，开始分工。宋蔼龄把抬高库券价位的差使交由二弟宋子良负责。宋子良跟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等混得不错，暗地吩咐一声，自会有人安排一班喽啰在“二三关”库券开盘伊始立刻抢抬价格。当然，光抬高价位是引诱不了银行界那班老狐狸出手的，还得动点儿真格的。那就是“三不公司”的老二陈行的活儿了。他掌握着“三不公司”临时筹措的巨额资金，开盘后立刻抢购“二三关”库券。与此同时，安排一些人四下散布谣言，说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收回“二三关”库券，改发“二三关”税公债。抬高的价位和四下传播的谣言互相配合，使众多散户信以为真，纷纷入市抢购“二三关”库券，还有一些散户甚至不惜抛出手头的其他公债、库券，变现后大量买进“二三关”库券。银行界面对这种行情，认为这是一个只赚不赔的绝佳机会，纷纷抛售“二三关”库券。银行界当时的普遍想法是：“二三关”库券跟其他证券、股票一样，有涨就有跌，现在先以打折价位抛出去，就算以后涨至百元，没人接盘了，那就只好跌下来。一周后，一半以上的银行已经把“二三关”库券抛出来了，但另有一部分银行还沉得住气，按兵不动。这个情况事先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已经估计到，徐堪早就开好了药方。第八天头上，宋蔼龄通知徐堪：可以下药了。
徐堪奉命行动，当天约请亲信刘子余共进午餐。刘子余是中国实业银行下设的“中记号”经理、兼中实行南京分行经理，他另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证券交易所第32号经纪人。两人共进午餐时，徐堪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起“二三关”库券，说财政部确实已经作出决定收回该库券，“二三关”近日必大涨，故委托刘子余以当日价位代购进八十万元“二三关”，说那是他私人筹措的资金，过几天抛掉，赚上若干也是好的。以徐堪的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负责发行证券与交易的财政部最高负责人身份，散布这类信息，刘子余绝对不可能怀疑其真实性。他不但完成了徐堪的委托，还以亲朋好友的名义自己也买进了数十万元。
刘子余跟徐堪次长的关系银行界都知晓，处于“二三关”库券价位上涨的当儿，一些人正暗暗注意刘的一举一动，他与徐堪共进午餐的一幕自然已落在他人眼里。见其午餐后直奔邮电局拍发加急电报，就有人行贿邮电局经办人调出电报底稿，一看是通知上海方面下午开盘时速做“多头”。此消息一时四处传播，议论纷纷。当晚，“京（南京）沪等地不知有多少有钱大佬夜不能寐矣”。
次日，证券交易市场掀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刘子余所供职的中国实业银行的许多中高级职员迅即跟进，拿出多年积蓄甚至祖传遗金抢购“二三关”库券，有一部分人还四处挪借钱款作为炒股资金，甚至借高利贷。此举又牵动了抢购者银行界的朋友，他们也纷纷“跟批头”（其时证券行业的行话，意即随大流购买股票债券）。这些人中，斥资购买“二三关”库券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储蓄信托部经理沈宝昌。宋蔼龄恶炒“二三关”库券时，沈宝昌已经年过半百，身体有疾，正盘算归隐故乡，林下养老。他想临退隐前有机会赚一笔钱，确保养老有本，子嗣也能托其余荫。这时正好“二三关”库券出笼，一开始沈宝昌不敢贸然投入，只在旁观察。待等刘子余出手，并且四面八方都在风传“二三关”要被财政部收回的消息，他终于坐不住了，考虑再三，斥资五十万元之多来打这必操胜算的一仗。
“跟批头”斥资名列第二的名叫蒋履福，外交官出身，做过中国驻法大使馆三等秘书，时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而他的女婿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子文的亲信贝淞荪，也是金融界名人。宋蔼龄和“三不公司”行事严密，连蒋履福这样的直接负责公债发行业务的财政部高层也对“二三关”库券的行情深信不疑，他在得知刘子余的举动后，斥资三十万元抢购“二三关”。
当然，也有银行界的大亨级人物对“收回‘二三关’库券”的传言有所怀疑，寻思这等大事，国家不大可能轻易决策的，总得弄个水落石出后再决定是否该出手。当时财力最为雄厚的浙江财阀集团之首、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李馥荪专程去了趟南京，当面向财政部长孔祥熙询问，外界正传得沸沸扬扬的“收回库券，改发一亿元关金公债”之说是否确实？宋蔼龄策划恶炒“二三关”库券时，跟孔祥熙通过气，孔祥熙预料到会有记者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当面询问此事，已经有了一番考虑，当下从容作答：“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二三关’库券发行一亿，实价只有五千万，若按照以往与银行的结价通例，财政实收不过两千五百万，这于解决国家财政之需可以说是基本无济于事啊！”
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如此说法，打消了银行界所有人士的顾虑。大伙儿二话不说，立马往证交所钻，都盯着“二三关”库券买进。到这当儿，该库券立马变成了紧俏品，别说原先的七十元价位，就是七十五元也买不到了。继而有人就把价位升至七十六元，由第77号经纪人福大（拥有中国实业银行背景）以该实价收进。这下，价位便直线上升。“三不公司”手中掌握了大量“二三关”库券，却并不抛出，而是让预先承诺“保证让你有钱赚”招揽的那部分散户把手头的库券抛出，他们则继续吃进。于是，那段时期的“二三关”库券的价格就继续上升，最后竟炒到九折以上。
“二三关”库券是分期还本的，这时该库券的票面余额已经只剩八十七元了，而市面上最高的价位竟被做到八十一元，距离票面余额只有六元。这时的情势，即使“三不公司”不再发力，也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大批散户不断传播谣言，市场上对于“二三关”库券的说法不断加码，甚至有说该库券将会涨过百元，溢价超过票面价值。
这时，宋蔼龄和她掌控的“三不公司”知道已经稳操胜券了，遂偃旗息鼓，不再露面。连宋蔼龄的二女儿孔令伟想见母亲一面竟然也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她。徐堪、陈行和宋子良，也是休息的休息，旅游的旅游，宋子良更是带着两个来历不明的女子住进了法租界广慈医院专辟的特等病房，闭门不出。一直关注着四人行踪的银行界大佬获悉后，这才感到异样，意识到这可能是人家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
就在银行界大佬开始清醒的时候，宋蔼龄与“三不公司”授意财政部通过中央社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称财政部近日举行部务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关于与银行结算库券的，说必须按照之前跟银行签署的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价清算。银行如有拖延，将一律以“破坏债信”论处。发布这一消息的财政部发言人特地强调，“该决定业经财政部呈报行政院批准，并获得蒋委员长的首肯”。
消息一发布，银行界顿时乱作一团，“破坏债信”这可是一顶大帽子，弄得不好真会压死人的——财政部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抬出来，这不是明摆着可以以“军法从事”来解决“破坏债信”的案犯吗？那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有的，不过得花大钱：把那些当初以七十元价格卖出去的“二三关”库券买回来就是，抛出去多少，买回来多少，总之银行必须拿出财政部当初抵押的等额库券。这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子，是宋蔼龄和“三不公司”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是银行界大佬这次炒股的终极归宿。
所有跟财政部签过销售“二三关”库券协议的银行，以及那些“跟批头”的金融界大中小佬，都已经被财政部发言人催醒，赶紧从市场抢购“二三关”债券。宋蔼龄认为市面已经做足，遂指令“三不公司”把之前大量吃进的“二三关”多头出笼，并乘机翻空。
几天后，“三不公司”的大额空头计划完成。财政部发言人再次登场，“郑重声明并无收回‘二三关’库券改发公债之举”。一时间，市场上“二三关”库券价格狂跌，极度混乱。而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已经完成了预定的计划，抛光了之前吃进的库券，到了清点战果的时候。据金融界人士估算，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在这次炒作中牟取了约两千五百万元的巨额利润。再说那个中国实业银行储蓄信托部经理沈宝昌。财政部发布消息那晚他正在友人家打麻将，玩了一个通宵，次晨回家倒头便睡，一觉醒来方知市场行情大变，“二三关”大跌，赶紧出手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全部家产赔了个精光，证券公司纷纷上门催其追缴保证金。沈宝昌原本就患有高血压症，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血压窜高，导致脑溢血发作。家人将其急送英租界宏恩医院救治，医生也回天乏力，死时五十二岁。
沈宝昌并非这次金融风波中死于非命的唯一一人，同样的不幸者还有二十三人，其中九人是原有病患，受刺激而导致病情猝然发作而死；十四人是以跳黄浦江、卧轨、坠楼（塔）、服毒的方式自杀的。另有一些人原本健康状况良好，受此刺激，因而得病，这其中就包括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他自此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夺其性命的也是这个病。
二 、“军统”秘查“上海棉纱案”
1937年4月1日，由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合并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陈立夫任局长，徐恩曾、戴笠分任一处（负责党务）、二处（负责特务）处长（1938年3月29日，一处分离出来另行组建“中统局”，此后的“军统局”就是由戴笠的二处扩展的）。1937年5月上旬，蒋介石给“军统”二处处长戴笠下达了第一桩使命，让其赴沪秘密调查“上海棉纱案”，并授予不经请示即可逮捕“违法人犯”之权……
1921年4月11日，沪上棉纱业巨擘吴麟书、荣宗敬、徐庆云等实业家组建的“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下称“纱布交易所”）成立，同年7月7日正式营业。十六年后，该交易所成为两股势力上演“多空争霸赛”闹剧的主要舞台。每年春天纺织业股票期货市场都是淡季，炒惯了股票期货的业内行家都在做空头。他们春节后陆续卖出手头的现货现股，积蓄资金，待到交易更淡的夏季，再趁价位更低时补仓吃进，赚取其中的差价。1934年至1936年三年，每包棉纱在二百四十元价位上浮动，上下相差最多不过五至七元。可1937年的这个时段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有个名叫徐懋昌的人在别人抛出的时候，大量吃进，一看竟是要做“多头”的架势。这个徐懋昌，就是发起组建纱布交易所的徐庆云的二儿子。徐家经营棉纱业始于徐庆云之父徐锦章，其曾在上海英租界开设纱号，人称“纱业老鬼”。徐锦章因病早逝，徐庆云接班，二十二岁就在上海创设了“福泰棉纱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以百万两白银盘进外商棉布，获利倍余，一跃成为上海纱业巨头。1922年，徐庆云任大英银行买办。1923年，接盘“大丰纱厂”，改名为“大丰庆记纱厂”，自任总经理，并历任纱业公所董事、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董事、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等职。徐庆云还兼营钱业，在上海独资或与人合资创办“恒隆”、“恒来”、“敦余泰记”、“寅泰”、“恒异”、“同庆”等钱庄，系当时上海滩十大巨富之一。
1931年，五十一岁的徐庆云病殁，名下的巨额遗产由两个儿子徐懋裳、徐懋昌继承。老大徐懋裳是青帮人士，子承父业做生意，对帮会活动比较积极；老二徐懋昌则是一介纨绔子弟，做事向来没有章法，弄到哪里算哪里，人称“无轨电车”。当时，业内行家见徐懋昌大肆买入现货现股，不禁哂笑，都说这小子仗着手上有老头子传下的巨额遗产，就不知深浅地跃入股海玩水来了。其中也有若干行家（包括经纪人），以前受过徐庆云的好处，觉得眼睁睁地看着徐二少爷把大量金钱白白抛掉于心不忍，就出言指点，厚道些的甚至专门请徐懋昌吃饭，在饭桌上与其长谈。可是，“无轨电车”却置若罔闻，只管横冲直撞往前乱开，有一股死不回头的愣劲儿。如此这般，大伙儿也就不再去多费口舌了。
徐懋昌如此折腾，自然引人瞩目，惊动了“北四行”。“北四行”是当时在全国金融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四家华资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其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故被称为“北四行”。这四家银行中，中南银行是获准可以发行货币的。其余三家银行就与中南银行联手经营，组建了一个“四行储蓄会”，这于金融界的资金运作大有好处，“北四行”因此而敢进行一些其他银行不敢贸然出手的业务。这次，当“北四行”得知徐老二竟然斥资意图做多时，顿时对其发生了兴趣。这四家银行手头原本就囤了些股票，于是就决定抛出，待徐懋昌做多做不下去而不得不低价抛出时再吃进，预计这次交易量大，即便如此一出一进，“北四行”也能大赚一笔。
“北四行”一出手，一些股业大鳄和百姓散户随即“跟批头”，也把手里的股票抛出。而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也挤了进来，支持徐懋昌。“北四行”对此进行了调查，分析出这些家伙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徐懋昌的老爸徐庆云生前的朋友，另一部分则是徐家老大徐懋裳的外地青帮朋友。这样，市场上就形成了以“北四行”为首的空头集团和以徐懋昌为首的多头集团。“北四行”有的是金融专家、股坛法师，他们的底气来源于对市场的分析：据预估，多头一方在期货交易截止日期之际，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订购期票所应付的金额，所以，只有低价抛售。届时做空一方再行购入，其差价就是他们所获取的利润了。本着这种打算，空头集团在卖出空头股额时，都是超额卖出，尽情地逗徐二少爷。到时肯定是“大限将至”的徐懋昌先沉不住气，不得已低价抛出手中做多时购入的股额，不然，纱布交易所就会对其强行平仓。也就是说，徐懋昌的“大限”在先，空头集团的限期在后，做空方肯定可以在徐懋昌破产前以低价位把超额卖出的股额补足轧平。
可接下来让“北四行”看不懂的情况出现了：原估计徐懋昌和他的那些外援资金肯定有限，做多做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罢手，进入观望状态。哪知，徐懋昌的资金竟然非常充沛，每天保持着有多少吃多少的态势，硬是把棉纱价格从淡季价位炒到了旺季价位，每包棉纱的价格从最初的二百四十元上涨到二百九十元。这下，空头集团迷惑了：消费市场对棉纱并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徐二少爷如此囤货的目的何在？“北四行”决定调查徐懋昌这次做多头的背景以及徐与做空方持续对抗的资金来源。这一查，不禁让“北四行”暗吃一惊：这徐二少爷背后是由两个法力无边的豪客——“无冕女王”宋蔼龄和“黑道皇帝”杜月笙支持着的！空头集团终于明白对手的策略了：多头集团的本意不在棉纱，其目的在于空头。因为空头集团本算定徐懋昌到时无钱付账，会先期破产，所以超额大卖空头股额。可对方的后台是宋蔼龄、杜月笙，既有宋蔼龄之夫孔祥熙执掌的财政部暗输财力，又有杜月笙的黑道势力在一旁虎视眈眈地助威，到时付现不是问题，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制造舆论；而“北四行”超额卖出的部分，到时却没有现货付给买主，就会构成交易违约，空头信誉一跌，市场风向必会抛售己方的（银行）股份，到时“北四行”的信誉大牌差不多就要倒塌了。
“北四行”弄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后，决策层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到这当儿，已经没有后路了，只有把心一横和宋、杜扛上了，决定不惜血本去外地收购棉纱，赶在双方交易日之前把货源备足。钱钞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信誉，只要信誉不倒，“北四行”就不会倒。
哪料到，宋蔼龄、杜月笙的联手运作，已经把这些问题考虑到了。多头集团预料到“北四行”会有这一手，早已安排时任国民政府江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握有三省税收大权的盛升颐（清廷邮传大臣盛宣怀之子）随时待命。收到宋蔼龄密遣专使的通知后，盛升颐就动用公权，派出大批稽查员控制了上海所有水陆码头、公路关卡，凡是有外地棉纱要运进上海，即予拦截，也不没收，只是用“超重”、“逃税”、“偷税”、“违章”等借口扣压货物。且放出风声，要扣押到棉纱证券所的交易截止期，“北四行”无货可交，将被认定违约受罚之后再予放行。
这样一来，上海证券交易市场顿时掀起一阵波浪，“北四行”股票连日大跌，害得持有“北四行”股票的散户叫苦连天，“割肉”还得排队。此情势令“北四行”决策层忧心忡忡，日夜开会商讨对策。对策还没研究出来时，纱布交易所传来消息：有股民自杀，其家属把棺材抬到交易所大楼来讨说法。此举得到其他破产股民的响应，事态正在扩大，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北四行”报了巡捕房，巡捕也来过了，说管不了，由双方自行解决。“北四行”知道，这必是杜月笙所为，很是无奈。不过，就是让杜月笙这么一逼，“北四行”还真想出了一个法子，立刻打电话向《字林西报》以及数家外国驻上海的通讯社告知这一消息。这种新闻爆料报社最欢迎，立即派记者前往现场采访。杜月笙派出的那班在交易所摆设灵堂的打手想起杜氏关照的“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对记者采访大表欢迎，积极予以配合。却不料，新闻一见报，反倒替“北四行”解了围——因为惊动了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未发迹前曾炒过证券、股票，对这一行颇为熟悉，也知道证券交易如若发生事件风波可能会导致一国、多国甚至全球金融风波的道理，所以他对当时的证券交易比较留心。据传，蒋氏为获得准确可靠的情报，除了通过财政部、复兴社特务处了解交易行情外，还在上海安排人（一说是无官无职的奉化同乡）探听交易行情和民间传言，以供其作出综合判断。因此，此次棉纱交易出现的异常情况早已为其知晓，只是，蒋介石没有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被外媒报道、将该事件称为“上海棉纱案”的程度。于是，蒋氏便派遣实业部长吴鼎昌和“军统局”二处处长戴笠分别赴沪对“上海棉纱案”进行秘密调查。
吴鼎昌、戴笠两人都是直接被蒋介石召见而接受调查使命的，但是，两人都不知道蒋氏除派自己一方外，还另派人赴沪调查棉纱案。
吴鼎昌跟“北四行”的后台、国民党政学系首领张群关系密切，被官场称为“政学系的应声虫”，暗中自然偏袒“北四行”。他一到上海就立即下令拘捕被认为对此次金融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
吴启鼎、盛升颐一被捕，戴笠马上就知道了。戴笠看出了“上海棉纱案”背后其实是孔祥熙、宋蔼龄与政学系两股政治势力的暗斗。他根据调查情况得出结论，这次金融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做多的那位徐二少爷，当然，徐懋昌肯定是受了杜月笙的指使。根据眼下吴鼎昌已经逮捕吴启鼎、盛升颐的情况判断，实业部调查组是准备打击多头集团的。但不知吴氏此举是否获得过蒋介石的首肯，于是，戴笠连夜急电南京“军统”总部紧急了解相关情况。次日中午，戴笠接到回电称：委员长获知消息后，大怒，连说“吴启鼎、盛升颐可恶”，还给孔祥熙打电话予以指责。戴笠由此知道了蒋介石的尺寸，立刻行动，下令逮捕徐懋昌。这边抓人，那边戴笠已经去了杜公馆，当面向私交甚笃的杜月笙打招呼，表示“奉命行事，无法推诿”的苦衷，希望得到杜氏的谅解。人情练达的杜月笙自无二话，一笑了之。
至此，宋蔼龄、杜月笙一方已经被抓了三个主角，看似形势对多头集团极为不利。可是，宋蔼龄对此却并不在意，她那“无冕女王”的称号并不是靠作威作福而获得的，而是依仗于其精于谋算的心机和谋略。据宋蔼龄所言，早在发动这场大战时，她对“徐懋昌必能诱得‘北四行’上钩”、“介兄（她对蒋介石的称呼）必定恼怒而派人调查”、“调查者定会作出对己方不利的反应”等一系列情况有准确判断。所以，对己方的主角被捕后该怎样做，她早有了周详准备。宋蔼龄掌握了蒋介石的两个至死不变的特点：一是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二是吃软不吃硬，据此她想好了应对之法。不过，宋蔼龄并不急着行动，而是等了三天，等到蒋介石从南京去了庐山后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坦承“上海棉纱案”是她干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蒋介石没料到此事是宋蔼龄所为，接到电话，一时来不及作出反应，愣怔一下才说“这件事回头再说”，就挂断了电话。熟知蒋介石性格的宋蔼龄知道“介兄”已经开始改变“严打”的主意了，放下话筒后立刻给上海杜公馆去电，指示杜月笙做两件事：一是动员徐懋裳以徐懋裳、徐懋昌兄弟的名义“捐款”购买一架飞机献于国家；二是让杜立刻动身上庐山，不必向蒋承认此事（因已由她出面承担下来了），只向蒋要求开释徐懋昌。
杜月笙立即行动，包了招商局的一条轮船，连夜直驶江西。次日抵达后立马上庐山求见蒋介石，三言两语就说得蒋氏同意“从宽发落”。于是，当吴鼎昌、戴笠刚刚接到委员长侍从室传达的蒋介石指示，让开释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时，那边宋蔼龄已经通过孔祥熙指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把吴启鼎、盛升颐接走了；然后，接到杜月笙电话的徐懋裳也前往南京，从“军统局”看守所接走了徐懋昌。不久，戴笠在上海跟杜月笙见面说到此事时笑言，他们“急了点儿”。“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导演的设灵堂闹剧中的败笔做成了文章，在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被捕后，通过中外新闻媒体和自己组织的马路宣传，大力揭露“棉纱案”的真相，终于止住了股民抛售“北四行”股票的风潮，稳住了阵脚。宋蔼龄、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上海棉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蔼龄、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杜月笙从庐山返回上海时，宋蔼龄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周后，宋蔼龄突然从南京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上海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京到庐山）的宋蔼龄，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京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蔼龄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蔼龄乃是策划“上海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据说当初调查到宋蔼龄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京蒋介石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哪知现在情势反转，蒋介石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介石是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1935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跟蒋介石私交甚笃，且参与蒋介石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此对蒋的为人和各方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张群面对吴鼎昌哭丧着脸的求助，从容镇定，微笑着交代数语，吴鼎昌顿时眉开眼笑，称谢而去。
张群提供的解围之计是搬请一个救兵——叶琢堂。叶琢堂系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早年在上海当过“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仅从其事业来说，这算不上辉煌，民国史上不可能留下关于他的多少记载。但叶琢堂跟蒋介石的渊源之深却是无人可比，因为蒋氏早年在上海混得几近走投无路时，是他向蒋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关系使蒋得以在证券交易所跑进跑出。蒋介石做证券投机生意失败后，经济拮据，经常入不敷出，每每都是叶琢堂出手慷慨相助。叶表现得恰到好处，丝毫不给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任何难堪。据知情人回忆，蒋介石对叶琢堂执师礼，平时有空到叶家问候时，叶如在接待客人或跟人家打牌，蒋就站在一旁给他们端茶递烟。后来，蒋介石要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叶琢堂赠其三百银洋作盘缠。蒋介石发迹后，对叶琢堂十分感恩，屡屡要委叶出任高级官职，叶琢堂却只接受了中国银行改组时的“官股董事”。过了几年，经蒋介石再三恳求，方才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据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回忆，无论蒋介石为什么事发怒，只要叶琢堂一开口，蒋必定会给面子。现在，张群让吴鼎昌去找叶琢堂向蒋介石讲情，应是最合适之举。
叶琢堂跟吴鼎昌原本相识，平时还偶有交往，此刻吴鼎昌前往求助，叶一口答应，当即带上女婿李叔明赶到庐山牯岭。这时，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听说这场风波已经闹到蒋介石跟前，生怕自己脱不了干系，也主动赶到庐山，准备听候蒋的发落。
蒋介石闻知叶琢堂上山，立刻设宴迎接。席间，叶琢堂对吴鼎昌所托之事轻描淡写说了几分钟，蒋介石连连点头，当场让人通知下去：吴鼎昌不必到庐山听训了；等候传见的穆藕初也可即行回沪。
宋蔼龄听说此事后，大失所望，但她知道叶琢堂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就不敢再纠缠了。
至此，“上海棉纱案”总算画上了句号。宋蔼龄、杜月笙跟政学系算是斗了个平手，只是苦了那些“跟批头”，赔光了家产甚至还送掉了性命。
三、惊动高层的“股票投机抛空案”
1948年8月21日，《大公报》刊登题为《豪门巨富纷纷收购金公债 隐名之士曾大批抛售股票》的新闻稿，文称：“十九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这则消息见报后，引起证券商、股民的高度关注，议论纷纷之余，在之后数日的证券市场上又引起波动。一时间，股票大跌，各路人员争相抛售手头所持的各种股票，酿成了规模巨大的股灾。蒋介石闻讯，焦急之下，以“中华民国总统府”名义下达紧急命令，限期七日侦破这起历史罕见的“股票投机抛空案”。
蒋介石早年曾持有证券交易员执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执业过，因此对证券交易一应情况颇为了解。《大公报》披露的“隐名人士”从南京赶往上海抛售股票的消息，经正在上海公干的中华民国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督察员蒋经国和财政部金融管理局转报国民政府财政部后急报总统侍从室，蒋氏马上意识到“其中有诈”，而且问题“不可能单单是出在证券交易商方面”，因此，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约见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要求监察院直接派员专赴上海对该案进行调查。
于右任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于8月26日以监察院院长名义下达了“宪机字第五六七五号通知”，指令监察委员唐鸿烈、孙玉琳“赴沪调查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报》所载某一匿名人士，于十九日乘京（此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下同）沪夜车至沪，向证券市场抛售永纱股票空股三千万股，牟利四五千亿一案”。唐鸿烈、孙玉琳于8月27日晨抵达上海后，即刻前往《大公报》报馆，走访该报经理李子宽，要求提供8月21日那篇新闻稿的背景来源。李子宽面对两位中央监察委员，神色从容，称《大公报》一向奉行“不党、不私、不盲（指不盲从）”的办报原则，向不参与党派政争，严格恪守“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来源”的宗旨，拒绝透露该新闻稿件的背景来源。无奈之下，唐鸿烈、孙玉琳只好提出约见采写该稿的《大公报》记者季崇威。李子宽说报馆与记者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包括指令其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因此他只能把二委员的要求转告季崇威，至于季记者是否同意跟二委员见面，将取决于其本人的意愿。
唐鸿烈、孙玉琳离开报馆，去见蒋经国。根据监察院长于右任的指示，唐、孙在沪的工作应接受“上海经济管制区”的督导。双方见面之后，唐、孙才知道原来蒋介石已下了“总统府令”限期查明该案，顿觉肩头责任加重。当晚，唐鸿烈、孙玉琳与助手以及蒋经国派给他们的“经济勘建大队”队员与记者季崇威在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二楼咖啡馆会面。“二委员晓以大义，怎奈季记者坚称该消息来源系友人提供，其真实情形不得而知，且拒绝提供该友人姓名等情况”，“经再三究询，季仍未将此一报道之线索与事实相告。至此，委员等乃知欲从刊载此消息之大公报馆及其记者处获知该项消息之确实来源已不可能”，只好放弃这一打算，“与季握手而别”。
与此同时，蒋经国已经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督导员”的名义召集上海市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副大队长汪长虹等负责官员，以及监察院参事范体仁、财政部参事周德伟，坐等唐鸿烈、孙玉琳带回线索后研究如何采取行动。使这一干人没有料到的是，唐、孙跟季崇威谈话竟是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蒋经国便征询在座各负责人的意见：诸位看应该如何往下走？在座人员中不乏调查案子的高手，当下对案情进行了冷静分析——
（一）根据证券交易所提供的8月19日那天“永纱”股票的交易数据来看，开盘为一万六千八百元，跌停在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元，加上场外贴息一天，共为一千九百一十元，以三千万股“永纱”计，开盘放出，跌停补进，仅可获利五百七十三亿元，与《大公报》刊登的“隐名人士”获利四五千亿元相差甚巨。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午开门营业时间是九点半，若《大公报》新闻稿所载之“隐名人士”由南京乘夜班火车来上海，次日上午七点十分即可抵达北站，距相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时间尚有两小时余，如此，该“隐名人士”应该“毋须如《大公报》所载的‘不洗面不吃东西’即直奔证券交易所如是匆迫之必要”。
所以，在场多人认为案情事实可能跟《大公报》所刊登的情形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大公报》所刊情况是否属实尚需调查。但考虑到上海证券市场目前的情势，唐鸿烈、孙玉琳以及蒋经国等人认为“亦可能有类似之事实发生”。蒋经国当时讲话，认为鉴于正好在股票大跌时国民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即把自抗战前推出的法币（“法定货币”的简称）改为金圆券，这期间出现投机抛空股票的行为，将引发社会动荡，影响金融形势，所以必须对这起案件查个明白，向全社会作一个交代。与会人员继续分析案情，“认为此一投机行为，可能在证券交易所场内或场外发生，同时以三千万股数目之巨大，势必化整为零，分别在若干经纪场所一一抛出，而每一经纪人抛出之数额，可能为二三百万股左右”。根据这个推断，与会人员制订了以下调查方案：一、整个上海市合法登记的证券交易人共有二百三十七家，通过核查各家涉案当天交易报表，可以发现哪几家交易额在三百万股以上的。然后，由市金融管理局、市警察局、警司各派稽查人员，分成八个特别稽查组，同时出发，突击检查这些交易人的账目及其支付收兑款项等全部情况，作为进一步分析案情的判断依据。二、依据整理和分析之资料及所获情报，切实侦查有关经纪人场外交易数额和关系人等。三、就稽查场内交易账目及场外交易所得之可疑线索，即请由上海市警察局依法传讯。走到这一步时，相信离查明本案真相就不远了。
8月28日，根据“专案指挥部”的指令，国民政府财政部、工商部派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理员王螯堂、沈云龙，领着一班行家里手着手对全市二百三十七名持有合法证券交易人资格者在8月17日至19日三天内所经手的交易数额进行统计、核查。与此同时，蒋经国与唐鸿烈、孙玉琳密议了另两条措施：一是设立“人民检举箱”，鼓励广大市民对该案情况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商人进行检举；二是秘密指派新组建的经济警察大队便衣四处收集相关情报。
两天后，王螯堂、沈云龙主持的统计、核查工作结束，一份由王、沈两人签名的调查报告递交到唐鸿烈、孙玉琳手中。调查结果是：“查得卖出永纱股票数额在三百万股及有场外交易嫌疑之各经纪人计五五号、八五号、九五号、二二四号、二三五号、二○四号、一五○号、六五号、一三五号、四号、一九○号、一二九号、七六号、七一号、一六号、二八号、二三七号、二一三号、一四五号、八九号、一二号、二号等廿二户。”唐鸿烈、孙玉琳由此作出判断：线索就在这二十二户证券交易人中间。随即对这二十二户证券交易人进行缜密严查。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派出记者对该案进行跟踪采访。财政部长王云五、次长徐柏圃每天处于“围追堵截”之中，但每每都是“无可奉告”。9月1日，消息灵通的《中央日报》总算刊登了该案的一则消息，题目是《抛售股票隐名士 监委在沪彻查中》，简单披露了之前的调查情况。次日，该报再次披露消息《隐名士已查出否 王云五答差不多》。王云五答记者关于“南京某隐名人士赶赴上海，抛售永纱股票是否查出”之问时，称“差不多了，现在还在查”。而财政部次长徐柏圃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则称，各方面虽努力侦查，但迄未查出；一经查出，则必须立即公布。徐氏请记者“忍耐”。由于数日未能查出，致使外界谣言四起，有傅某等三人“躺枪”被指系“隐名人士”，其中两人大急之下，竟“自费在沪市报纸刊登大幅广告，否认自己有如外传投机行为”。
王云五披露的消息是有根据的，其时对“隐名人士”的追查已经有一些眉目了。前述“榜上有名”被怀疑投机抛售股票的那二十二户证券交易人已分别接受调查，其中持第190号证券交易员执照的林乐耕承认有场外交易行为，他在8月16日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子）“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另据检举线报，有持85号证券交易执照的“介昌证券号”、持145号证券交易执照的“立丰证券号”也涉嫌场外交易。“介昌”“外传该号交易甚多，而账载甚闲”；“立丰”“账上交易甚少，而银钱往来甚多”。另外，据查场内交易者中也不乏有投机抛空股票嫌疑者，如72号执照持有人“生兴证券号”曾卖出过一千一百九十万股“永纱”股票，其中以客户“廉耕记”（客户的“×记”系该客户所开的交易账户名称）四百万股为最巨；213号执照持有人“祥大证券号”之客户“泰记”魏少庭三百万股次之；其他二百万股以上者甚少，一百万股以上者亦不多见。当时，由于受通讯、印刷等条件的限制，《中央日报》等报纸的消息最快的也得次日见报，所以，9月2日读者所看到的报载《隐名士已查出否 王云五答差不多》的情况，是这位财政部长上一天上午获得的。详情应是这样——
8月18日上午，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组派驻证券交易市场的特派员刘克勤，因与“鸿兴证券号”老板杜维屏有私交，照例前往其住所附近的“鸿兴”去喝茶闲聊。当时，他亲眼目睹有一男二女前来“鸿兴”开户抛售股票。男的陪同二女办完抛售手续后，对旁人说了一句话，曰：“我们的钱是从南京赶到上海来，辛辛苦苦赚到的。”当时，刘克勤并未在意、听过算数。几天后最高当局下令严查“股票投机抛空案”，8月3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接到命令，让该处下辖经济组协助“专案侦查指挥部”调查“榜上有名”的二十二户涉嫌证券商。刘克勤是警司派驻证券市场的特派员，此事自然首当其冲。他在听取情况介绍及阅读材料时，发现二十二户涉嫌证券商中有“鸿兴”，当即与《大公报》上那则新闻联系起来，得出“该案应与‘鸿兴’有关”的判断。刘克勤向何龙庆一说，何转而向“专案侦查指挥部”汇报。正好王云五致电蒋经国关注该案，蒋经国在电话里把这一情况说了说。于是，就有了“王云五答差不多”之说。
读者在看到这则消息时，已经出现新的进展情况——
9月2日上午，唐鸿烈、孙玉琳指令上海市警察局传讯“鸿兴证券号”老板、237号证券交易执照持有人杜维屏。讯问中，杜维屏承认“鸿兴”抛售过“永纱”股票六百余万股（后查证应是七百五十万股），不过具体情况他不清楚，让警方去向“鸿兴”的邱经理了解。其实，这是杜维屏故意隐瞒。审讯者已经知道刘克勤提供的内容，当下也不跟杜维屏多说，也不会真的去找什么邱经理。从应对审讯来说，二十七岁的杜维屏跟面前那几个老刑警根本不可比。刑警立刻抛出材料，杜维屏顿时傻了眼，只好供称：8月19日上午九时许，有客户李伯勤偕女子两人共同抛出“永纱”股票空股六百万股（后查明实抛出七百五十万股），那两个女子分别以“兰记”、“淑记”开户。成交后，杜维屏听李伯勤对“鸿兴号”其他人说，已经事先获得内部消息，经济金融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所以一早就来抛空股，挣点儿钱钞日后好贴补家用。
所谓“抛空股”，在民国时的上海股市指的是“抛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当时上海股票市场的规定是操作者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操作者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只要该股票价格下跌，那就可以百分之百获取差价利润。
唐鸿烈、孙玉琳获得市警察局提供的上述情况后，经与蒋经国商议，由蒋出面指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拘传李伯勤及那两个抛空股的女子。
“隐名人士”终于到了暴露的那一刻！
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迅速查明，李伯勤住在上海市延庆路9弄20号妹妹李国兰家。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毛克刚派便衣人员潜伏在李家附近，但李伯勤一直到晚上十二点还未露面。专案组深夜赶赴李伯勤的挚友高祥生家，也扑了个空。毛克刚当机立断，命令该组干将李吉光进入李家探虚实。
李吉光敲开李家的门，自我介绍道：“你是嫂子吧，我是启明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李国兰一听是陶启明（即李国兰的丈夫）的儿时朋友，连忙把李吉光引进屋内，热情招待。扯了一些家常后，李国兰对李吉光已没有任何戒心，气氛十分随意。李吉光漫不经心地说道：“本来19日我就要来找嫂子，请启明兄帮忙。那天上午敲门时，屋内没有人。”李国兰冲口而出：“上午我和另外二位朋友去鸿兴交易所炒股去了，你当然找不到我了，不知你有什么事需要启明帮忙，我帮你转告。”李吉光依然不动声色：“想不到嫂子还炒股，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嫂子以后要多开导开导我，让我也有发财的机会。”顿了顿，又故作亲切地说，“最近我听说股票大跌，嫂子你这次肯定亏了。”李国兰得意地说：“这你就有所不知，别人都亏，我炒的永安股却赚了。”李吉光见目的达到，掏出警员证件：“对不起，你被捕了！”随即发信号通知守候在门外的便衣进来将李国兰铐上。当时，李吉光等人还不知道逮着的这个女人恰恰就是打开“隐名人士”迷宫之门的一把钥匙。
当时报纸对此女的介绍文字如下：“陶启明之妻李国兰，系一极精明干练而懂得生意经之女子。伊现年卅二岁，曾受高中教育，手中颇有积蓄，经常以‘跑单帮’之姿态，往来于香港、台湾、上海之间。现居上海，专事经营股票生意。”民国时的所谓“专事经营股票生意”，就是如今的“炒股专业户”。
如果李国兰的丈夫不是陶启明，那人们对这个女人不会有多少兴趣。那么，陶启明又是何许人呢？——“现年卅岁，较其妻李国兰尚小两岁。原籍常州，生长上海，毕业于私立东吴大学，持有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留校服务一时期；继则在台湾高雄法院任地院推事（民国实行推事审案制，推事即审案法官）。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后，因东吴老友人徐百齐（现任财政部主任秘书）之推荐，来京任财政部秘书兼任资料室副主任，为时不及两月，阶级亦未叙定。”据李国兰供称，丈夫陶启明曾在8月18日晚上突然从南京来沪，回家住了一夜，于19日晚搭乘夜班火车返回南京。陶启明回家后曾告诉她，财政部已经决定，将于近日公布全国所有银行、钱庄、证券交易所一律停止营业两天的消息。李国兰得此消息后，猜测国家可能要对金融政策进行大调整，就想赶在这一变故发生之前抓紧时机做一笔股票生意。于是，她就连夜去约女友杨淑瑶以及自己的哥哥李伯勤商量。李伯勤在上海滩证券市场很兜得转，当下三人就议定由李伯勤次日带着她们去找“鸿兴证券号”，因为他跟该号老板杜维屏私交不错，在“鸿兴”抛售空股应该搞得定。8月19日上午九点多，李氏兄妹和杨淑瑶就一起去了“鸿兴”，靠着李伯勤和杜维屏的关系，只花了10%的保证金，就轻而易举地抛售空股七百五十万股。当时用了两个新开账户，一个是以李国兰名字中的“兰”字命名的“兰记”，另一个是以杨淑瑶名字中的“淑”字命名的“淑记”。上海方面在获得“隐名人士”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的情报后，随即由唐鸿烈、孙玉琳联名跟财政部长王云五打长途电话告知此情，要求财政部会同首都警察厅即刻拘捕疑犯陶启明。
王云五随即指派财政部人事处长吴兴周持公文及陶启明的照片前往首都警察厅直接找黄珍吾厅长接洽，“请即派员缉捕该犯”。黄珍吾知道这个案子来头大，哪敢迟缓，立刻给首都警察局刑警总队总队长郑浩铭打电话，让调集大批刑警到厅，在等候刑警抵达之前，又命令秘书把陶启明的照片拿到技术室去加印六十张备用。
不一会儿，郑浩铭率刑警赶到了，黄珍吾下达缉捕陶启明的命令后，叮嘱：此行动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缉捕行动分三步同时进行：一、由财政部吴处长率刑警往下关车站巡逻，防陶启明闻风逃沪。二、派员至财政部宿舍警戒，一切人等只准进入，不准外出。三、派刑警至中山码头一带巡逻。
至中午十一时半，在中山码头一带执勤的刑警未见陶启明乘渡轮过江，也未发现有小船载运乘客渡江。而派赴下关车站的刑警也向坐镇首都警察厅的黄珍吾、郑浩铭打电话报告说，十一时至十二时之间所有从下关车站始发或者路过的上下行列车上，均未发现陶启明其人。于是，刑警总队长郑浩铭驱车直奔财政部，得知陶启明已经从外面返回宿舍。郑浩铭轻吁一口气，猜测陶启明并不知道上海已经东窗事发。这时，警察厅长黄珍吾也赶到财政部会晤王云五部长，郑浩铭便前去向黄珍吾禀明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这天气温有点儿高，那时候也没有空调，黄珍吾奔波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看着王云五，意思是听财政部长的。“王部长此时极为气忿，连连击桌而呼‘重办’。”
双方言毕，王云五部长随即亲草一函交予黄珍吾：“本部秘书陶启明，据报十九日曾抛售大量永纱股票，该员泄漏公务机密，嫌疑重大。身为公务人员，竟有如此不法行为，实堪痛恨，特请贵厅予以逮捕，依法究办。此致首都警察厅。王云五九月二日。”
黄珍吾随即在王云五函旁空白处批注：“交刑警总队郑总队长速办。黄珍吾九月二日。”
郑浩铭担心陶启明逃跑、自杀或者毁灭罪证，当下亲自赶往财政部宿舍。据事先了解，陶启明住在宿舍二楼一个套间内，该套间为大小各一间，共住财政部三名公务人员。陶启明有午间小憩习惯，此刻他尚未就寝，仅穿一短裤背心，足踏皮拖鞋，正阅读小说。郑浩铭为避免惊动同室他人，推门而入后也不亮明身份，态度和善，压低语音佯言：“近方从台湾来京，过沪时尊夫人曾托带书信一封，嘱面交老兄，另有数言相告，因此刻人多不便，可否请老兄下楼一谈？”陶启明闻之，竟然不疑有他，立刻穿上衣服随郑浩铭出门。
刚刚走下楼梯，郑浩铭忽然变脸，掏出证件亮了亮：“老兄看准了，兄弟是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的，奉命带你去警察厅问话。”言毕，因未带手铐，遂用手帕缚住陶启明的右手手腕，手帕角扣于自己手中。陶启明脸现惊慌之色，问道：“财政部长官知道吗？”
郑浩铭从衣袋里掏出王云五的公函：“老兄可一阅。”
陶启明看罢公函，微叹一口气，俯首无语。
郑浩铭把陶启明带到财政部部长会客室交人看守，自己驾车返回中山路刑警总队队部，令刑事股长刘新章及警员数人，同往财政部请出总务司长吴对均一起去搜查陶启明宿舍，除搜出与抛售股票有关之文件外，另有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及格证书，向外交部请领出国护照之呈文一封，其妻李国兰自香港、台湾、上海寄来的信函数十封，印有高雄地方法院推事、财政部秘书衔职的名片三盒。上述物品，经与财政部总务司长吴对均点交后，由警方带走。
陶启明毕业于民国名校东吴大学法学专业，在当年法学硕士考试中名列前十，毕业后留校执教，后又当过法官、律师，这种懂法的角色，其抗审能力自是常人所不及。事后，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长郑浩铭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从警以来所遇到的最厉害的一个受审对象。”
刑警为对付陶启明，动用了当时最新的科技产品——美国进口的录音机、测谎仪，以及特制的灯具（用所谓的“灯光审讯法”）。可是，陶启明仅仅承认他在8月17日去过上海，次日返京（南京），以及曾向妻子透露过近日银行、钱庄和证券交易所将“封关”停业数日，但并未指使妻子李国兰抛售“永纱”空股。
“好的！那么问你，你是怎么知道‘封关’消息的？”
答曰：“凭判断。”
“你的太太李国兰为何凭你‘判断’的‘封关’消息，敢花10%的保证金去搏一记空抛‘永纱’股票之险？”
答曰：“她平时在家就是跑单帮、炒股票，时间长了，有了一定的经验，在这方面比我懂的多，她是凭经验认为股市行情将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决定冒险一搏——顺便说明，此举我并不知情。”
就这样，郑浩铭率领手下刑警、技师，对陶启明进行连日连夜的审讯，但陶启明不肯供出他是怎么知道“封关”信息的。而据刑警分析，陶启明以前并无炒股经历，凭其入职财政部不到两月的时间，也不可能迅速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对“封关”信息的所谓“凭判断”之说，显然是无稽之谈。再则，查财政部起草《“封关”令》的时间，正是8月18日，而这天傍晚，陶启明就溜回了上海。这实在太巧了，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只有继续加大审讯力度。就这样，刑警从9月2日中午一直审到9月5日下午。中间的饮食供应不错，按照陶启明自己的意愿叫外卖，举凡牛奶、锅贴、包子、蛋炒饭、馄饨、荤素炒菜，想吃什么就提供什么，且数量不受限制；香烟、茶叶、咖啡、巧克力、糕点也随时供应，就是不让睡觉。中间有时休息十分钟、一刻钟，但不让合眼，即使陶闭上眼睛，也用高音调播放之前的审讯口供录音予以干扰。陶启明在这种状态下，竟然硬撑了七十多个小时，轮流审讯的刑警倒给折腾得哈欠连连，疲惫不堪。
9月5日，监察委员唐鸿烈、孙玉琳从上海返回南京，与刑警总队总队长郑浩铭等一起对陶启明进行审讯。这时的陶启明已神志恍惚、精神行将崩溃，但还是强撑到晚上十时多方才吐口招供。
于是，另一个角色登场了。这就是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民国时的“主任秘书”，并非行政级别，而是职务。徐百齐这个主任秘书，实际上就是财政部的秘书长，在财政部公务员中属于高级干部。徐百齐是陶启明进入财政部供职的介绍人。徐与陶是东吴大学的校友，不过徐进校早毕业早，所以两人在学校时并不认识。徐百齐学的也是法学，进财政部任职前曾在上海另一位东吴大学袁姓校友开的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离开后，每逢赴沪也总是去律师事务所坐坐。前一阵，陶启明准备去美国留学，就辞去了高雄地方法院推事的活儿，回到上海考出国英语。袁姓校友知道后，请他去律师事务所帮忙。其间，遇到赴沪公干的徐百齐去律师事务所，因同是东吴校友、袁律师的朋友，所以就相互认识了。徐百齐手下需要增添秘书，他看中了陶启明，便从袁律师那里把陶挖过去了。据陶启明招供，8月17日，他在财政部办公大楼楼梯上遇到徐百齐，徐百齐对他说起“封关”之事，他正好要回上海去探望患病的母亲，当晚回沪后就跟妻子李国兰说起了此事。
8月18日去“鸿兴”抛售“永纱”股票的一男二女中的另一女子杨淑瑶已被上海市警察局抓获。杨淑瑶的供述中有一个内容引起了两位监察委员的注意，她说自己居住在上海，丈夫名叫徐壮怀，系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部主任。唐鸿烈、孙玉琳对“南京”很是敏感，问了杨淑瑶关于抛售股票的消息来源，杨答称是李国兰叫她一起去抛售的，这点和李国兰的供述相符，也就没有深究。现在，唐鸿烈想到这一点，便问陶启明是否认识徐壮怀。陶启明此刻已经供认最为关键的“封关”消息来源，精神上松弛下来，只想睡觉，当下也不及多想，便说认识，还说他8月18日是乘飞机从南京去上海的，机票就是徐壮怀给他买的。徐壮怀当时说如果尊夫人这两天做股票生意的话，最好能叫上杨淑瑶。这就是李国兰8月18日去“鸿兴证券号”抛售“永纱”空股时还有一个“淑记”账户的原因。
陶启明招供后，唐鸿烈、孙玉琳连夜驱车前往监察院长于右任公馆报告案情，于右任亲自给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打电话，指令立即逮捕徐百齐。黄珍吾已接到刑警总队总队长郑浩铭的报告，因徐百齐是财政部高官，所以须等获得中央电令后方可下令拘拿。当下，他立刻签发了逮捕徐百齐的手令。
徐百齐在陶启明被捕后，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当天就去见王云五部长，说陶启明是他推荐进财政部的，愿意接受政府调查，请求指定一个处所将他看管起来。王云五跟黄珍吾通话后，下令把徐百齐送往财政部宿舍原陶启明住的房间，请与陶同住的两个公务员移居他处，由郑浩铭指派四名刑警日夜陪护。所以，逮捕徐百齐的行动进行得比较轻松。郑浩铭于9月5日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抵达财政部宿舍楼，入室发现徐百齐尚未就寝，和衣斜卧床上，闭目养神。郑浩铭上前出示黄珍吾的手令，徐百齐仓皇失色。郑浩铭当即命令刑警将其带下楼，冒雨登车押往中山北路刑警总队的一处办案密点拘押。
对另一疑犯徐壮怀的逮捕行动却遇到了麻烦。9月4日，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一分队队长沈公策、班长巴英煦奉命持黄珍吾厅长的手令乘夜班火车前往上海逮捕徐壮怀。两人于9月5日上午八点十五分抵达上海，即会同上海市警察局指派协助该项行动的刑警前往湖南路343号中国石油公司职员宿舍（徐壮怀在沪寓所）及江西路131号中国石油公司，然而一无所获。据石油公司的驻卫警称，徐于4日曾到公司，旋即离去。稍后，沈公策、巴英煦复去石油公司，会晤了公司张总经理及代理秘书蔡淳，得知徐壮怀从南京来沪后，4日曾去公司，当时张总经理曾询问过报载其妻杨淑瑶因抛售空股而被捕之事，徐答称他在南京，对此事并不知情，随即向张总经理递交了辞职书，经主管部门负责人签批“暂准停职”。当时，徐壮怀曾对公司说他当晚将返南京去处理一些事务。正谈到这里的时候，石油公司南京营业部来电，“谓徐壮怀其三日去沪，后未来京”。于是，刑警又走访了石油公司职员宿舍门卫与若干邻居，言徐未曾回过寓所。沈、巴分析，徐壮怀“口称返京，实系谎语，显因其妻被捕后，恐事发而先行设计脱逃”。沈公策、巴英煦又在上海走访了徐、杨夫妇的亲戚朋友，未能打听到线索，遂先后于6日、7日返回南京。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随即签发了通缉令。
徐百齐被捕后，在刑警总队密点接受审讯，先是佯称“毫不知情”，两天后终于供认了一应犯案事实——
9月17日上午，王云五部长、徐柏圃次长将其召去，说要商量起草一份全国各银行、钱庄和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的“封关”通知，王、徐二长官商量，由徐百齐据情起草文件。因事关重大，王云五、徐柏圃根据保密规定未言及“封关”的具体日期，指示徐百齐留空格。约十一时，徐百齐完成文稿，经王云五签准后持稿出门欲送打字室打印。在楼梯上，正好遇到陶启明，两人停下来说了几句话，徐百齐告诉陶启明他刚从王部长办公室出来，起草了一个“封关”文件。当时，陶启明并未就此打听什么，也没要求看那份文稿。但是，两人曾经说到过一个事后被认为很关键的话题：民国以来，政府从未下达过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的金融机构“封关令”，这次下达此令不知意味着什么。陶启明、徐百齐于金融市场都是外行，两人面对这个问题还真的不知如何判断。陶启明正好向徐百齐请假说要回上海去探望患病的母亲，于是，徐百齐就叮嘱陶去沪后会见一个人，把这个问题向那人请教，相信对方能够据此作出判断。
这个人就是袁仰安，徐百齐、陶启明都在其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
当天下午，陶启明去会其好友徐壮怀，也没什么事，只因他要回上海，问对方是否需要往家里捎信或者往回捎东西。当时，陶启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个重大机密，闲谈中顺便说到了“封关”消息。徐壮怀毕竟是做生意的，马上意识到经济形势面临着突变，说这“封关”令一下，股票肯定会跌，这当儿如果能设法做一笔抛售空股生意，准能大赚。随即又想起陶启明的妻子李国兰是炒股的，便怂恿陶启明可以叫妻子做，顺便也叫上他的妻子杨淑瑶做。徐壮怀的投机发财心情极为迫切，主张陶启明应尽快赶到上海去。听说陶启明准备坐夜班火车赴沪，说那不行，夜班火车到上海已是明天早晨了，只怕误事，遂让陶启明乘坐民航班机飞沪。说着，立刻让手下职员去给陶启明购买当晚七点飞沪的机票。
陶启明飞抵上海后，即去找袁仰安。袁仰安的判断与徐壮怀差不多，不过，他不炒股，也不做其他金融投机，只做代理诉讼事务。所以，他对这个重大信息并不热心。两人谈了一阵后，就分手了。不过，即使如此，袁仰安后来也吃了些苦头。
9月6日，首都警察厅刑警赴沪，将袁仰安拘捕后于7日押解南京。根据规定，陶启明、徐百齐、袁仰安三案犯应递解特刑庭看守所关押，但特刑庭处于人满为患状态，难以收押。于是，经协调，三人于9月9日被押解南京娃娃桥监狱地检（地方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寄押，分别单独囚于楼下二号、三号与六号监房。次日，袁仰安之妻苏燕生由其弟陪同前往南京，向刑警总队要求保释袁仰安，遭到拒绝。该案有两名案犯未曾捕得，李国兰之兄李伯勤和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部主任徐壮怀。
因李氏兄妹及杨淑瑶率先投机抛空股票、继而杜维屏跟进而引发的上海股票市场大跌之势，经《中央日报》连续报道公布案情，以及蒋经国在上海接连出手取缔了十五家地下钱庄之后，终于得到了遏制。9月8日，《中央日报》刊登了《沪市场风平浪静》的报道。
至此，监察院对“股票投机抛空案”的调查宣告结束，监察院长于右任发表谈话，主张“重办陶（启明）案”；承办案件的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也提出应“依法提案纠举财政部长王云五责任”。9月9日，唐、孙两监委开始起草调查书。9月18日，监察院在《中央日报》全文刊登《陶案调查报告书》。
与此同时，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开始讯问徐百齐、陶启明等涉案人犯，起草起诉书。
根据最初打算，国民政府是准备对该案大张旗鼓进行严办的，已在报上放出风声宣称“沪案（指李国兰、杜维屏等）、京案（陶启明、徐百齐等）将一并由南京地院审理”，可是，这当儿已取保候审的杜维屏之父杜月笙突然打了一发横炮，他以上海市参议长的身份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对蒋经国说：“犬子触犯国家法律，罪有应得，但请先生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各种紧俏物资，特别是医用纱布，远远超过其他各家，涉泄经济机密的情况，也远较其他公司严重，请先生立即派人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否则，只怕难以服众。”
扬子公司由孔祥熙、宋蔼龄之子孔令侃经营，蒋经国算是孔令侃的表兄。孔令侃闻言后企图凭着这层关系向蒋经国通融，请蒋到国际饭店吃饭，遭到蒋的拒绝。孔令侃意识到事态不妙，随即急赴南京向父母求援。宋蔼龄便通过其妹宋美龄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蒋介石遂指令蒋经国“轻办”。
这个口子一开，原定把李国兰、杜维屏等案犯押解南京与陶启明、徐百齐等一起审判的计划，就变成李国兰、杜维屏等的案件由江苏地方法院第二分院即上海法院审理，陶启明、徐百齐、袁仰安案件在首都地方法院审理。
9月15日、22日，江苏地方法院第二分院在沪公开审理杜维屏、林乐耕、李国兰、杨淑瑶大肆抛售“永纱”空股案，由沈天保担任审判长，梅尔和、方祥海担任推事。9月28日，法庭宣判：李国兰、杜维屏、林乐耕、杨淑瑶以“交易所市价未计税及空头买卖”之罪名分别判处十个月、八个月、八个月、七个月有期徒刑。
上海方面如此审判，首都地方法院自是“心里有数”。9月30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以“未涉案”的名义释放袁仰安。10月1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诉。10月12日，首都地方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陶启明、徐百齐案件。陶启明、徐百齐当庭翻供，声称在刑警总队的招供是在“精神恍惚状态下所作出，于真实情况有误”。陶启明和徐百齐毕竟是学法律的，冷静下来之后都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陶启明8月18日与徐百齐在财政部大楼楼梯上相遇，徐百齐向陶启明透露“封关”消息以及让陶赴沪询问袁仰安之情节，发生于陶启明开口向徐百齐请假，要求当天下班后赴沪探望患病母亲之后。也就是说，两人在楼梯上相遇时，陶启明先开口向徐百齐告假，徐百齐表示准许，然后才谈及“封关”。如此，案情就变成徐百齐无意间说起“封关”，又提议让请假探母的陶启明去向袁仰安请教金融形势。而起诉书中指控徐陶两人的犯罪事实是，徐百齐在8月18日中午让工役把陶启明叫到其办公室，两人密议由陶启明赴沪行事。徐百齐只承认自己是“粗心闯祸”，而不是故意泄露机密。陶启明则除了上述辩解外，还向法庭申明“并无嘱妻抛股”情节——他显然已经知晓上海方面对其妻李国兰的审判情况。
10月26日，首都地方法院再次开庭审理陶启明、徐百齐案。审判长首都地方法院刑一庭庭长徐邦治下令，传财政部主任秘书办公室工役高长明、李振清到庭，询问8月18日中午徐百齐是否让他们请陶启明去其办公室。“高长明、李振清均答称：‘那天徐主任秘书并没有要我们去叫陶启明。’”这段证词使地院检察处对徐、陶两人“勾结图利”的指控失去了依据。
1949年1月19日，首都地方法院宣判：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陶启明、徐百齐各七年徒刑。宣判后的第三天，徐百齐即被保释；半月后，陶启明也被保释。
【评论】
现在的证监会，泄密搞钱这事有没有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