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走资派”的“上级”红卫兵，是经常调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来了个姓张的，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他自称是北师大的，我们猜想，我们已经被“移交”给北师大谭厚兰这一派了。
移交以后，他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训话的时候，他常采取一种不可一世的派头：两腿叉开，双手叉着腰……
在他给我们规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厕所。
那时的中宣部大楼，早已成为革命群众的革命据点。全国各地来的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办公室的门锁着，人们就从上面的玻璃窗爬进爬出，晚上住在里面。厕所里大便堆得老高……那位张兄给我们布置工作时说，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
我们“黑帮”中有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听完训话以后，他问了一句：
“星期天要不要打扫？”
“要，要打扫！”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了，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吗？
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我认为，一件本来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于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明他是否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勇于负责。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是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
事隔多年，我又一次想起这么一件事：十年前，我到甘肃的酒泉师范去参观。这个学校在当地还算不错的。当地的驻军和企业，想和学校合作办一个幼儿师资班，他们愿意出钱，也愿意包学生的分配。学校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愿意去办，酒泉地委也同意，但是学校还去请示省教育厅，教育厅居然不同意。校方接待我们一行人时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认为这件事不必考虑省教育厅的态度。陪我同行的正好有一个甘肃省委宣传部管教育的副部长，他同意我的意见，告诉学校可以办这个班，不必请示。这件事到此也就算解决了。
回到兰州，当时的甘肃省长陈光毅要我向兰州的干部作报告，我就对他讲了酒泉师范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准备在报告中反对一下请示病。在这次讲演中，我忍不住给他们讲了文革中打扫厕所的故事。
后来看《南风窗》，见到那上面刊有一篇许士杰写的反对“请示病”的文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来审问我：“你要交代你是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死对头的，首先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
一听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在延安，我和陈伯达只有一次接触，没有第二次。当然，以后我们也还见过面，但是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一次唯一的接触经过是这样的：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分好几次连载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我读了以后，发现文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他，他回信给我，约我到杨家岭他的窑洞见面。一见面他就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有学好，你对我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终生难忘。”我这个人不喜欢讲谦虚的客套话，不过陈伯达长我十来岁，那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学者，我还是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青年，他这么讲我还是很高兴。那天我们还随便谈了些别的，然后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年，延安把报上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出版了他的这部著作。我得到后一看，竟一字未改，这使我惊讶之至。他对我讲得这么好，而行动上却一直也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对我的批评不同意，尽可同我争论，我也不会介意；如果他不愿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说一句“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也比这样好。
与陈伯达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第一次见面就对他的虚伪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的一个特殊机遇。
要我交代延安时期就是陈伯达的对头，只可能是这件事。原来我认为他虚伪，没想到在这虚伪之中，还有一句不虚伪的话，那就是“终生难忘”四字。
那次审问，被我用装傻的办法应付过去了。我知道陈伯达不可能源源本本地讲这件事。他说不出口，红卫兵也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事。我不觉得这次审查有多大压力。可是我夫人后来对我说，她当时知道这件事后，真有点儿为我担心：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大权在握，你得罪了他有你的好吗？的确，在当时，他这种身份的人对我有这种评价，虽说不足以置我的政治生命于死地，也足够使我难以翻身了。不过，那次审问，算是平安地过去了。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北京，对我的“群众专政”解除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清华老同学王天眷。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你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吧？我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说，你不是在延安时起就是陈伯达的老对头吗？现在陈伯达倒了，你不就舒服了吗？我问他何以知道此事，他说是从科学院的小报上读到的。原来，有一次陈伯达主张把列宁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气”字改成“子”字，要国家科委党组讨论，我在党组会上发表了基本上赞成对列宁的话进行修改，但只改动这一个字我认为不全面的意见。有人向他汇报我的发言后，他说了“于光远嘛，从延安的时候起就是我的老对头”这样一句话。
在文革中，坐“喷气式”飞机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但挨打的次数并不多，有过那么几回，但也记不清次数了。
第一次挨打倒还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沙滩红楼后面，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大楼前的五四广场上，靠近中宣部游泳池的地方，就在露天布置了几处审问判官的地方。每处放几把椅子，让审查者坐在那里，被审查者就低头站在他们前面答话。那一天，中国科学院院部研究室的几个“造反派”在那里审问我。一位女性的“造反派”担任主审。我顶了她几句，她就动手打我。一个知识分子女干部，居然动起手来，我是没有想到的，不知她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时，在旁的几位男性态度倒还比较平和，看得出他们也不赞成那女人的行为。我虽然嘴硬，但走资派毕竟不敢对“革命群众”还手，而且，我还有“好男不与女斗”的思想，所以就忍了。但越是忍，心里越是有气，态度就越是“不好”。所以，她最后得出结论：“于光远，你这个人就是顽固！”
事后，说老实话，我对这次挨打还真有点儿耿耿于怀。没想到“冤家”路窄，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遭遇了。
有一天下午，正下着大雨，我从新布置的设在中宣部传达室旁边的专供外调人员审问我们的席棚里出来，那个女人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中宣部大院来，正巧在传达室躲雨。她一见我，就在屋里对我嚷：
我一看见她，心里就没好气，说：“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她气极败坏地大骂：“你这家伙坏极了！要把你斗倒，斗臭，斗死！”
我一听乐了，嘲讽地说：“你还有新发明呀？我听说过‘斗倒，斗臭’，还没听说过有‘斗死’一说呢！”
说着我就走了。我手里拿着雨伞，而且走得也不慢。她没有冒雨追我。
我还有几次挨打，有的是在外调人员的审讯过程中碰到的。但整个文革期间，中宣部的红卫兵没有动手打过我，也没有打过别人。中宣部的“黑帮”，都是挨外调人员的打比较多。有一个“判官”在挨打的时候用手挡了一下，结果被连打了好几下，批一句就打一下。中宣部的红卫兵站在一旁，没法给这位“判官”说好话。
我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在接受外调时。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提供外调对象的所谓“叛徒”材料，结果他们说因为我是叛徒，所以我包庇他们单位的那个叛徒。他们用来打我的东西也有点特别，是一把木制的衣刷子。刷子打在我的额头上，眼部都打青了。去医院看了几次，还做了几天热敷，开了几天病假，脑子倒没有损伤。
还有一类挨打是在斗争大会上，一般是动用拳头，也曾用脚狠狠地踢我。
有一次我挨打之后到北京医院门诊，病历里留下了这次挨打的记录，前几年偶然翻阅自己的病历还看到过它。
许多人经过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终于完好如故。为此，也有人赠我以“福将”的头衔。
本文选自《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