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谈“中美如何避免战争”
2022年04月19日 14:47 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4月19日报道（记者 李溯） 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文章《如何防止中美走向战争》。该文章节选自陆克文即将出版的新著《可避免的战争》。文章摘编如下：
乌克兰传出毁灭和死亡画面，无数难民纷纷逃离这个国家。眼下，世界当然都聚焦这种恐怖，聚焦很多人一度认为21世纪绝无可能的事情：在欧洲发生大规模现代战争。但是，在这个严峻时刻，就更有必要仔细思考，重新冷静评估地缘矛盾加剧导致的其他潜在冲突构成的危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中战争的风险。我们这个时代的有用教训在于，这种情况不再不可想象。
眼下，随着美中力量对比发生变化，21世纪20年代似乎要成为决定性的十年。两国的战略家都知道这一点。对北京和华盛顿以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来说，21世纪20年代将是危险的十年。如果这两个大国能找到一种共存的方式而不背离各自的核心利益，世界将因此变得更好。如果他们失败了，另一条道路则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其破坏性可能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在乌克兰看到的情况——而且正如1914年一样，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写未来。
战争完全可以避免
在美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来到这样一个节点：严肃的分析家和评论家越来越认为，某种形式的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现在不可避免。这种思维是危险的。我们如果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外交史的好处在于，因为谈论危机而陷入危机的风险真实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调占据主导地位，相互妖魔化程度提高，公共政策应对（微妙地）从预防战争转向准备战争。1914年，欧洲各国梦游般地走向战争，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在我看来，战争绝非不可避免。我们并不受制于历史上某种深层次的、想象的、不可逆转的力量。最有机会避免战争的办法是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思维，筹划一个美中两国能够竞争式共存的世界，哪怕相互威慑强化这种持续的对抗。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后十年维护和平，政治环境可能最终改变，战略思想也可能在更广泛的全球挑战中发展演进。届时，领导人或许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合作置于冲突之上，以应对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关乎生存的全球挑战。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在不毁灭彼此的情况下度过当前十年。
我从18岁起就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先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主修汉语和中国历史。我曾以不同的外交职位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生活工作，在大中华地区结交了许多朋友。我欣赏中国的古典文明，包括其非凡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传统，以及在后毛泽东时代使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摆脱贫困的经济成就。
我在中国生活过，同样也在美国生活过，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非常清楚两国之间的差异，但我也看到双方都有伟大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对家庭的热爱，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由理想和勤劳推动的生机勃勃的创业文化。
每根支柱都有裂痕
要了解美中关系，任何途径都避免不了学术和文化偏见。尽管我接受过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的教育，但我不可避免地、毫无悔意地是一个西方人。因此，我属于西方的哲学、宗教和文化传统。我担任过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国家10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积极支持美国在二战废墟上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我从未接受过这样一种观点，即与美国结盟意味着自动遵守美国政策的每一个要素。面对华盛顿的施压，我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还是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入侵伊拉克。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失败以及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我也并不满意。
美中关系的现状是一段漫长而有争议历史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互不理解和猜忌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接下来的往往是夸大的希望和期待，而这些希望和期望在不同的政治和战略需要面前纷纷破灭。过去150年来，双方都把两国关系的失败归咎于对方。
按照狭义的观念，现代中美关系一直依赖共同的经济私利。在另一些时候，这由面对共同敌人时的共同目标支撑：最初是苏联，“9·11”事件后是好战的伊斯兰主义，但程度比前者有限得多。最近，中国和美国对全球金融稳定和气候破坏的影响产生共同的担忧。人权始终是一个潜在的摩擦点。长期以来，经济、地缘战略和多边支柱等各种支柱共同作用，以一种相对稳健的方式支撑着两国关系。但在过去十年，每根支柱都出现裂痕。
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典籍、文字、古代伦理观念和当代共产主义领导力缺乏了解，这可能使他们对这个新崛起的全球领导地位对手感到不确定和不信任。
“修昔底德陷阱”隐现
不信任的裂痕多年来不断扩大。华盛顿不再相信中国所说的“和平崛起”。华盛顿声称无意“遏制”中国崛起，北京对此并不认同。中国认为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是旨在让中国经济陷入瘫痪的协同行动，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则是为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北京把华盛顿坚持在南中国海为自己及盟友主张航行自由，解读为对中国主权水域的敌对干涉。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总结：“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这给斯巴达人带来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他解释道，这是“一个新兴大国扬言要取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时自然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扰乱”。艾利森研究多个历史案例得出的模型显示，出现这种情况时，战争的可能性也更大。
从许多方面来说，修昔底德陷阱的许多因素在当今美中关系中都已存在。比较容易想象，一系列事件发展变异为美中之间某种2.0版的冷战，接下来又可能引发热战。例如，黑客可以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从管道、电网到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造成潜在的致命后果。美国有承诺保护的亚洲盟友，而中国的雄心则与这些联盟对立。
虽然北京军事现代化和扩张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为日后台湾的突发情况做准备，但在美国看来，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海军、空军和情报能力对美国在大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构成大范围挑战。
找到潜在战略出路
从道义和务实的角度，中国的朋友们和美国的朋友们都有义务去认真思考这个世纪国际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在认识到美中力量关系变化的同时，如何维护我们在过去3/4个世纪里获得的和平与繁荣。我们需要找到潜在的战略出路，至少是护栏。这可能有助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同时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完整性，这样的秩序自1945年以来一直支撑着国际关系。
借用列宁的提问：“怎么办？”作为第一步，双方都必须留意对方会如何解读自己的行动。我们至少必须注意，双方的政治文化、体系和精英如何解读彼此的战略语言、行动和外交信号。
然而，把共同的战略素养提升到新水平只是开始。接下来必须要做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一个联合战略框架，要能够完成三项相互关联的任务：
第一，围绕如何处理彼此战略红线（例如在台湾问题上）在原则和程序上达成一致。如果不经意间越过红线就很可能导致军事升级。
第二，相互确认全面战略竞争被认为是新常态的领域——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技术发展（如半导体）。
第三，界定既承认又鼓励持续战略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域。
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单方面推进，而只能通过双边方式。与所有此类协议一样，魔鬼在于细节以及执行。这样一个框架不取决于信任，而将完全依靠每个国家已经部署的复杂的国家核查系统。
这种联合战略框架无法防止危机、冲突或战争，但可以降低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无法阻止一方对另一方资产发动有预谋的秘密攻击，作为彻底违反框架的一个举动。但是，一旦发生海上、空中或网络空间的意外事件，联合框架可以帮助防止冲突升级或使之降级。
我并不天真地认为，达成一致的联合框架就能阻止中美两国制定针对对方的战略。但是，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濒死体验”之后，美国和苏联最终商定了一个框架来处理双方令人担忧的关系，避免走向共同毁灭。当然，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也有可能采取同样做法。正是出于这种希望，可控的战略竞争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
当然，世界其他国家大概都欢迎这样一种无需被迫在中美之间二选一的未来。这些国家大概都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全球秩序：各国无论大小，都对其领土完整、政治主权和繁荣之路抱有信心。他们大概也希望世界的稳定得到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能够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这些挑战。中国和美国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决定这样的理想是否仍有可能实现。
| “2020年代这危险的十年，中美之间应该采用管理战略竞争的框架来争取时间。可能到了2030年代，双方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挑战。”在4月16-17日由哈佛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传播伙伴的第25届哈佛中国论坛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如是表示。他还详细阐述了中美管理战略竞争框架的四项原则，即：第一，认识战略红线并在处理红线问题的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二，接受其他事务中非致命的竞争；第三，界定鼓励战略合作的领域；第四，委派双方的高级外交官作为框架的“战略警察”。降低发生危机和冲突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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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陆克文发言实录（部分译文依照陆克文新著校订）： “避免中美战争，不仅是学术和政策挑战，也是我的个人挑战” 我每天都做梦，不是美国梦，不是澳洲梦，是全世界的梦。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的战争。 如果大家认为战争不存在发生在21世纪的可能性，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现在俄乌战争，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那个战争是现在的可能性，乌克兰的事给我们了一个具体的表现。 我写的关于我们与中国关系的书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陆克文近期出版新书《可避免的战争》——编者注）。它不是一本学术书籍。正如纽约时报评论今天早上所说，它没有一个脚注，它甚至没有参考书目，我不想要文献目录，也不想要一系列脚注。我只是想要一本简单实用的书，可以向北京、华盛顿、中国、美国和许多第三国的聪明读者解释，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发生灾难性的冲突。 我在书的开头说我把自己视为两国的朋友，我在中国学习了很长时间，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住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文明、历史。 对于我们这些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伟大文明的人来说，中国不仅是具有极大的知识魅力的对象，也是我许多人际友谊的源泉。我大概在中国生活了3年，并在这里以多种不同的身份工作过——作为学者、外交官、商人、外交部长、总理，现在作为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成员，除了智库之外我没有其他身份。 但我现在也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在我离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我有幸与我的好朋友兼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约瑟夫·奈等人一起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和工作。 从那以后我在美国生活了5年多，现在担任纽约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一个智库）的主席，我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共和党人、民主党人、非政治人士，不只是在华盛顿，而是在整个美国。 所以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挑战，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挑战，而是一个关于我们都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个人挑战。 “中美关系出现三个变化，应以四项原则管理战略竞争”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当我们分析中美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两者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技术上都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仍然非常强大。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力量可以说更平衡了。 我们面临新挑战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改变了它的外交政策路线，因为它更强大了。在新的领导下，中国不再“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了奋发有为的新政策，以及一个更积极性的应对方式。因此，中国在地区、世界和多边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这正是因为领导人的领导风格不同。 但在中美关系当前状态的第三个原因层次也就是美国的反应。无论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是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都决定与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形成共同的路线来应对这种挑战。 因此，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现在面临的情况。这让我想到了我今天的第三组发言。如果我能把这些术语放在我写的书里，我讲的是战略竞争，而战略竞争在我看来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不管我们习惯用什么语言描述它，这就是它的本质。 所以应该为现在这样“没有管理的战略竞争”提供替代方案，（现在）没有警戒、没有规则，任何个别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危机，可能升级成为某种更严重的东西，然后导致冲突和战争。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两个大国之间，有一个概念是“联合战略框架”，我称之为有管理的战略竞争。管理战略竞争有四个原则，我将对此进行总结。 第一个原则，我们需要非常现实地了解目前中美之间存在哪些战略红线。围绕如何处理彼此战略红线（例如在台湾问题上）在原则和程序上达成一致。 它们与台湾有关、与南海有关、它们与东海有关、它们与朝鲜半岛有关、它们与网络和空间有关。如果我们不是准备好，任何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导致危机，并升级冲突和战争。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些战略红线来认知双方。而在防止战略意外的细节层面，它当然不会消除危机、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但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会降低风险。因为目前，两国还没有围绕这些红线指导两国的最低限度的战略原则。相反，我们相互推撞，通过意外发现这些红线，然而有些时候意外会是灾难性的。 战略竞争中的第二条原则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两国政府之间达成共识，管理第一条提到的战略红线以避免意外冲突。然后在其余的关系中，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其他所有事务中都可能存在非致命的竞争。 这两个国家将继续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他们的外交政策影响力，它们将继续成为强大的经济竞争者，在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等方面，以及全球标准制定、技术产品等方面的竞争。而且这里还会有一场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阶段性竞争。 第三，我们还必须为持续的战略校准创造政治空间，界定既承认又鼓励持续战略合作的领域。例如说气候变化领域，应对下次疾病大流行的领域，考虑到我们上阶段在疫情问题上共同应对的糟糕程度，以及讨论全球金融稳定的持续挑战。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则，需要在北京和华盛顿的中南海和白宫西翼找到一小群高级外交官——比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办公室顾问，比如杨洁篪或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任——作为这个共同商定的框架的“战略警察”，以便一旦发生违规行为，双方可以立即进行沟通。 总而言之，我完全同意中美之间冲突的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我们接受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联合战略叙事，以降低发生危机冲突的风险。 进一步讲，你永远不知道，2020年代的这个危险十年里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到了2030年代，双方思维已经完全不同了，使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现在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挑战。 这就是我们必须争取时间的原因。我建议通过这个2020年代管理战略竞争框架来争取时间。总而言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幼稚的，但我不相信。即使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最激烈的时候，莫斯科和华盛顿也同意并切实采取共同的全球行动来消灭天花。这表明尽管存在竞争压力和其他关系，但你们仍然可以一起做事。 “澳大利亚应该建设性地与中国合作” 主持人：我们要问您的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在国际关系如此紧张的时代的地位？ 陆克文：我昨天在美国，我今天在澳洲，明天我在哪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国际公民。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长期盟友。（陆克文在书中也提到：我从未接受过这样一种观点，即与美国结盟意味着自动遵守美国政策的每一个要素。面对华盛顿的施压，我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还是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入侵伊拉克。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失败以及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我也并不满意。——编者注） 就澳大利亚而言，它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伙伴。我认为，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竞争中，澳大利亚能做的就是作为一个西方国家，仍坚持普遍的人权原则，并将继续成为美国的盟友。 但第三个原则是应该与中国有最大程度的开放经济关系。第四个原则是澳大利亚应该创造性地、建设性地与中国和所有全球治理机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G20以及全球金融管理机构进行合作。 最后，我们还应该寻找新的创造性方法来解决未来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中美就像是客厅里的两头千斤巨象。 但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是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创造一个和平的2020年代和2030年代，而澳大利亚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再次使用中文）我的时间到了，再见。 主持人：谢谢您。 （文章转自凤凰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