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郁达夫在杭州的新居“风雨茅庐”正式落成。
按照郁达夫的规划，自己将与妻儿在这个地方度过平静的余生，不再过问世事。倘若如此，他与第二任妻子的爱情故事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9年前，郁达夫与王映霞初次相遇，之后便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他们的爱情，是民国文坛著名的“旷世姻缘”。而杭州的风雨茅庐，正是这段爱情的重要见证。
然而，与原本的规划相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郁达夫居住在风雨茅庐的时间屈指可数。随着抗战爆发、山河破碎，大时代里，他和王映霞的感情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
风雨茅庐对郁达夫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何郁、王之间的感情最终没能圆满？
本文作者李鹿以风雨茅庐为媒介，在“家”这个特殊的舞台里，去探寻蛰伏于郁达夫作品背后，他本人真实的情感、经历与性格弱点；透过郁、王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们也得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光影。
下文节选自《时过子夜灯犹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文 | 李鹿
终于在场官弄中找到风雨茅庐，杭州正下大雨，院中空无一人，正中央是一座方正的中式平房，别致之处在于屋檐宽大，三面环绕回廊，任凭大地汪洋，茅庐如一叶扁舟，在风雨中泰然自若。拾级而上，站在廊下看水幕在四周垂落帷幔，确有钓雨耕烟的闲适心境。在杭州这样多雨的城市，如此设计，兼具实用和诗意。这果然是一个诗人自己建造的家。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带着妻儿奔波至此，也是一个大雨天。一家人衣衫尽湿，仍难掩新生活开始的兴奋，一到新居就马不停蹄地布置起来。附近是著名的孤山，还有浙江图书馆——那座1928年落成的欧式建筑，现在还保存完好。书香清雅，环山傍水，正是文人闲居之所。
风雨茅庐今照
1927年，郁达夫写下这首诗，赠予只见过一面却再也不能忘记的杭州女郎王映霞。痴心不改，最终修成正果。惊世之恋也难逃生活的磨砺，他们在上海度过了拮据、冷战、相爱而又互相消耗的几年。1933年，仿佛是为了寻找最初的美好，郁达夫突然兑现承诺，决意与王映霞“泛五湖”而去，偕隐孤山。
“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如今看来，风雨茅庐的确是按照他的心思打造的，只是房内格局陈设早已不复当年样貌，只能凭借他与王映霞文中的记述寻得几丝踪影。
迁居杭州
“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他每当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度过了一年多的甜蜜时光，王映霞开始领略与天才在一起生活的痛苦。稍有口角，或是心头抑郁，郁达夫便离家出走，几天后若无其事回来，过几天又不告而别，循环往复。王映霞接连生了三个子女，郁达夫也未曾变得安稳顾家，时常醉倒街头。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自己在诗句中也承认他的狂放与纠结，王映霞想必没有冤枉他。
郁达夫内心的痛苦也是王映霞不能深入体会的。左联忽视创作，大搞飞行集会、发传单等革命活动，郁达夫明确表态“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他对好友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左联视新月派为敌，这话传到左联那里，引发群情激愤，左联召开大会，“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被左联除名，郁达夫始终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在自述中强调是个性不合自己“公然辞职”，绝口不提开除，而且他仍然和左联保持联系，为营救左联被捕作家奔走疏通。然而内心中，他岂能不感到寒凉。
“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
本想在左翼文人云集的地方做一番事业，结果落得痛饮狂歌空度日，偌大的上海，知音寥寥。他越发不喜欢这个城市，嫌弃“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360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都走十几里路”。他身心疲惫，想逃离纷扰，结束在都市租房漂泊的状态，“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
他与王映霞的感情也走到了瓶颈，急需生活中发生一个大变动来破局。王映霞负责打点家中开销，清楚知道郁达夫漂在上海，难以维持家小生计。两人不约而同想到换个城市生活。
问题来了，搬去哪个城市呢？
郁达夫既想要乡村的清静，又难舍城市的文明，他理想中的定居城市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他觉得北平、福州就是这样的地方。可都离老家富阳太远。他喜欢杭州“有山有湖，还有文明的利器，儿童的学校，去上海也只有四个钟头的火车”。因为少年求学的经历，他一直把杭州视为第二故乡，每当上海风声紧，他避难的第一选择都是杭州，他在杭州写了《迟桂花》，仿佛一到杭州就能放下烦恼，灵感如泉。
王映霞对杭州的思念自不必说。杭州是她的故乡，风景优美，关键物价仅是上海的一半，又有亲友照应，靠郁达夫的版税就可过上小康生活。“有时想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就很盼望有一个开支可以节省的安定的去处。”
夫妇二人达成共识，马上托杭州朋友在大学路场官弄寻觅到一栋房子代租下来，启程搬家。
郁达夫在许多文章中解释过搬家的动机。有一篇是这样说的：
“偷安苟活”是自嘲之语，那段时间郁达夫确实有退世之意，鲁迅对此不以为然。他略略表示过看法，但郁王二人搬家心切，鲁迅并未深说，他们也没有在意。鲁迅认为，郁达夫是被上海的文化审查和左联内斗搞得心灰意冷，但杭州也不是世外桃源，仍然是国民党一手遮天，搬过去没什么区别。即便是郁达夫津津乐道的西湖山水，鲁迅也“别有见解”。据郁达夫后来回忆，鲁迅早年游览杭州正赶上暑热，体验极差，以后谁提起杭州他都要摇头。
1930年，郁达夫（前左二）、鲁迅（前左三）应内山完造邀请，于上海参加文艺座谈会
郁王搬家之后，有一次回上海办事，曾向鲁迅索要乔迁礼物，鲁迅题了一首律诗在王映霞带来的四幅虎皮笺上：
这首诗含蓄表达了鲁迅对杭州的不认同。郁王夫妇与鲁迅相交已久，深知鲁迅性情，依然非常珍惜这首赠诗，小心地装裱配上四屏条的镜框，护送回杭州，起先挂在租屋，后来“风雨茅庐”落成，便挂在新居的客厅里。在抗战中，这四幅字和郁达夫的二万余册藏书都被日军掳走，下落不明。
1934年7月，在《人间世》杂志上有一个署名高疆的作者在自己文章中抄录了鲁迅赠王映霞的这首诗，并擅自加了标题《阻达夫移家杭州》，同年秋这首诗收入《集外集》，编辑杨霁云也加了同样的标题，于是以讹传讹，逐渐被传说成鲁迅专门写诗劝阻郁达夫搬家杭州。王映霞在自传中特别提到，这首诗是鲁迅赠予她的乔迁礼物，当时并无标题，否则她怎么可能挂在自家客厅墙上，那不是成为自我嘲讽了吗？
风雨茅庐
场官弄租下的房子虽是三间旧屋，但比上海租的弄堂宽敞太多，一大堆在上海家中没地方可塞的“破铜烂铁”，在新居三间连通的矮厅一摆，“像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
不过仅是宽敞不能满足郁达夫的需求。搬家前，他唯一的顾虑就是杭州的建筑物“实在太差，简直可以说没有合乎理想的住宅”。旧式的房子往往没院子，新式的房子完全是上海弄堂洋房的抄袭，夏天热得如蒸笼一般，而且大多没有浴室设备。他认为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一定要齐全，四周要有树木草地，草地中的步道要白沙来铺。恰巧紧邻租房处就是一块菜园，若买来建房正合适。
民国不少知名人士并无房产，租房是普遍选择，但郁达夫对属于自己的房子颇有执念，他觉得人既生下了地，就要有块自己的地，活着可以住，死了可以葬，他的“那些破旧的书籍，以及行军床、旧马子之类，却总可以不再去周游列国，学夫子的栖栖一代了”。
在朋友帮助下，他们花一千七百元买下一块山地，交换了菜园的地契。为了造房选材装修诸多杂事，郁达夫亲自奔波，直抱怨下半年的写作成绩“完全为这风雨茅庐的建筑弄坏了”。可以想见他对这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投入的感情。
1935年11月的《冬余日记》中，郁达夫写道：“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新居1935年底正式动工，1936年春季完工。正房包括客厅、卧室等三间，两边有五六间小屋是孩子的起居室和杂物室，正房东面是一堵带月洞门的砖墙，穿门后又有面积较小的三开间“小蜗庐”，是郁达夫的书房和藏书室，此外还有保姆住房、厨房、卫生间，以及从郊区移植的树木花草。
当年鲁迅在北京买下八道湾四合院只花了三千五百块大洋，而郁达夫的风雨茅庐预算四五千元，最终造价高达一万五六千元。郁王夫妇多次解释他们的新居并不是传说中的富丽堂皇，但在文人圈子中，确实算得上既高雅又宜居的天价豪宅，令人艳羡。《民国日报》编辑胡健中点评：“虽然名为‘风雨茅庐’，而渠渠华屋，不啻一个温柔乡。”
郁达夫也觉得，上了朱漆嵌了水泥的房子已不符合他起初设想的“风雨茅庐”之名。
所以他还是用了早就想好的雅名。恰逢马君武来杭，郁达夫逼他用正患痛风的右手写了“风雨茅庐”四字匾额，挂在了门前。可惜这块匾额今已不存。
“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这是胡健中赠给郁达夫的乔迁贺诗。在杭州共度的几年中，达官显贵，文人名士，皆以拜访风雨茅庐为风雅事，还争相邀请这对名伉俪宴饮出游，外地老友一到杭州也必访茅庐，把郁达夫看成“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两人生活一片繁荣，似乎无暇龃龉。
夫妻反目
风雨茅庐是他们旷世姻缘最后的回光返照，风平浪静之下布满暗礁。在郁达夫看来，风雨茅庐是新生活的起步，在王映霞看来，这是她为自己留的“后路”。“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与其留在手头，倒不如把它安置住屋，适当地用掉为好。”
郁达夫真正在风雨茅庐中度过的时间屈指可数，大多数时间在外游历，新居落成前后，他接受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去福州任职，很少回来居住。郁达夫不在，人们拜访风雨茅庐的热情并未衰减，王映霞年轻貌美，擅长交际，在上海委屈当了五年家庭主妇，来杭州俨然成为沙龙女主人，众星捧月。
郁达夫对王映霞有很强的占有欲，甚至不让王映霞出门，出门也不许她穿艳丽衣裳，说在家里可以打扮得漂亮点，出去要穿朴素些。王映霞如此交际，他当然极为不满。
与王映霞交往密切的名流中，有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鲁迅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许绍棣曾呈请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导致鲁迅在内山书店避难十余天，这也是鲁迅厌恶杭州的重要原因。虽然通缉并未落实，但此事成为许绍棣数十年不能洗刷的污点。
实际上，与许绍棣熟识的朋友对他人品评价颇高，胡健中说他“方正清廉”。1936年左右，许绍棣妻子逝世，留下三个幼女，状况艰难，朋友们常结伴探望，帮他打点家事，其中也有王映霞。郁达夫久不在家，许绍棣温文儒雅，几番接触后王映霞与许绍棣互生好感，共同来往的朋友也看出了端倪。
1937年日军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杭州人纷纷到乡下避难，郁达夫人在福州，王映霞一人带着母亲和三个儿子离开风雨茅庐，辗转富阳、金华，烽火连天，来不及通知郁达夫，谁知就在此时他突然回到风雨茅庐，扑了个空，猜测妻儿应该去了富阳老家，带着怨气赶去相聚，见面吵了一架，过了几天，他又一个人去了福州。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到武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接王映霞同去。他不能释怀已经成为往事的许绍棣事件，借故争吵，王映霞负气出走住到朋友家。郁达夫见王映霞离家不回，更加恼怒，把第三厅的许多同事叫到家里来参观王映霞和许绍棣的“情书”。接着他写了两封长信向许绍棣的上级告状，又到《大公报》刊登启事，写道：“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实际上王映霞一怒之下离家，只拿了两件换洗衣服什么都没带。发出这篇启事后郁达夫自知理亏，随即又发道歉启事，承认“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
郁达夫手稿
在朋友劝说下，王映霞回家与郁达夫和好，但裂痕更深。郁达夫仍四处发表诗词文章，影射王映霞韵事，一时传为报刊花边新闻，文人圈子无人不知。曹聚仁写长信规劝郁达夫：侮辱映霞就是侮辱自己，不要再继续了。把郁达夫视为李太白一流人物的易君左也不得不承认：“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
郁达夫的朋友无不感佩他是天才，尤其欣赏他个性天真，最富正义感和热情。鲁迅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乍看像句骂人的话，其实是鲁迅对郁达夫极高的评价，创造社中另外几位都与鲁迅发生过笔战，鲁迅与郁达夫能够成为终身的朋友，正是看中他性情与文字的真和纯。
然而，几乎所有朋友都承认郁达夫是难以共同生活的人。曹聚仁说：
尽管曹聚仁在回忆中认定王映霞红杏出墙，但他还是认为分手责任主要在郁达夫。
劳燕分飞
郁达夫从1938年4月开始为抗战救亡奔走，深入战地，王映霞也跟随他颠沛流离，1938年底，《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到新加坡进行海外抗战宣传，郁达夫没和王映霞商量就给她和儿子办了护照，迅即启程南下。这一次远走高飞，颇有点像五年前携手归隐杭州，争吵、传闻可以抛诸脑后，又是一次感情重生的契机吧。在船上，郁达夫对王映霞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有，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
然而他们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在新加坡，郁达夫亲手炮制了最后一击——在香港《大风杂志》发表《毁家诗纪》，在十几首旧体诗中，既写国仇，又写“家恨”，以受害者的身份曝光“家丑”。
曹聚仁说《毁家诗纪》是暴露狂和他虐狂结合了的作品，郭沫若评价“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
王映霞不甘示弱，写长信发表在《大风》，从头细数十二年来郁达夫之“兽心”“虚伪”“无耻”……双方都把互相伤害的话说尽了，终于在1940年3月签署了离婚协议，王映霞只身登船回国。
也许在王映霞登船的一刹那郁达夫就后悔了，但这一次没有回头路了，他们各自找到新的伴侣，相忘于江湖。他们的故事从未被忘记，直到几十年后是非恩怨还引人争论。
古稀之年的王映霞写道：“……郁达夫还是爱着我的，我也并没有把他忘记。四十多年来，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乐变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处。”
晚年王映霞与子女在一起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在新加坡担任抗日文艺领袖。他曾在日本留学近十年，说着一口“带着贵族口音”的流利日语，因此被日军看中强迫做翻译，他利用这个身份，周旋于敌营，掩护陈嘉庚、胡愈之等爱国人士，救助大量华侨和当地居民。
他屡次说过，自己不是战士，只是作家，却用行动证实了谁才是真正的战士。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几十年后档案解密，证实郁达夫那天被日军派人暗杀，尸骨下落不明。
1935年11月28日是郁达夫四十岁生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一首诗：
那时的郁达夫正忙于建造新居，虽为国家社会前途担忧，仍满心期待能与妻儿在即将建成的风雨茅庐过上温饱的平常生活，守着门前的冬青树，权当世外桃源。乱世不遂人愿，“苟活人间再十年”，惊人的谶语在十年后应验。
1945年2月，郁达夫写下人生中最后一篇文字，是他的遗嘱。他年仅五十岁，却在旧历新年当天安排身后事，不知是不是真有预感。遗嘱中写道：“国内财产，有杭州场官弄住宅一所，藏书三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风雨茅庐是他在尘世的一处重要挂牵，那里寄托他美好的心愿和往事。他不知道藏书已毁于战火，所幸风雨茅庐仍在。抗战后，王映霞卖掉了风雨茅庐，跟随丈夫在重庆、上海生活，她想这辈子不会再回杭州定居。爱恨痴缠，风流云散，只有“王旭界”那块石头仍然留在院墙角，见证着才子佳人乱世离合的传说。
杭州郁达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