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归来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别有中华》194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王冠出版社正式印行，其时国共激战正酣，以外人视角，难免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它早已结束帝制，迈入共和，但战乱与贫穷依然如影随形，好容易取得抗战胜利，旋即踏入内战泥沼。这本书想要告诉美国人，在你的刻板印象之外，“民间中国”正在默默努力。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当时中国只有7所高校学历获承认），南开的故事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亦有其独特性——与蔡元培、胡适等人不同，张伯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没有体系（黄钰生语），他的直白口语和天津口音让一些人觉得不够学术（何兆武《上学记》），但同时，他也少了许多文人式的瞻前顾后，从而能更好地带领一所时刻处在危机边缘的私立大学，长期保持相对充足的经费、较高的学术水准、高效清廉的运转，并发展出“允公允能”之校风。
今年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回顾南开历程，“爱国”、“乐群”、“务实”乃至“土货化”等都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关键词。“土货化”一词亦是张伯苓发明，时间是1928年，所针对的是当时学术界“食洋不化”之风，“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以今日之语境审视，似乎更不应忘记的是：大学本是全球化产物，南开之诞生即是严修、张伯苓国外考察的成果，而私立南开大学短短十年间迅速崛起（更不必提战时与清华北大合组的西南联大），也得益于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土货化”、“中国化”绝不等于妄自尊大，这一点张伯苓自己说得很清楚：“我既不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自私自利，也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被狭隘的民族主义驱使。我不相信孤立，中国处在国际大家庭之中，不久必将对现代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伯苓（左2）在意大利参观历史古迹 图/除署名外均由张伯苓研究会提供
1
1947年3月19日的天津天气颇寒，又下着小雨。从下午1时起，数千人聚集在海河北岸的天津东站（现天津站），迎接阔别整整十年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回家。这座华北重镇的党政军要员几乎全员出动：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师管区司令、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财政局长等等，加上商界代表，人数之多，令《大公报》记者无法一一记其姓名。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各部学生，他们手持校旗，正最后一遍演习南开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合唱声从天桥下“一片紫白色人声沸腾”中升起，“盛况为本市自复员以来所未有”，《大公报》在次日的报道中形容。
1946年，张伯苓在美国
抗战胜利后，70岁的张伯苓旧疾复发，赴美手术治疗，康复后又不慎摔伤，不得不推迟回国，等他最终回到国内，已是1946年年底。此时国共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但从船抵上海之际起，张伯苓就一直在采访和讲话中说中国前途光明，和平建设一定成功。“东西南北都没有了敌人，中国人要长大了。”他说。
1947年1月3日，张伯苓乘火车由沪抵宁，当晚，蒋介石设宴款待。席间，张谈及旅美情形和战后南开发展计划，蒋请他在天津、重庆之外，在长春设立南开第三分校。数日后，南开大学教授何廉、邱宗岳、冯文潜、陈序经等联名致电张伯苓，请他暂缓飞渝，先返津小住，“校务亟待主持”。不过张伯苓还是按计划先去了趟重庆，又因飞机屡次失事，好友劝阻，拖延到3月19日才出发北归。
3月19日上午，张伯苓飞抵北平西郊机场，入城用午餐并休息，他告诉作陪的南开校友，“北大、清华已经复校……我决定摆脱政治，回来办理复校的工作，继续从事教育。”下午，他搭乘特快列车由平赴津，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在天津北站与其会合，然后一同在东站下车。此时东站月台已人如潮涌，水泄不通，“每一个人露出的欢欣鼓舞，是由衷而发的，并非恭迎如仪，奉命行事，”一位南开校友回忆，“等他老人家初现门首，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北洋海军时的张伯苓
张伯苓还是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茶色眼镜，头发两侧已然斑白，但胡须剃得很干净——他觉得这样有朝气，见到一位留胡子的老校友时，还故意命令道：“你今年不到六十岁，到时候就应当把它剃了去！”他看上去瘦了些，似乎还微微有点驼背，但接近1米9的个头仍然非常显眼。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任国民参议会副议长时，就有西南联大学生调侃，“大会场上的议长，非体格强壮、声音宏亮是不成的。他那魁伟的体格，重量可等于蒋（梦麟）校长与梅（贻琦）校长之合，一口天津话，在会场准保没人打盹”，也难怪有人在久违后会形容，他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一座山，一头象”。这位高大的长者向迎接者含笑点头，频频挥手，市长杜建时在前方开道，花了半个小时才走出车站。
张伯苓在飞机场
出站后，张伯苓在杜建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陪同下赴八里台，巡视南大校内的胜利楼，并在大厅会晤了前来欢迎的南开校友与新闻记者，在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乐观的情绪，“中国经此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国前途极为光明，盖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弃。”
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元龙对张伯苓乐观精神的理解是：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一校之长颓废了，那些跟随他的人怎么办？”张元龙是张伯苓三子张锡祚之子，1948年出生于天津，脸型与祖父很有几分相似。“他已经习惯了，在人前绝对没有颓废之相，绝对不能（露出脆弱的一面），家人也基本没有见过。他的口头禅是，越倒霉，越剃头刮脸。我大哥就说，在我们家，客人经常非常多，我祖父在那儿一坐，大伙儿就笑啊什么的，非常活跃。他总是跟大家说，中国永远不会输，中国一定强……”
不过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战后南开大学改为国立，重建工作处处受到教育部经费下拨的掣肘，南开大学教授、曾任校史研究室主任的梁吉生认为，何廉等人催促张伯苓尽速北归，就是因为复员过程中有许多棘手问题，没有张伯苓的威望，很难推进。另一个原因是，复员后南大学生成分有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纯粹考试科班出身，有许多转业军人、青年军、三青团成员、中共地下党员、甄别过的日伪时期学生等等，战后政治经济矛盾在校内折射甚至放大——张伯苓北归当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抢救教育抢救青年 欢迎张伯苓先生》，提及张伯苓一系列乐观谈话，“在这迷惘的时代，似乎正需要这种卓立不惑的精神”，同时又说，“今日智识青年所以普遍感觉苦闷……办教育的人也感觉苦闷……要解除青年的苦闷，并领导他们走入独立思想、自由研究及笃实向学的正路，实在不是一桩简单的工作”，“以张先生在今日的地位言，其北归使命，应不仅为复兴南开，而须着眼全局，在北方领导起以下两大工作：抢救教育，抢救青年。”
在回到天津第一次与南开大学学生见面时，张伯苓分享了自己从亲历甲午海战之败起开始办教育几十年的经历，他说，成功经验在于“骗自己”，不管怎样困难，仍然告诉自己还有希望。他说，自己几十年来一直是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望远镜是向前看远景用的，显微镜是就近做分析用的。说到南开是一个大家庭时，他似有所感，抬头仰望天空，缓缓地说，“虽然南开大学现在是国立，希望上苍能再假我十年，我仍然要把它改为私立，以保存创立南开的精神。”
2
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始自一次归来。1918年12月24日，接近早上7点，严修与张伯苓乘坐的火车驶入天津东站——此时还叫老龙头车站。南开千余人及校军乐队到车站欢迎创始人与校长访美归来，张伯苓下车后与师生一起步行回到南开中学，随后在礼堂发表讲话，介绍美国科技发展情况，说到无线电技术及应用，给了师生深刻印象。“校长以数十日之舟车劳顿，毫无怠容，振襟而论，扺掌而谈，”一份学生刊物形容，“预备数日者恐未必如先生妙论横生，使人乐听闻也。”
张伯苓1917年夏启程赴美，是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近代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课。次年春，严修等人也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并于5月19日与张伯苓在纽约会合，拜访各处教育机构。7月7日，张伯苓与严修等人一起吃汤面，听同在哥大学习的郑宗海讲述中国留美优秀学生情况，其中提及学习教育者郭秉文、蒋梦麟、张士一，学习化学者任鸿隽，学习物理者赵元任，学习地理者竺可桢等，“访美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看看大学是怎么办的，”梁吉生说。与此同时，严张二人开始网罗人才，“在回来之前有的就已经‘订下货’了。”
张伯苓(前排右2)在美国考察教育时与南开校友等合影
也是在这一天晚上，严修与张伯苓商定，从明日起张伯苓每晚到严修住处给严讲授他在哥大听课的内容。此后一个多月，除偶尔与朋友看场电影，张伯苓几乎每天都在给严修“上课”，两人不时“谈辩”。41岁的“老师”不惧暑热（8月8日纽约气温达到39度，创下历史高温记录），59岁的“学生”更是认真，每次听课都记笔记——这些细节出自《严修日记》，是2001年梁吉生在天津市图书馆花了四个月时间梳理出来的，可惜他没找到严修的听课笔记，因此也无从得知两人交流学习的具体内容，这成了他后来编写《张伯苓年谱长编》的一大遗憾。采访时梁吉生人在国外，“我在美国还一直想这个事儿，肯定有这么一个小册子，会不会就躺在国内某个档案馆的资料里头？”他在微信那头说。
严、张返津当晚适逢平安夜，南开学校青年会举行圣餐会，张伯苓亦入席参加，发表演说。其时，距张伯苓入基督教已有10年。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伯苓家族》作者侯杰说，张伯苓一直坚持私立南开的自主性，因而未使之演变成教会学校，在学校也倡导信仰自由，从不劝导学生信教，这与严修思想一脉相承——蔡元培曾称赞严修“旧道德俗称高贵”，“而校长张先生又属基督徒”，“但二先生不因己之信仰强诸君以为从……此种自由足为未来之道德开一新径。”1919年10月2日，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前两周，严修致函张伯苓，又提起信教自由。
1918年，严修(前排中)与张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国考察教育
1919年的世界已换新天。几个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获胜，中国舆论一片欢欣鼓舞。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北京学生连续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群情激愤，一扫几年来帝制复辟、议员腐败、军阀混战带来的沉闷——这种乐观情绪在巴黎和会后转化成了愤怒与失望，并促成了五四运动。在美国的考察令张伯苓和严修意识到，“彼邦人才大率出自大学，而大学之组织有赖于私人经营之力为多”，而第二年“和会初开，默察世界大势，更觉得吾国教育之振兴不可缓，不容不奋起直追”。
考察归途中二人已对大学之组织计划胸有成竹，私立学校经费拮据，筹备遂以“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为原则，科目、经费均极简单而微小，分文理科及职业科。草案粗定，严修即偕张伯苓南下游说各地，募集开办费。晚清进士出身的严修曾任直隶学校司督办、学部侍郎等职，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他的人脉在早期南开募款中起了关键作用，黄钰生后来即形容，张校长有时是“拿着金饭碗讨饭的”。兴办教育后严修再未入仕，并与张伯苓有永不当官之约。“早期南开的品位是清末士大夫中的清流，这是严修奠定的，”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唯告诉我，袁世凯早年落难时，严修曾为其子弟求学妥作安排，后来袁再度崛起，严修反而对发迹朋友保持矜持之态，以至于袁世凯遣人修书，诘责他屡次拒任官职，是否与大总统感情冷淡云云。待袁世凯称帝，严修以绝交相劝，“不复通问”。到了袁世凯死后，树倒猢狲散。严与张商议，张说：“交情归交情。”严修于是专程入京吊唁，叹曰“项城此去，可谓大解脱”。
1919年春，严修、张伯苓赴南京筹集办学经费，与当地人士合影
张元龙也说起了这段往事，“严修最大的特点是，专帮倒霉的人。我祖父受了他很大影响，绝不趋炎附势。我父亲也是。我印象特别深，我家门口两个人打架，买的说这西瓜是生的，卖的不肯退钱，我爸去拉架，最后说，我买！我们家受严先生的影响特别大，所以我说，家风会变成校风，校风还会变成更多的家风，它是这么一个传承的东西。”
南开大学最初的校舍
1919年10月17日，南开学校十五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南开大学正式成立，三年后南大搬至天津城南八里台，主要建筑陆续落成。到1920年代末，战前南开格局已基本形成：从“大桥”（现东门）进入学校，一条笔直的大中路往前，在校园中心串起一片十字形的湖塘，南面湖塘尽头是理工学院的思源堂，思源堂前有不少金鱼缸，养着名贵的金鱼——张伯苓外出募捐，有时会带上几尾送给捐款者。湖畔还有女生宿舍芝琴楼及文、商学院的秀山堂，堂前高高立着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的铜像——这位直系军阀1920年过世，把四分之一遗产捐给了南开。思源堂以西是柏树村，那里是教师宿舍区，一幢幢小巧玲珑的洋房围着一块草地网球场。只有男生宿舍远在大操场一角，倒是距离湖塘北面的木斋图书馆不远，两者之间分布着小吃店和杂货店，炸猪排和虾米莲花白最受欢迎。从秀山堂到木斋图书馆有小路可达，春天开满了黄刺梅，学生们都爱捧着书漫步其间。到了夏天，全校包围在槐柳的浓荫中，湖塘开满荷花，可以划着小船一直荡漾到思源堂后的芦苇湖中，看看“渔船儿飘飘各西东”的渔家生活。此处芦苇与荷叶交织，水路曲径通幽，只有土生土长的摇桨人才摸得清方向，被人们称为“迷魂阵”。
因为严修与张伯苓，也因为私立大学拥有财政独立与忠诚高效的行政人员，尤其是从南开学校以来就深得张伯苓信任的“四大金刚”——喻传鉴、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同时还得益于北平当时备受军阀混战困扰，甚至国立北京大学都一度开不出工资来——张晓唯提醒我，平津之间一直有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南开网罗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青年学者，并在短短十年内迅速崛起。1925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的黄钰生原本研究的是教育学与心理学，后被张伯苓任命为大学部主任，从此工作以行政为主，和张伯苓一起“像条毛驴，戴上蒙子只管拉磨”了，“戴上蒙子就是不问政治，拉磨就是办教育。”
“20年代南开大学的教授生活是简朴、充实而繁忙的，在政府机构财政困难时，南开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经济学教授何廉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里的薪金水准很低，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照发……我们衣着简朴，生活俭节而又心满意足。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备课工作极其繁重。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
“这很辛苦的两年半也是很快乐的两年半。”这是政治学教授萧公权的回忆，“同事当中不但有谊比同胞的堂兄叔玉，还有在美国已先熟识的旧友何淬廉兄和到南开方才熟识的新知蒋廷黻、李继侗、沈仲端、姜立夫、饶树人诸兄……学校把百树村十号房屋的一部分作为教员俱乐部。晚饭之后，我们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做各种游艺，借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集体象棋’是我们最欢喜的游艺。两人坐下对局，其余的人一哄而上，分别站在当局者的背后做义务参谋。这种集体下棋的基本教条是‘观棋不语非君子’。……大约一个钟头左右，我们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做研究工作（如廷黻兄）或加紧预备教材（如我自己）。”
张伯苓与太太住在南开中学附近一所旧式房子里，出门乘黄包车，从不坐汽车，他喜欢北方饮食，爱吃大蒜，但从不饮酒，即便是出于应酬也只是象征性地喝一口。虽然当时政坛一片混乱，但张伯苓的为人仍为各派人士所敬仰，历史学教授蒋廷黻说，这是因为他是正直和超党派的，从不支持任何不正当的活动，也不去冒犯别人——他认为任何冒犯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外界对南开的经济援助，“一旦需要，他就设法去找有钱的大亨捐钱……他们都能慷慨解囊。歹人特别尊敬正直人，这真是既滑稽又重要的事。”
3
10年后张伯苓又一次远行归来，这是1929年9月22日，接近早晨7时，他乘坐的火车抵达天津东站。张伯苓在军乐声和爆竹声中下车，女生代表赠以鲜花一束，他向数百位欢迎者致意后即赶赴八里台南开大学。此时学生们已在校门口大中桥前整队迎候，待张伯苓抵达，兴奋的学生们竟将校长高高举起，就好像是某种压抑已久的释放。
校长秘书、注册课主任伉乃如和大学部主任黄钰生想必心情忐忑。前者在西站即提前登车欢迎，后者在张伯苓下车后一直陪同——他们同张伯苓说了什么，张伯苓作何反应已无从考证，当事人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哪怕是《大公报》（此时已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执掌的新记《大公报》）这样出色的媒体，也把注意力放在张伯苓周游世界的见闻上——这一次张伯苓出国考察与募捐，首个目的地仍是美国。他53岁了，但“身体和思想就如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样活跃”。在纽约，一位美国记者写下对张伯苓的印象，“我曾经看到他在纽约拥挤的街头灵活地躲闪……”在底特律，张伯苓与福特汽车的南开学生谈话，发现他们在学校时属于身体强健者，来到美国仍觉跟不上节奏，他总结这是历史包袱使然，“外国人四五十岁是正当工作的时间，我们中国人二十岁以后便做整寿，大概四十岁便入黄土了。体力、脑力不充足，做事等等效果如何能好？”后来谈起这次在美募捐的情况，张伯苓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美国的自立（self-made）精神，“美国人的财产都是自身赚来的钱，不易拿出。无故的绝不帮助，必须理由充足……用可怜的态度，beggar的手段，美国人是绝不予以同情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张伯苓的朋友，有一回他问张伯苓是怎么募捐的，张伯苓曰，“摸着穴位就是一针就是一笔钱。”在美国，“我们这次的理由是中国以前怎样好，将来预备怎样发展，现在虽然不好，乃是因为内政的纷扰，故经济紊乱，所以需款办教育造就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看看我们南开的过往，他们便可以晓得我们是时时刻刻在困难中奋斗的……容易的道路越走越狭，难走的道路才可以发达前进。他们给我们钱很小心，可是我们用之也不是随便，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自立精神……又因为中国的问题是未来的世界大问题，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所应该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亚铃湖
可是眼下张伯苓要解决的，是南开大学教授集体出走引发的震荡。事情起于这年5月，学校发出下年度聘书，除了经济学教授萧蘧，所有百树村十号教员俱乐部相熟的人都加薪10到20元（彼时南开教授月薪约为180元左右），萧蘧对堂弟萧公权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恰逢蒋廷黻接到清华历史系邀请，来商谈去留问题，此事传开，众人不平，蒋廷黻、萧蘧、李继侗（生物系教授）相继出走清华，萧公权也辞职去了东北大学（后亦去清华），加上物理系教授饶毓泰休假出国，南开一下损失五员大将，用黄钰生的话说，“教授班子几乎垮台。”
晚年黄钰生回忆此事，曾反思自己的“软弱”，按他的说法，张伯苓赴美前曾将人事权口头托付给评议会的几位教授。后来续聘时萧蘧理应加薪20元，但与萧交恶已久的伉乃如不同意，黄钰生要求提交评议会讨论，伉觉得没必要，黄亦未坚持，因为校长发聘书的图章在伉手中。关于此事，经济学教授方显廷在回忆录里补充了新的视角，他说，教员常在俱乐部里抱怨学校的行政管理由一小拨校长的亲信所垄断，而这些人碰巧都是早年从南开中学毕业的，他们对校长十分忠心，尽可能为学校节省开支，但面对这些海归教授，“往往被一种自卑的情绪所困扰”，“唯一能抵消这种不安感觉的是：校长对他们廉洁奉公的深深信任，以及他们工作职位的安全保障。”
1980年代晚期，梁吉生曾数次拜访黄钰生，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黄钰生不止一次谈到此事。按梁转述的版本，黄钰生听闻伉乃如向张伯苓汇报此事时，张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后来黄向张询问该怎么办，张反问他，“还能怎么办呢？拉出去的还能坐回来吗？”南开起于私塾，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家庭色彩，1929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教授集体出走与稍早前严修的逝世，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北洋军阀退场与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事实上当时清华在校长罗家伦带领下挖角扩张，除了庚款这一得天独厚的经费来源，也与全国统一后国立大学开始接受国库的正常拨款有关）去理解，事实上可视作早期南开的结束。此后，张伯苓作为这个家庭唯一的大家长，将更艰难和孤独地拖着南开前行，而此后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将深刻影响南开的命运。
20世纪30年代，张伯苓与夫人王淑贞(左4)、黄钰生(右1)、张克忠(右2)等在南开大学百树村
回到1929年那个秋天，张伯苓仍然在为清华“不择手段”的挖角怒气冲冲，资金有限的私立大学很难竞相加薪，但“出于坚强的信念和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决心不向困难低头”——南开校友们对老校长的回忆，出现最多的几个关键词是“顶”、“干”、“坚持最后五分钟”、“最后一拳”——他把何廉叫到办公室讨论学校前途问题，两人讨论的结果是，南开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停止竞争，取长补短吗？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这一转向最终促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诞生，而经济研究所很快成了私立南开的金字招牌。
但政权更迭，北洋旧人捐赠关系不复存在仍然给私立南开和张伯苓带来非比寻常的压力——一项统计显示，1919-1927年，在南开大学获得的捐款中，个人与非政府组织占84.11%，到了1928-1935年，这项占比直线下降到18.14%。梳理张伯苓年谱及往来函电，不难发现，进入1930年代，张伯苓几乎无时不在为钱的问题发愁。他频频向教育部长及其他政要寻求帮助，先后向蒋梦麟、李石曾、傅作义、阎锡山、张学良等多次致函，请求支援。尽管如此，仍难解经费困难，1929、1930两年，南开大学积欠21万6600百元。1930年3月15日，张伯苓赴南京，向教育部请求由俄国庚子赔款项下年拨24万元补助南开学校经费之不足；4月15日，想必是吸取去年教授出走教训，他致函教育部长蒋梦麟，陈述不能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缘由，“本年五月一日为发下半年聘书之期，苓对于教授去留与增薪等问题须与各位先生单独谈话，小心从事决定，未便脱身外出。”次月，教育部派员赴天津视察学校，谈及南开大学，谓其“颇能以一文钱作两文钱用……”秋季开学后，为缓解教职员因时局纷乱带来的烦闷，他又接受美国方面的建议，成立“社交中心”，欣赏游艺，联络感情。到了年底，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接待了入关的老友张学良，次日致函张，请其“费神向王主席（王树常，新任河北省主席）吹嘘”，以助南开拿到每月一万元的接济。几天后，张伯苓再赴南京，于12月24日拜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这是张与蒋第一次见面，也是两人长达二十年交情的开始。不知是不是巧合，日子选在平安夜当天，蒋介石“垂询北方学务亟详”，对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答应设法补助南开。
4
因为张伯苓的苦心争取，政府补助在南开大学捐款中所占比例从1919-1927年间的1.32%，迅速增加到1928-1935年间的31.45%，在校董会引发了“何名为私立”的讨论。基于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信任，张伯苓一度主张将南开大学改为国有。“怀疑政府，应是北洋政府以来知识界的一种心态，”张晓唯说，“但自国民政府保证高校经费，不少人改变了这种心态。”1934年，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张伯苓宣布“允公允能”为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为目标。“这是他30年办学经验的总结，”梁吉生说，“相当程度上，这反映了南开对自我身份的认定。”1935年6月23日，在秀山堂举行的南开大学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宣布要将南开献给政府，“现在政府领袖真能埋头苦干，我们应当改变从来怀疑政府的心理，依赖他们，所以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
1936年1月，张伯苓赴杭州出席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式，会后与蒋介石同乘一辆汽车返回南京，途中蒋介石问及南大近况，张伯苓又一次表示愿将南大奉之政府。蒋介石说不必，扶助办得好的私立大学是政府的责任，再说即使南大改成国立，政府不是还得请老先生当校长吗？两人相视一笑转入其他话题。话虽如此，张晓唯认为南开私立性质其实已经在改变，渐渐成为官商资本支持的学校。次日，张伯苓在南京电告人在重庆的喻传鉴，蒋介石同意批复5万元补助费帮助南开筹设南渝中学——为应对北方危局，张伯苓早在1934年底就开始托人在南方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以私立南开一贯的高效与节俭，南渝中学在重庆沙坪坝迅速起建，4月购地盖楼，8月招生，投考者逾千人，录取240人，9月10日举行开学式，次日正式上课。11月，张伯苓飞往南渝中学，在“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的校园内散步，与学生畅谈，当天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躺在那里计划着怎么发展”，“我看见那里的房、地、学生都那样好，教职员又那样努力，我真痛快”。没过几天，他就出发前往成都，拜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建设厅厅长卢作孚等人去了，当然是为了募捐，“上次行政长官蒋院长捐五万元，此次打算请四川的行政长官刘主席也捐五万，商界捐五万，个人捐五万，同时组织董事会。”当时刘湘卧病在床，扶病同张伯苓谈话，“刘人很好，头脑很清楚，信我们为教育而办学，无须别的意思，于是就答应帮忙。”
南开女子足球队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伯苓正在南渝中学观看篮球比赛，还给队员准备了午饭和四川特产小红橘，“蒋先生被扣的消息……我脑子里的空中楼阁全散……”他致电张学良，痛陈利害，呼吁放蒋。南开大学教职员和全体学生亦相继通电或发表宣言，敦促放蒋。还有人发密电给校友周恩来，寄予期待。两日后，孔祥熙电请张伯苓飞南京，准备为西安事变斡旋，“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张伯苓抵达南京后，因局势复杂，孔无力主政，张只好暂回天津。12月26日，车过济南，他读报得知蒋介石获释消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晚上7时抵天津，张伯苓出站接受记者采访说，西安事变发生时，重庆诸多校友感到隐忧，“余当即历举闽变及白银流出诸问题之解决，均属国运，俟后当能逢凶化吉。此次事变亦终必化吉。”
为庆祝蒋介石脱险，南开放假三天，张伯苓在南大游艺大会上发表演讲：“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恢复他的学籍。”12月29日，蒋介石复电张伯苓：“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谢，特谢！”“事变和平解决，各地欣喜之状，不独南开为然，然该校与事件当事者关系之特殊，引人关注。”张晓唯总结，至此，“张校长与蒋的互信更加牢固。”
1938年，张伯苓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
5
从东门进入南开大学，笔直的大中路一路往西，两旁杨树既高且密，合围出了某种深沉之感，前行两百多米即到马蹄湖，当年十字形湖塘的残余，荷叶已渐残败，仍覆盖着水面，路口立着南开大学建校百年的电子倒计时牌。湖中岛有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也有背书的学生与晨练的中年人，马蹄湖北端行政楼所在位置即是当年的木斋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2002年木斋楼（时为老行政楼）被拆除前，附近区域都以物美价廉的小吃闻名，与1930年代私立南开的“炸猪排和虾米莲花白”形成有趣的历史联结。
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当年湖塘的另一端现在是座朴素的小花园，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在附近建了一座三层火柴盒式建筑，复员后改名胜利楼——张伯苓1947年返校当天即在这里会见校友与记者，梁吉生1959年入南开历史系读书时，这栋楼还在，位置大约是如今的综合实验楼，当时还一度用作教室，后来逐渐破损，大约在1990年代初拆除。小花园里立着严修与张伯苓的半身铜像，1989年建校70周年时，张伯苓与夫人的骨灰迁葬于此，老校长终得回家。离南大百年校庆还有六天，张伯苓铜像前有人放了一束白玫瑰。他的肩膀很宽，没戴眼镜，含笑看着南边的思源堂——战前南开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建筑，如今是医学院，里头充斥着消毒药水的气味与各种仪器的嗡嗡声。
南开大学思源堂 本刊记者/姜晓明
我从思源堂东侧，经过几架破损堆叠的共享单车，绕到它的背后，这里林木繁茂，远处八里台立交桥永不止息的车流声很响，但仍可听到鸟鸣啾啾，一株白蜡树几乎与思源堂背面八角形的房顶拥在了一起，一角有个蓝色铁皮棚子，像是拾荒者暂居。和1930年代一样，思源堂背后仍是水域，且是两河相会处，往南通向天塔湖和水上公园，往东通向五大道。1937年7月29日凌晨，日军炮轰南开大学，此时学生多已放假离校，留守学校的秘书长黄钰生等人暂避于王顶堤一带的稻田里。第二天一早，他放心不下，又和几位同事回校巡视，检查各建筑、仓库是否锁牢，赶上日军新一轮炮火袭击，他们在思源堂背后上了小船，还一度落水，“浑身泥水，一脸烟尘，眼镜架只剩下一条腿拖在耳际”，由八里台出吴家窑，经马场道逃到南大在租界的临时办事处。日军炮火摧毁了秀山堂，思源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柏树村等处亦遭焚烧，南大几成废墟。后来黄钰生由天津南下上海，在南京见到了开完庐山谈话会后滞留于此的校长张伯苓，向他呈上南开大学所剩“家当”：24把钥匙。而一位日本议员事后前往参观，用“归于死灰”来形容这里的场景，一片死寂中，鱼缸里居然有金鱼还活着，他听说，南开被毁后，有校工偷偷进入校园，给这些金鱼缸添水。
南开被毁次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等人，承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有论者说，蒋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对老友的安慰，更令南开成为战时教育被毁的标志性象征，而这番话“也成为张伯苓建设重庆南渝中学，重建南开大学的护身符咒，南开的命运及历史轨迹由此巨变”。
抗战八年，南开大学与清华、北大合组西南联大，事实上纳入国立体系，在昆明得以保存血脉，而张伯苓多数时间留在陪都重庆，把更多精力花在南渝中学（1938年改名重庆南开中学）上，同时更深地介入政治——从国民参议会副议长，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监察及团部指导员，再到入党，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关于蒋与张关系的发展，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多重视角。台湾学者多从“感恩说”，即张感念于蒋的承诺、礼遇以及对南开的帮助，大陆学者早期多认为张伯苓对蒋介石的支持是对其存有幻想。
重庆南开中学，范孙楼与忠恕图书馆
梁吉生是张伯苓和南开校史研究的权威，可他1959年初入南开读书时，并不知道张伯苓这个名字，更不知他曾是南开校长。他第一次见到张伯苓的名字，是在图书馆查阅一本东北综合形势的资料，里头提到张曾任某委员会委员。真正开始有一些了解则是1976年，他接到任务开始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一书，带着工农兵学员在天津图书馆查阅当年的《大公报》和《益世报》，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而涉及学生罢课必然涉及老南开，也必然涉及老校长，但直到此时，对张伯苓“还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直到1979年，南开大学为庆祝建校60周年编写校史，他集中查阅档案，张伯苓的正面形象开始“环绕在脑海”，“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刺激，这么一个教育家落到如此悲凉的下场，感到不平，有一种不平则鸣的动机。”这一年，他写了《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黄钰生读后大为感慨，觉得这六个字的正面评价解开了许多南开校友头上的紧箍咒。
6
陪都重庆在抗战时期承受了日机近万架次、两万多枚炸弹的轰炸，但这座城市从未屈服，南开中学是它不屈的标志之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战时访华，还专程来此参观，发表演讲。侯杰甚至认为，张伯苓没去昆明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个是，“他和南开要在重庆扮演一个不屈的民族象征的角色。”
天津南开中学，创办时期的校舍 本刊记者/姜晓明
张伯苓在重庆住了9年，从花甲到古稀（“我并不老，”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战，叫我在年龄上倒退20年。”），最享受的似乎仍是作为一家之长在南开校园里的散步。“解放前住过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人，在清早或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常常遇到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拄着手杖在校园里散步，东瞧瞧，西望望，特别注意运动场上学生的活动情况。学生们看到老校长在注视他们，运动就更加活跃，似乎受到了鼓励。”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务主任的刘兆吉回忆，“有时他要事务主任陪他散步，一面走，一面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如哪里应补栽花木，哪里应疏沟铺路，哪里的尿槽堵塞了，连垃圾堆的地方不适当等，他都要过问。”有一回，张伯苓在散步时看到辩论社贴出的海报，辩题是男女生的读书倾向之类，他觉得格局太小，“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指导老师遂把辩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这是战时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的齐邦媛的回忆。
齐邦媛所在组以“美国一定会参战”的立场赢得了辩论。三个月后的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果真宣布参战。消息传来，重庆人心振奋。次年2月，张伯苓拜会蒋介石沟通复校问题，蒋介石重申“有中国必有南开”，承诺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几天后，张伯苓在寓所召开南大复兴筹备会，在国内各大学纷纷改国立以图升格的大背景下，决定“本以前奋斗之精神，仍维持私立”。有论者认为坚持私立是张伯苓一以贯之的原则，张晓唯则觉得这一表达的目的是在战后重建经费的分配中为南开要一个高价。梁吉生认为，以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承诺，此刻维持私立，会在战后接受敌产、接收援助等方面更加灵活。不过，在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南开大学最终还是在1946年改为国立。
侯杰在过去几年曾数次去海外交流，每次他都选择私立大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体会当年私立南开的传统。在台湾世新大学讲学时，有一次遇到台风警报，朋友给他送了一屋子吃的喝的，可以一星期不用出门，但台风到来之前，他还是出于好奇去校园里走了一圈，结果发现校长在一个楼一个楼检查窗户有没有关好，这让他非常震撼，“公立学校的校长能干这个么？”让他震撼的还有打扫校园的校工，“一道一道那个认真，腰都弯了，我想南开以前的校风一定是这样。”在韩国岭南大学，他发现行政精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整个办公室就一个工作人员，还是勤工俭学的学生，照样运行得井井有条，“虽然辛苦，但彼此尊重劳动，大家都不会把余力放到其他地方，心情畅快，所以咱就能体会当时的私立学校为嘛有活力、有生机、有创造性，有一点儿成就，全校都开心，发自内心的。搁现在，学校有点嘛事，跟我有嘛关系？”
张元龙 本刊记者/姜晓明
“我觉得我们现在依然没弄明白公和私的关系。”张元龙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工商联前副主席，“宪法、物权法，决定了公立必须公有，公立不能私有，公立更不能非公有；私立必须私有，私立不能公有，不然不可能有效率，但私立可以‘非私有’——我的东西可以为社会所用，但这是在我自愿的前提下，而不是逼捐。最坏的是有公产而没有公心，最好的是有私产而有公心。”他觉得，南开的“公能”二字，是祖父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值得好好琢磨。
7
1947年3月，天津东站过于盛大的欢迎仪式是一个象征：张伯苓的威望已至巅峰，市长杜建时等亲往迎接即是蒋介石专门叮嘱的，而在此之前，蒋还对杜说，“天津的事必须体会张先生意旨去做。”是年夏天，又有蒋身边的人告诉杜建时，张伯苓是中国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国人民都很尊敬，“将来不得已必须采取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张先生出面组织国会，是可为各党派所通过的。”
归来的张伯苓想要摆脱政治，继续从事教育，但这已是一个漩涡时代。5月，国统区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6月，27位南大学生给张伯苓联名上书：“吾等不惜路远来津求学，为博得一些知识，怎奈近来屡屡罢课，竞争之布告红绿满墙……而且每每受到各方之恐吓、威胁、责骂，被迫签名……敬希校长为了解决同学之痛苦与安宁，提早即日放假。”这样的校园形势让7月牛津大学承认南开学历（当时中国共有七所高校学历获牛津承认：北大、清华、南开、中大、武大、浙大、协和医学院）的新闻显得格外令人唏嘘。同月，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10月，中共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1月，石家庄解放。1948年4月，国统区物价飞涨，不可收拾。5月，风雨飘摇中的国民政府宣布“行宪”，蒋介石、李宗仁当选正副总统，蒋介石电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数次婉拒，蒋数次敦请，陈布雷游说张：“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伯苓踌躇良久复电：“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名，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得知校长将出任考试院院长，黄钰生对他说：“先生一个人怎能挽回残局？”张伯苓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就去跑吧。”
南开大学，参观的游客在周恩来雕像前留影 本刊记者/姜晓明
“当初他跟严（修）先生约定不当官，”张元龙对我说，“可是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就像他在重庆跟《新华日报》记者谈话时说的，说政治来找你，你想躲也躲不开……当然，这是很复杂的决定，他对蒋有很深的情义，也觉得蒋是抗日英雄，另外也会想，如果当了院长，是不是对南开有好处？都是为了南开。”1948年10月17日，张伯苓由南京返校参加南开大学二十九周年纪念和代校长何廉就职典礼，《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以往活泼的会场，这次格外严肃。
在南大东院大礼堂，张伯苓回忆了五十年的办学经历，“我今天觉得非常安慰，一个事业不是属于私人的，如果举办事业的人离开，或是死去了，而他的事业能有人切实维护，是极大的安慰……”他说话时，会场极度安静。下午，众人移师南开中学瑞廷礼堂，在这里，张伯苓的发言更像告别了，“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老了。在将来，请诸位要追念我们的创办人严范孙先生，他的伟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四十年前，有人说我教育救国的论调太高，今天证明我的看法并不错误。在将来，要请诸位不要忘掉我的‘公能’理论……”有校友掉下了眼泪。
“他一生中最大的两次抉择，一个是（当不当）考试院长，一个是走和留，他后来的痛苦都跟这两个选择有关，”张元龙说，“说实在的，日本对南开的摧毁确实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他说话的地方是天津干部俱乐部，位于马场道188号。采访完出来已是黄昏，我沿着马场道走了一段，明明是晚高峰，这里却意外的安静，进而显得空旷。1948年12月底，应张伯苓要求，天津市长杜建时派军用飞机在马场道起飞，载张伯苓夫人、儿媳、孙女孙儿等飞往青岛，又飞往南京，蒋经国前往机场迎接，住考试院。许多年后，张元龙的姐姐张元良还记得那个冬天隆隆的雷声。雷声其实是围城的炮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8
1949年1月初，张伯苓夫人及家属抵达重庆，一家人团聚，仍住津南村3号。因为当时年龄太小，张元龙对重庆已无任何记忆，稍大的张元良还记得祖父祖母在暮色中拄着拐杖去校园的池塘边缓缓散步，晚上常有客人过来坐在木头长椅上与祖父交谈。这是大决战的一年，最终江山易手，而远在西南的重庆却在战事到来前享有短暂的宁静。张伯苓深居简出，除了南开中学运动会上了主席台之外，他更喜欢在安静的南开校园内散步，有时走到大门口左看右望，有时站在体育场上含笑看学生们打球。
张伯苓夫妇在津南村与家人合影
9月7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也是这个月，张伯苓收到香港南开校友王恩东以“无名氏”署名的来信，信中有“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一语。“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笔名。11月21日，蒋介石赴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张请求辞去考试院院长职位。11月23日，蒋经国拜访张伯苓，敦请他离开重庆。11月27日，蒋介石父子再次拜访张伯苓，请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张伯苓婉言谢绝。住在津南村7号的刘兆吉之子刘重来当年8岁，他记得蒋介石来时，大人不让靠近，但小孩可以随便看，“（蒋介石出来上车时）可能有点心慌，一回头撞在车门，声音很响。”11月30日，重庆解放。
第二天，《大公晚报》记者前往津南村3号访问张伯苓，询问他对解放的观感。他沉默了一会，摸了摸头上短短的白发，说：“当然，今天重庆是解放了，每个人都感到欢欣和鼓舞，我本人也同样地感到快慰，此外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观感，不过，”他停了停，“这倒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几月前北平人民政府不是成立了吗？……而且很多地方会同样到来的！”被问及外传的蒋介石来请先生走，张伯苓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蒋先生在离渝前曾两次来我这里，并曾派他的儿子来过。请我同他们到海外，但我始终没答应，因为我已年老了，我现在74岁，隔不久便是75了。”这时张伯苓的太太指着他说：“他已不能做事了。”记者又提出今后教育动向问题，张伯苓说，他没有外出，不过朋友转告说，人民政府的措施很好。他把手抄的一份新政府协商会议草案第五章教育文化政策和一本小册子给记者看，说，“毛泽东先生很不错，他是一位顶进步的哲学家，这本册子（指《新民主主义论》）还是对日抗战中写成的，眼光真远大呢！……我相信照这样中国一定会好起来，中国好了，我们大家不都好了吗？”
12月，张伯苓与喻传鉴商量，决定将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献给国家，指令教务主任刘兆吉编造详细清册，赴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献校。刘兆吉后来回忆，他平时主管教务行政，对厚厚几本财务清册心里没底，就多说了一句：“这些账目是否真实，可不能出差错。”话音未落，张伯苓已经怒形于色，用十分激动的口吻说：“兆吉！你以为校长也有贪污行为么？”后来政府验收顺利通过，经过多次查证，私立南开虽然募集款项多，校产多，但并没有贪污行为。
晚年回到天津的张伯苓与校友合影
1950年1月，张伯苓第一次中风，幸得恢复。他请进驻重庆南开中学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人员周文便饭，周文后来回忆，“我到南开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没有看见过张校长……我立刻向上级请示，是去还是不去，谁知上级也不表态，叫我自己决定。我和一位原是南开学生的地下党员商量，他说张校长当考试院长，是上了蒋介石的当，留下不走，就应该是团结对象，劝我不必顾虑。结果还是由他作陪我才敢去赴宴……原来是为了学校经费困难，他想召开校董事会想想办法，叫我问问军管会可不可以。”
3月上旬，张伯苓致函周恩来表达北归心情，并到重庆市文教局咨询回天津的手续。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张伯苓在渝表现如何？请速研究电告。闻他愿回天津居住，可以同意其来。”4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就张伯苓拟回天津事电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周恩来批示：“可许其北来天津居住。”4月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电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张伯苓解放后深居简出。”4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可允张天津居住，请酌予交通上的便利。”
1950年5月3日，重庆南开中学教职员欢送张伯苓北归，在大操场合影留念。5月4日，张伯苓飞往北京，暂住西城区小酱坊胡同傅作义住所。他在北京住了四个月，周恩来、傅作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梅兰芳等人先后前来看望。黄钰生来的时候，张伯苓嘱他打听消息，并特别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希望暑假到校住一段时期，未获答复。
这一年张伯苓75岁，从香港北上的南开校友宁恩承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似深有甲午海战落水浮沉、随波逐流之感。”宁在北京呆了两个月，常陪老校长聊天、待客、吃小馆、坐电车逛公园，略解老人寂寞。那时张伯苓的右腿已不是很好，加之体重过大，起身不易，“他是刚强自信之人，不喜欢别人搀扶帮忙，总是自己咬牙奋力由座中双手用力跃起，立起以后，慢步缓行，一切正常。”来访客人并不多，张伯苓对访客每说三点：第一，中国几千年的贪污腐败，现在清除了；第二，人民政府人才济济，有好人就能办好事；第三，我们有一个大国苏联为帮手，外交就好办了。
宁恩承1950年代定居美国，张元龙去美国时特地拜访过他，当时宁已经快一百岁了，他回忆起张伯苓时说的一句话，张元龙记得很清楚，“当年啊，校长说过，年轻的时候憋得住尿，憋不住话。老了，是憋得住话，憋不住尿。”
9
1950年9月15日，75岁的张伯苓启程回津，这是他最后一次归来。离开北京前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其饯行。张伯苓把严修的照片送给周恩来，周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劝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很感激。”饭后，周恩来问他有什么困难，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表示，就怕校长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答，我写信给天津市政府，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回到天津后，张伯苓一家先后落脚南海路和宁家大楼，张元龙记得母亲告诉他，在南海路时外面还有派出所的人看着，后来周恩来的信一到，就都撤了。宁家大楼是一栋红白相间二层小洋楼，抗战胜利后张伯苓一家就曾居住于此，房子位于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解放后作为无线电六厂厂房留存至今，但已成危房，2019年10月初，在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校庆前夕，“张伯苓故居将被拆除建地铁站”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回应说，保护方案正在审批过程中。
不知何故，1950年这一次回津，张伯苓没在宁家大楼住太久，就又搬去大理道37号。大理道37号的房子是卢木斋（当年的木斋图书馆即是他捐资修建）之子卢开源的，也是借住。“我爷爷没有任何存款，也从来不玩古董，就是有几块手表，”张元龙说，“他一直觉得玩物丧志，对孩子从小不允许玩乐器，连爱好都不允许，所以我们也都没嘛爱好。”在天津的最后岁月，张伯苓总是感到无聊，除了偶尔看戏和吃小馆，最大的乐趣就是每晚8点整，从抽屉里拿出七块旧手表与无线电对时间。
回到天津第二天，张伯苓去了南开大学，由喻传鉴、冯文潜分别介绍解放后学校的变化。9月20日，他再赴南开大学与一些老教授、职员会面，问了些家常话，并表示准备用三天时间遍观大学南院、东院和北院。在南大的养鱼池，他与养鱼老工友握手，旁边观鱼的学生无人有所表示。后来张伯苓又去了南开女中和南开中学，在女中校园里走时，正赶上下课，十几个初中生笑嘻嘻地叫着他的名字。离开时，他东张西望，很留恋似的。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头天晚上，南开中学一位老师来到大理道37号，找与张伯苓同住的三子张锡祚谈话，大意是让校长别去参加校庆。17日这天下起了牛毛细雨，张伯苓穿雨衣准备出门参加校庆，张锡祚劝他：“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吧。”张伯苓听出话中有话，立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
张伯苓生活得依然规律，每天5点半起床，洗漱后6点跟着无线电做早操，7点早餐，一碗牛奶两个鸡蛋，还要吃两个芝麻烧饼，就着一套豆腐皮卷果箅，抹上面酱，最后还要来一碗面茶。早餐后，由工友陪着，带着孙女元良、孙儿元龙去遛早。回家大约10点了，休息一下，看看报纸，12点午饭吃得很少，饭后一杯浓浓的香片茶，下午1点半睡午觉，3点左右下床，这时就陆续有客人来了。和解放前相比，客人少多了，但也有来得勤的，黄钰生是其中一个。张元龙说，祖父与黄钰生谈了什么，从不会跟家人说，“他很能鼓动别人，但很难讲自己难啊什么的。他能推心置腹的人不多，我觉得也就是黄钰生了。”
张伯苓去世后第44天，追悼会举行，黄钰生在悼词里透露了老校长的心境，“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这份悼词在追悼会上曾以油印稿形式下发，但很可能直到五十多年后，才由梁吉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全文发表。梁吉生非常佩服黄钰生，他告诉我，他问过黄钰生与张伯苓最后那些日子交流的情形，黄钰生的回答是，他们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南大最新情况，南大老人的变化；一是当时中央的政策。黄钰生告诉梁吉生，“我当时也把握不了方向。”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一份手写的自传里，黄钰生叙述了解放后他思想的转变，“对我这个美国留学生来说，要把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变为对美仇视、鄙视、蔑视的思想……这个弯子，从理论对我讲说，是转不过来的。但是我终于转过来了，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志愿军打了胜仗。”这份自传不长，写于1980年，一直藏在黄钰生的书桌里，直到他1990去世，又过了好多年，她女儿黄满为编写纪念文集整理父亲遗物时才发现。黄满告诉我，父亲极少跟他们说以前的事儿，她是后来阅读这些手稿才更多了解了父亲。1951年底，黄钰生“不识时务”地在一次会上说私立南开财务向来廉洁，“一下子就激怒了积极分子”，被停职检查，还被指贪污，结果三个月清查下来，整个南开大学只有200万旧币（相当于200元）人民币没对上账。黄钰生虽无“贪污问题”，但被认为不适合再在南开呆下去，1952年调到天津市图书馆，告别了他为之服务27年的南开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他的老师张伯苓一样，不为南开师生所知。
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墓 本刊记者/姜晓明
195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九，卢开源来看望张伯苓，带来一个好消息，“北京准备请张校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每月几千斤小米。”张伯苓很高兴，下午6点多，亲自送卢到户外。那天天气很冷，当晚张伯苓第二次中风，口角歪斜，不能讲话。2月19日，黄钰生代为起草遗嘱。2月23日，下午6时30分，张伯苓逝世。他的三子张锡祚回忆，父亲死后双目不瞑，看护他的护士傅同志用热毛巾给他揉摩双眼，说道：“安息吧！安息吧！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你应该休息了！”他的眼这才闭上。第二天，他的学生周恩来以私人名义赴大理道37号吊唁，并送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四天后，他的朋友蒋介石在台北得悉消息，在日记中写下：“痛悼不已。”
————————————————————
（主要参考书籍：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二辑张伯苓先生纪念集》、《学府纪闻 国立南开大学》、张锡祚《先父张伯苓传略》、《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张伯苓在重庆》、《重读张伯苓》、《黄钰生文集》、《何廉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宁恩承《百年回首》、齐邦媛《巨流河》；文章：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和南开大学》，张晓唯《教育与政治：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国民政府》，金国、胡金平《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金国《资源获取与政治参与：张伯苓的角色困顿与抉择1919-1946》，许纪霖《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杨肖彭《我对张伯苓校长与南开学校的回忆》，瞿安贵《伯苓公的晚年生活》，张元良《祖父和童年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