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杨宪益二三事

侯德健私人史 2021-01-12 11:00

┃Pers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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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

杨宪益二三事

杨宪益

　　平客：杨宪益去世前一个多月，小侯带着我和几个朋友去探望了这位“老顽童”。在北京后海银锭桥边胡同深处的一所住宅里，95岁的杨宪益思维敏捷，烟不离手，屋内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挂着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的照片，桌上摆着当天的报纸，杨宪益告诉我们自己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每天看报纸没什么问题。杨宪益嗜酒，医生对他有禁酒令，可他却笑呵呵地说：“喝几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那天，小侯说起想给杨宪益添置一台新的DVD播放机，并向他推荐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宪益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
　　后来，我才知道，2006年秋天，杨宪益就已经被查出身患癌症，他自己却不怎么在乎。
　　杨宪益去世那天下午，我辗转得知消息，发短信给小侯，很快，小侯确认了这一消息。
　　小侯是搞音乐的，二十多年前从台湾来大陆，偶然认识了杨宪益，1983年，一位在北京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把小侯带到了杨家，从此，小侯就经常去和杨宪益聊天，有时还赖在那里直到深更半夜也不肯走。他们相差41岁，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1980年代，“混迹”于杨宪益家的还有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也有杨宪益的老朋友们——194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曾在重庆搞过一个“二流堂”，后来随着大时代的变迁而搬到了北京，从重庆“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杨宪益始终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跃的成员。文革期间，“二流堂”成了“反革命俱乐部”，堂中成员后来的命运遭际各不相同。
　　文革结束后，老朋友们又开始互相往来了，杨宪益把自己家的聚会戏称为“新‘二流堂’”。台湾来的小侯则成了“新‘二流堂’”的重要成员之一。

　　杨宪益家的新“二流堂”

　　我1983年一回来就认识杨老了，住在杨老家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谁愿意的话都可以住杨老家。戴乃迭是英国人，说英语的留学生经常到他家去。他们家房子比较多，外文局分的，加起来有五个房间，那时候部长也就只有三套。我从台湾过来，这边的文化官员不知道怎样跟我打交道，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的，沟通不了。我见到宪益后，就觉得还有人说话我能听懂。
　　当时文艺界为欢迎我到北京开茶话会，他们请宪益来讲话。他说：“小侯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这里的事情他不一定能懂，他也不需要懂，反正他是作曲的，就只作曲吧，就像我是喝酒的，我就多喝酒。”
　　在1980年代，杨老是我们了解海外消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他每天听国外的广播，像BBC之类的。有一天我们去他家，杨老和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呀，里根死了。”那时候，里根还在台上呢，大家就很惊讶，杨老乐乐呵呵地说：“嘿嘿！今天是愚人节。”
　　去他家的是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大使、外国专家，还有他的一些老朋友。我最常在那里碰到的是黄苗子、郁风、丁聪，民国时期，他们在重庆搞了个“二流堂”。后来的这个新“二流堂”，因为原来的堂主唐瑜搬到香港去了，而那时候我有车，也最年轻，所以，他们有什么需要都是我在跑来跑去。
　　新“二流堂”的这些人就说：“唐瑜不干了，小侯干了。”就这么成立了新的“二流堂”。
　　只要我在北京，每周我都至少去一次，在他家吃饭，我负责采买。他们家有一个老保姆，很会做饭，尤其会做金华火腿，所以那时候每隔一两个礼拜，我都会去买一只金华火腿。
　　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使跟他的夫人来，杨老刚从东北回来，带回了一个驴鞭，切成一节一节，拿给我和这些外国客人。那些人不讲究，杨老也不说这是什么。戴乃迭在旁边笑。后来杨老告诉他们，这就是酱过的驴鞭，把老外吓死了。
　　新“二流堂”就我们几个人，经常聊的就是他们在重庆“二流堂”的事，杨老当时并不是“二流堂”里特别活跃的人，但喝酒可以。有一次空袭警报宵禁时，他们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没办法出去买酒，竟然把唐瑜的老婆存的煤油误当作酒给喝了。
　　他说起过文革期间坐牢时，他在牢里面拿肥皂盒养花的事，鸟粪滴在了窗台上，里面有一粒种子长出了小嫩芽，宪益就用肥皂盒养起了这支小嫩芽。
　　宪益写了很多打油诗，都是即兴作，我都记不住了。往往是，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写好了，然后用小纸条写出来拿给我们看，有时候写给黄苗子或丁聪。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1990年离开北京。

　　你还泡妞吗

　　宪益是中国那种少数的特别可爱的老头，老知识分子，世界观也很豁达。
　　杨老说他是个花花公子：“我真的是一个Playboy，不相信我脱裤子给你看。”然后，站起来就脱裤子了。几位太太们就吓得花容失色了，而实际上，杨老只是把他的皮带翻起来给他们看，他那条裤子的品牌是Playboy。
　　2006年，我回北京去看他，中间我们有16年没怎么见面，杨老的第一句话就问我：“小侯你还泡妞吗？”
　　他对我的印象就是泡妞。
　　我说：“还泡。”
　　他说：“那就好。”
　　之后他写了一副对联给我看：“我给陈水扁对了一个对子，陈水扁对赖汤圆，陈对赖，水对汤，扁对圆。”
　　他从不发怒或者流泪，脾气好得不行，不那么冲动，对节日也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有一个儿子，还那样子没了。因为我跟他儿子年龄差不多，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好像是看到他儿子一样。
　　所有去他们家的人都提醒我不要跟他提他儿子的事情，他不想让人提。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一直到几个月前我们去他家，杨老才主动跟我讲儿子的事情，他说，他这个儿子，当时非常优秀，后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妈妈、爸爸都被关进去这个事实，把矛头指向自己，跟自己怄气，精神上完全受不了了。乃迭已经走了，我想乃迭在的话，杨老绝对不会提的。
　　他非常关心我，关心我精神状况好不好，物质状况他知道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我比大部分人日子过得好，我也很开心，就是水土不服，睡得不好。
　　有领导专门为我的事情去过杨老家，希望由宪益帮助我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会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我想有几个可能，一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可能他认为，一个人如果遇到问题，不是自己认识到问题所在，然后自己解决，任何人给意见也没用。
　　宪益从来不灌输式地告诉我任何东西，其实我有什么想法都会跟他讲。1980年代，我对兰陵王的故事很感兴趣，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拍成电影，当然没有像后来《指环王》那样的规模。杨老跟我说了很多他知道的故事，其中一个是一个叫妇好的人的故事，很精彩：她是商朝国母，商朝是母性时代，杨老说，妇好武功很好，她觉得老天也能打，就琢磨自己怎么能证明把老天打下来呢？她就让人把羊皮缝起来，把血灌进去，然后用弹弓弹到天上，然后她拿着箭把它射穿了，血就从天上洒下来了，她就说我把老天爷也打死了。

　　他在翻译这件事上没什么成就感

　　他经常说，人只要活着，脑子就得不停地想，总得做点事，要不然活得更难受。
　　他对翻译这个工作是兢兢业业的，这个事情不是你语文好就可以的，而且还要有很多常识，还要有历史性的修养。
　　翻译这件事可以耗掉一个人很多时间，但是要说宪益在里面有什么成就感，我觉得没有。对这些东西，他看得很淡。翻译界的一些名望，他完全不在乎。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搭档是非常合适的，好的翻译家，应该是把别的文字翻译成你的母语，英文不是宪益的母语，可英文是乃迭的母语，她的中文并不好，平时说汉语也并不是太好。但是，他们俩的搭档却解决了翻译中的母语问题。
　　杨老的国学功底非常好，看古书完全没有困难，尤其是《尚书》、《春秋》、《国策》之类，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过道家的书，《易经》从没说过，《老子》很少提，《庄子》偶尔会提。你要归类的话，宪益应该是觉得《老子》太严肃。如果我们说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拥有了一个身体，然后每一辈子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次杨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最接近庄子的角色。
　　拨乱反正之后，杨老的反应和吴祖光不一样，吴祖光他们好像还很有激情，积极地去碰撞，杨老不想去跟现实有什么碰撞。我觉得他有一种无力感，也已经没有力气去做任何表达。
　　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人，或者说任何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有几种不同的反应程序，假设一个人到山里去熬夜，没想到碰到一头大熊，他可以攻击它，也可以逃跑，当这两种方法不奏效的时候，还有第三种方法——装死。熊会觉得不好玩了，就不会去理他了，这样，就可以度过危险。这样的假死状态，在他们那代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度过余生的。这么讲，可能有点冷冰冰，但在我的理解确实是这样的。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在重要的时候做出一些反应。
　　前些年，有一家台湾很有名的杂志找到我，希望采访杨老，杨老破例说请他们来吧。当时，他们问了一些年轻人会问的问题，杨老没有正面地回答，因为他不想趟那滩浑水，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的问题，说假设1949年以后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治理中国，你觉得会不会不一样。杨老就讲了一句说，国民党当时的腐败很不堪了，已经很难了，它已经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了。虽然他经过这么多政治运动，都是在被攻击、被打压的角色，但他并没有一种想法，要是国民党没走多好。

　　我看到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他晚年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但是酒不能少，他什么酒都喝，我们希望他能喝一点好酒，不要喝乱七八糟的酒，所以老想办法多送一点真酒给他。
　　这两年回北京，我常去看他，觉得他的电视机太旧了，想给他换，他不要。我有时候拿一些音乐给他听，他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放音乐的设备。
　　我记得那时候乃迭经常骂他，说这个老头子太不像话了。当年在伦敦时，有一个晚上乃迭肚子疼叫宪益去买药，竟然三个小时都没回来，回来之后，乃迭问他干什么了，他说去看了《007》电影，就把买药的事忘了。说这件事的时候，宪益就傻笑：“是的，我看到了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他的身体一直很不错，有一次《时代》周刊的记者问他养生之道是什么。他说：“喝酒、抽烟、不运动。”他烟抽得凶，一会儿一根，酒一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很平常的。
　　每次开玩笑时他都说：“我的追悼会得赶快开，人说好话的时候都是在追悼会上说，人已经死了才去说。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早点开。”他还说：“我死了以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马桶里面一冲，这样最干净。”
　　我们为什么怀念杨老这一批人，因为他们活在精神世界里面，而不是物质世界里面。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很幽默，完全在追求精神，是如今比较少见的。当然，现在很多人念书是为了去上好学校，是为了能够拿高薪，或者升官，这个我觉得正常。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还能够保持很优雅的姿态，这一些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身形和姿态特别潇洒和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