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六十年代的北京，東單往南過了東長安街路東的一條胡同，叫蘇州胡同，進入蘇州胡同不遠，拐個彎兒，就到了范子平胡同，有個小姑娘每個禮拜天上午，騎著一輛26寸的自行車，那是一輛英國飛利浦坤車，車把上挂著一個大大的布袋，每次騎到范子平胡同那個四合院門口，她會停下車，吃力地先將車抬上三層臺階，再跨過近一尺高的木門檻，進入四合院的大門洞，然後把車靠在門洞裏的墻邊，鎖好車，提著那個布袋走進院子，來到院子南屋，輕叩門扉。
這個小姑娘是誰？每個禮拜天來到這裏做什麽？
這小姑娘就是本人，每個禮拜天上午來回琴，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上鋼琴課。當時的鋼琴老師是市女十三中的音樂老師，姓黃，她并非專職教琴，平時她在學校教音樂課，所以，禮拜天才有時間教我這個學生。説起來能找到黃老師，是因她的女兒黃平，我們同在少年宮手風琴組，知道我正找鋼琴老師，便將她的媽媽介紹給我了。
這段往事幾乎被我忘記了，正巧日前與失聯多年的朋友見面，他恰好當年就住在范子平胡同，而他的母親當年也在女十三中教書，與我的黃老師互爲同事，他還提到那個院子的北屋住的是高大夫，是他家的家庭醫生，因此，他十分熟識那個四合院，甚至依稀記得本人禮拜天回琴搬車的樣子，不久，就從南屋飄出琴聲。
我八歲就學會騎車，九歲就開始騎車上學，現在這個年歲的孩子上學放學都需家長陪伴，我們那個年代，父母都要工作，哥姐有他們自己的事，記憶中我的母親從來沒有陪我去上學或學琴，也從未擔心過我的安全問題，可能當年的社會風氣比較淳樸吧，所以，騎車上學，騎車回琴，全靠我自己，也不覺得這算什麽了不起的事。
至於那個大布袋，是母親親自照著琴譜的尺寸，用窗簾布做的，那窗簾布是我家在上海的英國進口窗簾，極厚，是母親從上海帶到北京的，而那窗簾在北京并無用武之地，母親廢物利用，便爲我縫製了琴譜袋。這個“母愛布袋”非常牢固結實，即使過了幾十年仍然健在，我的哥哥現在就用它來放手提電腦。
印象中，黃老師衹有我一個學生（從未見過其他學生），也不用交學費，每至年節，母親會叫我帶一些禮物給黃老師即可。記憶猶新的是黃老師也是廣東人，操著一口跟我媽一樣的口音，令我感到十分親切。我在黃老師那裏大概上了三年的課，她家的擺設我仍有印象，家具老而舊，爐子就放在進門不遠處，一部高大立式鋼琴靠西墻而立，爐子和鋼琴之間是有抽屜的寫字檯和椅子。衹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黃老師的老公，他好像常年不在家，這在當年的北京是常事，尤其是知識分子家庭，什麽歷史反革命、國民黨特務、右派分子等，隨便扣個帽子，這家的男主人就消失了（不是進監獄就是去勞改）。
那時學琴的孩子很少，上小學時同班同學大約四十幾人，學琴的衹有三人，上中學後全班衹有我一個學琴，而且老師開始講革命教育，生活要艱苦樸素等等，這時的我逐漸感到如坐針氈，全班同學就顯得我特別，那滋味真是難受。有一次上音樂課，課前同學們都擠在那架舊鋼琴旁邊亂彈、玩鬧，我擠進去坐在琴凳上隨手彈了一首【小步舞曲】，剛學的曲子，你推我搡的同學們聽後便起鬨，這時音樂老師進來了，問道“剛才是誰彈琴”？我紅著臉跑到一邊，羞愧難當，絕口不認剛才是我彈的。當年大家唱的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而我隨手彈的竟是……..，無地自容啊。此事給我印象極深，從此不在公衆場合碰觸鋼琴，也不再跟外人承認我會彈琴的事，仿佛會彈琴成了我的原罪。
幾年後文革，破四舊首當其衝，不合時宜的鋼琴當然被搬走，我雖然不捨，但心裏卻有種説不出的輕鬆----家裏終于沒有這個資產階級的東西了。文前提到的飛利浦自行車，一直都是我的專用車，車前面還有一隻端坐的公獅標志，由於是坤車（女用車），座位和車把之間是彎梁，上面有淺藍和深藍的顔色裝飾，非常適合我這樣身材不高的女孩子，但我當年并不懂那是英國車，更不懂飛利浦牌子代表什麽。
與鋼琴一樣，我周圍的同學沒有人騎這種車，有車的同學騎的都是國產車，永久啊，飛鴿啊，而且都是28寸的車，羡慕得我不行，心中被一種自慚形穢的陰影所籠罩。於是，某天我將那部飛利浦自行車送到東單三洋（可以賣舊貨的店）賣掉了，用賣掉的錢自作主張買了一部28寸飛鴿牌自行車，雖然騎在上面并不舒服，但我依然有種自豪感。
母親回家見到嶄新的飛鴿車，問這是誰的車，我說是我的新車啊，那你的飛利浦車呢？賣啦！我回答得甚爲驕傲，記得母親的表情複雜-----想駡我吧，賣車已是即成事實，不駡我呢，這麽好的英國車就給賣了，換了個國產飛鴿。母親慍怒而不想跟我講話，這是那個年代的特點，她不便或不敢多説。
直到多年以後，我逐漸長大成熟，才明白當年我的荒唐。不過，這也是當年那個顛倒黑白的社會，潛移默化了少年的我，而隨眾心理對我更是毫無抗拒之力。所幸二十歲時我對當時的社會已有了分辨能力，不再隨波逐流，更重拾鋼琴，充實自己，不荒廢屬於我的青春歲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