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让王飞转林彪给黄永胜的信
1971年9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长桌上摆着一个大搪瓷盘，里面有两页被周宇驰撕碎又拼起来的白纸（林彪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北京卫戍区动用大批民兵，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找了整整一天才搜集起来的。
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是1971年9月10日刘沛丰（空军党办处长）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有林彪签名，没有日期。疑点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总参谋长与空军副参谋长有什么可“面洽”的？当时就有人（不是黄吴李邱）提出：“这是手迹吗？”邱会作走近桌子看了一下，也表示怀疑。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他坚决否认看过这封信。
9月17日，周恩来对邱会作说：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你去做一做黄总长的工作，尽快向毛主席表示态度。黄永胜说：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吴法宪）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江青会算老账，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这是邱会作最后一次与黄永胜谈话，他们回忆起江西苏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边说边流泪，黄永胜则大哭起来。
9月18日15点，邱会作接到周恩来电话，简要汇报黄永胜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周恩来说：“一、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给他的信，是林写给他的，并且又未收到。这些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
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是否作为罪证，特别法庭的法官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目的很明显；另一种意见认为，林彪要黄永胜搞阴谋活动，完全可以用电话讲或派人口授。如用这封信作证，说明黄永胜根本不知情，还会起到黄永胜事先不知道林彪要搞阴谋的反证作用。但是能够使用的证据几乎没有，特别法庭还是使用了这个证据。
1980年11月28日，伍修权主持审讯黄永胜。审判员问：“林彪在叛逃之前，给你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不是事实？”黄永胜回答“是事实”。这个讯问是精心谋划好的，因为虽然在“九一三”事件前，黄永胜并不知道林彪有信给他，但在审讯中，法庭给他出示过这封信。这样黄永胜是知道的，所以法庭只问他“是不是事实”，他也只能回答“是事实”。如果法庭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漏馅了，可以间接证明黄永胜与“两谋”无关。但法庭只要“是事实”这个回答就够了，就可以瞒天过海了。黄永胜也许没有反应过来，也许事先得到过警告，总之他只回答了“是事实”，没有说明他根本没有看到林彪的信，而是审讯中才知道的。
黄永胜承认“是事实”后，特别法庭马上投影并宣读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审判员刘继光问：“在林彪下决心杀害毛主席的情况下，叶群、林立果送给你的密封亲启件，林彪又给你写这封亲笔信，你与林彪有什么关系？”黄永胜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与林彪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当时知道的只是组织关系，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林彪没有特殊给我说过什么东西。”“根据林彪给你写的亲笔信这件事，说明你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所处什么地位？”黄永胜不承认是主犯，“我承认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如果黄永胜有辩护律师，会追问黄永胜是否知道林彪信，怎么知道的，或许会帮助他免掉这条大罪。如果律师进一步问：“有这么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吗？它成立的时间，它的组织纲领、任务是什么？你在其中都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呢？”
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涉嫌伪造
李作鹏说：如果林彪要搞军事政变并不困难，利用他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威信和黄吴李邱掌握的陆海空军大权，搞军事政变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没有“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动阴谋，黄吴李邱也没有这种反党、反毛主席的邪恶祸心。……后来，林立果说黄吴李邱“这些老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行，今后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真正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显然林立果两次让王飞带信，就是试图独揽大权。
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里面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9月9日12点，黄永胜休息了，王飞与黄永胜秘书联系未果。9月10日11点30分，王飞将密封亲启件面交黄永胜。这一天黄永胜与叶群通过五次电话，其中两次分别是90和135分钟，根本不需要王飞多此一举的“快递”，只能解释为林立果试图让王飞和黄永胜建立联系，以便日后“绑架”。
林彪有可能给黄永胜写信吗？首先，林彪有办公室和若干秘书，用不着他亲自动手。1969年林彪在苏州下达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秘书张云生用电话传给黄永胜的。其次，1967年林彪茶几上还放着纸笔，没多久他划圈都感觉累了，由秘书代劳，茶几上的纸笔就收走了。林彪不食人间烟火，只谈工作，怎么可能委托他根本不认识的王飞转给黄永胜一封问候信呢？邱会作认为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是伪造的。当时他在人民大会堂看到这封信，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有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李作鹏也认为林彪信一定是伪造的，是欺骗无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据有三：第一，林彪的铅笔字体，我稍有了解，我一看所谓“亲笔信”的字体同林彪的字体，就觉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亲笔写的。第二，黄永胜与北戴河林彪处有保密电话畅通，林彪不论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电话告诉，而黄永胜与北戴河天天有电话来往。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还没有见过林彪有书面指令。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给黄永胜的所谓“亲笔信”，为什么不送给黄永胜，而是给他们死党传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权威，欺骗他们死党，拼命去干坏事。最后这份“亲笔信”还是从他们死党手里收回的。“四人帮”利用所谓“手令”和这份“亲笔信”，诬陷林彪要谋害毛主席，搞军事政变，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这份所谓“亲笔信”当成“珍奇宝贝”，胡批瞎批，是盲目无知的。
林豆豆辨认过“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的影印件，认为它们更像被模仿的字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远不只她一个人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不少被模仿的林彪字迹。案审10年，中央专案组也好，特别法庭也好，都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了“两谋”。林彪打了几十年仗，他的指挥风格从来是亲力亲为，甚至越级，而且交代详尽，生怕下级没有理解。而在“两谋”中，林彪只是一个“旗号”，他既没有召集任何会议，也没有对哪一个人有过具体命令，甚至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林立果要王飞调空司警卫营去攻打钓鱼台，王飞说：“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但是怎么个搞法，还要考虑考虑，钓鱼台我从未去过……”“若是吴司令来下命令，事情就好办了”。王飞还提出“请林副主席召集会议解决”。王飞是在试探，想看看林立果说的是否是林彪的意思。显然王飞这两条都是林立果不可能办到的。
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不能证明黄吴李邱知道谋害毛泽东，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情。”纪坡民说：“他们四个都不知情，那不可能吧？黄永胜肯定知情，要是他不知情，林彪给他写那个命令干什么？就那么一句话，含糊其辞，究竟要干什么事，也没有说个清楚。要是他们事先根本没有谈过，没有给黄永胜交过个底，林彪冷不丁地写那么一句，那是让干什么呢？谁能明白？写了还不是等于白写！因此这件事，说别人不知道，也许说得通，说黄永胜不知情，恐怕说不通……”纪登奎说：“你说这些，都是分析，可是黄永胜并没有收到呀。我是办案子的，要靠证据。”纪坡民问：“如果黄永胜不知情，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情，那么审判他们，根据是什么呢？凭什么判人家徒刑呢？”纪登奎说：“审判他们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中央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讨论的。”
其实，中央专案组已经清楚，叶群、林立果在如此紧张的时刻，费那么多心思安排王飞给黄永胜送东西，目的就是安排两个从未面对面的人见见面，从而在“大舰队”和“小舰队”之间建立非同一般的联系。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怎么会在林立果手里？又怎么可能通过王飞转交？这只是林立果的一厢情愿，与林彪、黄永胜无关，但“两案”审判者却认为抓到了“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