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告

男人生活里的一些东西，有了，未必是好事，没有，也未必是好事，譬如酒。

酒这个东西，大概从曹操说“唯有杜康”以后，就成了时髦，竹林七贤彭泽太白什么的。杜甫是死在酒里的，当然那也关牛肉事。连东坡这样的，也不忘了“一樽还酹江月”，反正都是风雅的心思。不过早先不这样。早先的酒，不是开玩笑的。

什么时候有的酒，谁也说不清，“尧酒千钟”，肯定是比杜康早。古圣王用酒是和老天爷来沟通的。道光年间，在陕西眉县出土的大盂鼎，是西周时候的东西了。上面刻了些字，是周康王教导鼎的主人不要沉迷于酒，是些大道理。康王的爹成王，对酒可是很严肃 的，专门做过一次重要讲话，形成了一份中央文件，叫《酒诰》，把问题谈得很深刻。周成王说，老天爷让我们学会做酒，是为了祭祀，不是让我们喝的。老天爷要惩罚什么人的时候， 也是先用酒来弄得他们发昏，商朝就是这么亡的，所以大家不得酗酒。还授权百官，如果有人聚饮，不必报告，直接抓起来，老子宰了他(“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可惜天子的决心也就只是个决心，人们该喝酒的时候还是喝酒，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刚跑到海外来的时候，我是不怎么喝酒的，一是因为穷，不能买多少酒；再是因为没有心思，整天想着生存立足的事情；三是没有伴儿，认识的人又少，自己偶尔喝 一点，只能算是小酌。后来条件变化了，喝酒的事也就变化了，又遭遇了些人，子娄呀高鱼头呀，喝起来竟有了一些过去在国内喝酒时的感觉。当然这个感觉是很朦胧的，因为鱼头的媳妇管他管得紧，稍喝出点感觉她就来管，所以这个感觉就只能那么一直朦胧着。不过这样也挺好。

我从高中起就喝一些酒，我的父亲因为酒量不坏，所以倒不大惊小怪。后来随着生活进入不同的历史阶段，就像旅途上，到了一站就和一站的人喝，现在想起来，竟是各有滋味，倒是把酒都化到人情里，现在还能记得的便都是人的情了。

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穷。我每月只向父亲要二十元的生活费，除去十六元五角的标准伙食再加上剃头，喝酒是不可能了。四年大学我大概在学校喝过四次酒，一次是随校文工团慰问部队，一次是毕业散伙，另两次是托我的带工资读书的同学许钢的福。只到毕业以后，有了收入，自由喝酒的时代终于降临了。

和机关干部喝酒，特别是工作喝酒，大约是这世上比较没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我时常怀念的不少是当年在文化圈里的朋友们。文化人爱吵吵个喝酒，真能喝的也并不多。程蔚东李杭育就算是不错的，还有吴亮，给我留下些印象。那年在沈阳，凑在一起的有刘欢红豆冯巩申军谊几个，别的人情有可原，申军谊也说不行，哈？这个“天下第一匪”不能喝酒，让我大跌当时我那副度数不深的眼镜。倒是海闻，是个爱喝敢喝的，每次都英勇地率先阵亡，给我留下些快乐以后就去睡觉。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的，主要还是些年轻诗人，曹工化何鑫业吴远明他们。当时的稿费标准不高，一千字六七块钱，所以酒也不好菜也随意，说酸是酸说狂是狂，喝的就是一份缠绵悱恻慷慨激昂，一份真性情。那时的人感情充沛些，流露地也自然些，都不是关乎自己的东西。断乎不像后来，坐在那里各怀心思多番请托，令人生厌以至生畏。

喝酒的豪爽还是在军队。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驻杭空军的政委老任是我们的山东老乡，两家隔得也就六七里地，在千里之外能够遇见，便是缘分。所以，合适的时候，他们喝酒就常带上我，主要是政委师长几个私下里干几杯的时候。我也愿意去，一是酒好，一是喝的干脆，不磨叽，再就是我爱听他们说队伍上的那些事，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疯狂地想当兵。他们的师长那时不到四十岁，从三十三岁起当师长，是全军最好的飞行员，也是空军最年轻的师长。师长的老婆是父母在老家给他说下的，长期不随军。后来他在驻地认识了另一个女人，有了感情，便向他妻子提出了离婚。妻子告到部队，军区和空军都出面要求他维持婚姻，他依然坚持离婚。上级说要离婚就不能当师长；不当就不当。上级说要离婚就要受处分；处分就处分。最后，他离了婚也结了婚，上级只好撤了他的师长职务，调到军区任个闲职。我一直记着他，是因为我以为无论如何他是个有担待的人。

在孤独的环境里自酌，也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你有这个心境。我曾有两次体会个中趣味。一次是从峨眉山回来。为了赶火车，三十个小时上山下山，等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我的两条腿成了棍子，不能打弯，那个大斜坡是咬着牙蹭下去的。上了船，一场酣睡以后，船已经进入夜间航行，广播里说二等舱的餐厅开放，备有酒菜。我咬着牙挪到二等舱的餐厅，一点酒一点牛肉，看着江边山石黑黝黝的影子慢慢移过去，参详着杜甫“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的句子，心里便是一阵莫名的激动。那时肯花五六块钱吃顿饭的人不多，又是晚饭以后，餐厅里十分地安静冷清，几乎没有人，所以产生一段旅途恋情的可能也就一点也没有。后来世界忽然变得喧嚣，我的旅途就再也没有安静过。再一次是出差为我编的一套小书看样。印刷厂选在浦江县城，也是降低成本的意思。白天看稿晚上无聊，我就在小城里乱走。城里多的是石板小路，三四米宽，两边都是人家。天气暖和，许多人家开着门，看得见堂间里的字画摆设。我发现那些字画都非出自名家，却功夫出色，想是当地什么人的作品，令我对这个干净的小地方油然生敬。后来我遇见一个小酒馆，就进去歇脚。要一斤黄酒，掌柜的老汉现从锅里捞一块卤牛肉，切了端过来，我就想着李逵他们一角酒二斤牛肉，看看自己眼前，便觉得差得也不是太多，心里便觉得也有了些豪气。

有一句话，挺起胸说，叫壮士临阵非死即伤，弯下腰说，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喝酒的人不醉酒，大概是没有的。不过我还真见过一个，是个女人，姓叶，叫叶荣宝，是省里二轻总公司的经理。我那时在机关综合部门工作，二轻也是我联系的一个单位。经济工作机会多，和叶总一起喝酒的机会就多，也知道她酒量好。一次有活动借地南京军区华北饭店，吃饭的时候我约几个同事准备剿灭叶总。大家喝得都很多了，晚饭结束长官离席，叶总拉住我们几个，说，来来，下面我请客，换搪瓷缸子。我们硬着头皮坚持了一阵，叶总面不改色，笑笑说，今天先到这里，大家先休息。我们便如逢特赦，鼠窜而去。叶总挺愿意与我们喝酒，只是后来当了副省长，不方便这么干了。

我一共醉过两回，都能清楚地记着，并不是因为那些是什么壮举，恰恰是为了这两次都是在小河沟里翻的船。大学二年级，我随校文工团去罗浮山下四十二军的一个师部慰问演出。我在第一小提琴声部，是个不要紧也要紧的位置。下午，到了地方先吃饭。坐在饭桌前。我们这些常年饱受饥饿折磨的大学生，面对整鸡整鹅整鱼大块肉，便什么斯文都不复存在。解放军的热情暖人心脾，从首长到管理员不断劝酒。我也是逞能，便替大家档酒。不知道喝了多少，我被战士背到招待所，直睡到来日清早。回校的车上，我心里很难过。带队的小潘老师是哲学系出身，辩证法学得透彻，安慰我说，应该高兴，如果不是你，我们还要多醉倒几个。原来我是为了掩护战友而牺牲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愧疚，吃了人家那么多，什么都没有给人家干。另外，那酒也实在是太好喝了，部队自己酿的，但是说白了，那就是甜酒酿汤啊！

第二次蹈的是同样的覆辙，喝的是黄酒。八九以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制裁中国，引进外资异常困难。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开发区建设，费尽心机弄来一个台湾投资考察团，省里自然也非常当回事。白天我在机关的整党运动中刚遭同事追打，晚上便跟着秘书长和资本家们周旋，在恩来喜欢的花家山宾馆摆下宴席，宴席上少不了喝酒。台湾人白酒的不行，那就喝绍兴酒。我犯的还是老毛病，除了为上司挡酒，还让这帮台湾乡镇企业家一口一个“青年才俊”给忽悠地飘飘然，白天心里窝的鸟火荡然不存，喝酒就没了遮拦。宴会结束了，别人还有下一个节目，我被司机和处里的硕士丫头弄回到汽车上休息。不知睡了多久，让窗外潲进来的雨水淋醒了，觉得少有的空虚和疲劳，便不肯出来。硕士丫头来看了我两次，还带来一罐饮料。这时的我，没有了半点的豪情在胸中，只是想着总这样一身悬着也不是个了局，那就试试看娶了她？

年轻的时候喝酒总是不管不顾，喝上点年纪就沉着不少。我喝酒喝了这些年，也算有了心得，就是：喝酒喝的是自己的情，朋友的意，要是没有情没有意，那些东西，喝它做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