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拍桌子说“究竟是谁害谁啊”
我们二大队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也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 保险车从北戴河开了回来。汪东兴同志亲自进行了察看，并 坐进大红旗保险车林彪的座位上，看到那两个弹着点正对林 彪的脑袋，更加生气了。汪东兴指着弹着点说:“你看多危 险，惹这么大的乱子，我汪东兴的主任也当不成了。”
1971 年 9 月 28 日，汪东兴同志在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 室当面对我说:“毛主席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拍了桌子， 他老人家说:‘这个 8341 部队好大的胆子!是哪一个下的命 令开枪?竟敢向林副主席乘坐的保险红旗轿车开枪啊!幸亏 是大红旗保险车，没有打伤、打死人。如果把林副主席或他 的家人打死了，打伤了，我毛泽东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 怎么向全党交代啊?怎么向全军交代啊?究竟是谁害谁啊! 我毛泽东能说清楚吗?好在没有打死、打伤人，这多么可怕啊!’”
毛主席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极深。说心里话，听了毛主席 的批评，我吓坏了，当即向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表示承担责 任。我是现场指挥员，不管从哪方面讲，我都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关于萧奇明开枪的这个问题，我曾三次当面向汪东兴 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除了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对萧奇明打 的两枪，我要承担责任，请求处分。我说:“萧奇明是我的 部下，我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汪东兴同志说:“你也承担起责任来了?你又没有下命 令，你承担什么责任?你们几次请示，挡车不停，又没有告 诉你们。我已经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表示接受处分。毛主席说‘你没有下命令，你承担什么责任’?既然 我没有责任，你没有下命令，你也没有责任。”
汪东兴连说了两遍“没有功”
我对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说:“萧奇明开枪的动机，他 是见林彪仍在车上，叶群、林立果要把他‘骗’走，他心里 很着急，眼看汽车要开走，想打伤司机，不让汽车走，才开 的枪。”汪东兴同志说:“那子弹还长眼睛，能打谁就打谁 啊?”张耀祠同志说:“这个萧奇明，太鲁莽了，胆子也太大了。”汪东兴肯定的说:“8341 部队二大队六中队长萧奇明 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开枪，违反了军纪，是严重错误。 但我觉得在那种突发的紧急情况下，作为一名警卫战士，出于对警卫对象安全的责任感，当他知道叶群、林立果要‘骗’ 林彪走，看到大队长拦车没有拦住，又听到两声枪响时开了 枪，是鲁莽，是冲动，也是被迫。”
汪东兴拿着我们鉴定报告上关于弹着点的草图，指着萧 奇明那两枪的弹着点，一再说:“太可怕了，如不是防弹车， 正好打在林彪的脑袋上，不知要惹出多大的乱子。你们这个 中队长差点闯下大祸!”汪东兴同志把毛主席的原话又重复 了一遍:“毛主席批评得对!如果不是大红旗保险车，你看 他打那两枪多可怕!我告诉你，这个中队长没有功!没有功! 不说他算啦!”
汪东兴同志连说了两遍“没有功”，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范连山(8341 部队二大队政治委员)表示要承担责任，接受 处分。汪东兴说:“你这个政委又没有在北戴河，又没有下 命令，你有什么责任?我们都要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吧?” 汪东兴还说:“我看过那辆车，好险呐!我看那枪的弹着点 正对着林彪坐的车后座玻璃。如果不是保险车，能不伤人 吗?别提他啦!他没有功!不去追究他啦!你们接受教训吧!”
回到大队部，我们商量怎么找萧奇明同志谈话。范连山 同志说:“我找萧奇明同志谈，让他作个检讨。”我和于仁堂 同志都说，如果把汪东兴同志的原话告诉他，怕他接受不了 毛主席的批评，搞不好思想压力大，出什么问题。最后我们 决定按汪东兴同志说的办，“别理他”，“不去追究”，“算啦”。
我想，萧奇明这两枪，可想而知，把车里人吓得不轻。警卫 部队竟敢向保卫的副统帅的汽车开枪，这可不是一般的举 动。
汪东兴把我、范连山、副大队长于仁堂叫到中南海南楼 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你们二大队保卫林彪的警卫任务 算完成了。这次林彪、叶群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些问题，接到 你们的报告后，我都及时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几 次请示要采取措施。没有总理、毛主席、中央指示，我可不 敢随便要你们采取措施。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 班人啊，谁知他们真要干什么坏事。林彪、叶群突然乘车， 又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谁能阻拦得了?你们所做 的都做到了，你们不要背包袱，与你们没有任何牵连，是我 派你们去警卫林彪的，你们现在要抓好部队，做好思想工作， 不能出问题，以后还有任务，要听从组织排。”
我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是初步的，但是真诚的。主要内容是由于觉悟不高，被骗了，因此没能有相应有力的措施，没有完成任务。我惭愧地把检讨交给汪东兴同志。
汪东兴同志笑着说:“你这个检讨就算了，该做的你们 都做了，已经不容易了。情况多复杂呀，复杂得很呀!不要 说你们，我也做不了主。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 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 人，因此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有些事情也由不得你们。这件事情，整个说你们的处理是对的，毛 主席不也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罢’。”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这句话?我专门问过汪 东兴。汪东兴同志回答:“你说怎么弄?飞机在天上，迫降、 击落，机毁人亡，毛主席不干这个，主席绝对不干，由他去 吧!天要下雨，不让它下能行吗?娘要嫁人，拦得住吗?
我遵照周总理指示，护送林豆豆回北京
1971 年 9 月 27 日 21 点许，我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 “周总理指示，让林立衡(豆豆)回北京，只准林豆豆和张 清林回北京，林办的人不准回北京。你亲自去火车站买票， 要乘包厢，并亲自送他们回北京。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不 可发生意外。到北京站我派车到站台包厢处接，派你认识的人接你们。你要亲自护送到玉泉山五号楼， 由玉泉山管接待和安排她的食宿。安排好后，你到我办公室来。”
当我来到汪东兴同志办公室时，他问:“还顺利吧?” 我回答:“一切还好，他们到玉泉山后，对我说‘谢谢组织 上对我们的关怀’。”汪东兴说:“我们也放心了，我们最担 心有人杀人灭口。”汪东兴又对我说:“‘九一三’之后，周 总理一直担心林立衡(豆豆)的人身安全和精神状况。总理（4 玉泉山五号楼是陈云、邓小平住过的楼。玉泉山一号楼是毛泽东住的，二号楼是刘少奇住的，三号楼是 周恩来住的，四号楼是朱德住的，六号楼是林彪住的。）说，林立衡(豆豆)敢于大义灭亲，及时向中央报告叶群、 林立果的阴谋活动情况，使中央能有所思想准备，及时采取 相应必要的措施，免遭一场更大的悲剧和更大的损失。林立 衡(豆豆)是有功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说“林豆豆有功”的话是毛主席说的。1971 年 10 月， 毛泽东对谢静宜说: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 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 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 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 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林豆豆住进玉泉山后，周总理让谢静宜去陪伴她。以后 我问过玉泉山的一个同志，林豆豆现在怎么样。他说:“我 们经常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总政治部的人来向她了解情况。 可有的人走时似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特别是中央文革小 组某人来时带着笑容，与我们打招呼，走时垂头丧气，谁也 不理就走了。”再后来我听说中央文革小组把林豆豆下放到 河南郑州的一家工厂劳动，还不断地让他们写交代材料，甚 至批斗。这么搞真是太可恶、太可恨，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以上所说的话。
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情况
我的老家在山东莱阳，是个穷山区，地薄，玉米、小麦 都不长，只能种红薯。我父亲哥三个，我有 11 个叔伯兄弟。 我大哥打长工，到年终给 100 斤粮食。父亲不敢打长工，只 能打短工，短工打一天给一天粮食。我二哥是哑巴，比我大 两岁，我很小就带着他出去打工。我出生于1929 年 8 月 1 日，但我一直说 1930 年出生。因为岁数小，干活给的工钱 就少，12 岁以内只能给人牵牲口。我们每天回到家中，不敢 问母亲有没有饭，一问母亲就会掉泪。我只是悄悄地摸摸锅 盖热不热，如果锅盖凉，就一声不响走出家门，这一顿就不 吃了。
我的少年时代正值日本鬼子扫荡山区，扫荡过五六次。 有时吃着饭一看“消息树”倒了，把饭碗一撂，就赶快往山 里跑。如果被抓到了，日本鬼子给糖吃你不能不要，否则就 踢你一脚，骂你“大大的坏蛋”。有一次日本鬼子把我抓到 了，叫我炒白果，我人小给炒糊了，日本鬼子踢了我一脚。 又拿一袋白果叫我炒。这时烧的草没有了，叫我去拿草，我 乘机跑进一个老奶奶家。老奶奶家很臭，日本鬼子不愿意进， 老奶奶叫我趴在臭糊糊的地上，在老奶奶家中呆了一夜。天 亮日本鬼子走了，我才逃过一劫。
我 12 岁上学，名义上我读了六年书，但真正在学校只 有两年，其它时间都在帮助家里干活。后来村里有了民兵，组织抗日活动，我参加了青年团，搞宣传，埋石雷。村里炸 死过一个日本鬼子，我去看过，炸得到处都是血。1945 年底 我的一个哥哥参军了，我非常羡慕，虽然父母不愿意我走， 1946 年 12 月 23 日，我还是偷偷地参了军。
我当兵最初在胶东军区特务团，我在连队当通信员。我 们连队驻地距离我家不到 20 里，离姑姑家更近，只有 5 里 地。每天我们跑步都经过姑姑家，这样我写了封信托姑姑转 交家里。父亲一听我在特务团，就骂开了:“当兵当特务了? 咱家出特务了?”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除了恨日本兵，就是恨 汉奸和特务，听说谁是特务，都恨死了，一家老少都跟着抬 不起头。父亲立刻找到我当兵的村子，死活要把我领回去。 父亲说:“谁家出了特务，想法也要把他弄死。”连部文书说: “小姜当兵，不是做特务事。”父亲无论如何还是要拉我回 去。文书说:“我们这个特务是任务特殊，我们警卫军区首 长许世友，你说特殊不特殊?”父亲说:“不是坏事?”文 书说:“想来还来不了呢，这是好事。”我们村有四个兵在特 务团，其中还有我的叔伯三哥，父亲回家赶快告诉那三家， 说他们“不是当特务，是好事”。
我从小爬山、砍柴，不仅练就了我健壮的体格，也练就 了我打枪投弹的准确性。我们村前有一片树林，我必须用石 头或木棍才把树上的枯枝打下来。我比划比划，一打一个准。 新兵投手榴弹，35、40、45、50 米各划一个白圈，我第一个手榴弹就投进 40 米的圈子，五发三中，拿到了第一名。我 的手枪也打得准，从不脱靶。1954 年换发 765 式手枪，我打 枪打了第一名，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国家射击二级运动员证 书。
1950 年中央警卫师成立，四个野战军各调一个营，我们 华东营代表第三野战军，其中苏北、青岛警备区各调一个连， 第 32 军挑了两个连，其中就有我所在的连队。我们所有干 部都降一级使用，战士则要求是党员、班长或战斗小组长， 全营只有司号员一个团员。装备全部是美式卡宾枪，这是当 时首长警卫员才有的装备。
我在中央警卫师 16 连当排长，1952 年到公安步校学习 军事指挥，1953 年毕业回到中央警卫师，被任命为营部参谋 才两三个星期，中央警卫团就从中央警卫师中分出来，专门 负责中南海警卫。张耀祠从我们步校回来的五六十人中挑了 四个人到中央警卫团，其中就有我。
我不愿意去中央警卫团，认为不自由。我们华东营住在人民大会堂西边三号院，有一天通知到中南海开会，三营长带着我们到了中南海西门，不让我们进，说没有接到通知。三营长二话不说，带着队伍返回驻地。后来三营长挨了一顿批评，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张耀祠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服从组织分配。这样，我到了中央警卫团。
1955 年，我调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任区队长，那时五大书记，一人一个区队。1956 年我调到大队部当参谋，1960 年任二中队中队长。我们中队一百七八十人，怀仁堂、中南 海西门也由我们中队负责。1966 年我负责警卫林彪，九一三 事件后我仍在中央警卫团，一直到离休，整整干了 35 年的 警卫工作。
原载《新史记》2017 年总第 35 期 2022年9月1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