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主佩尼燕京人的自传体回忆文章在文学城很火，议论纷纷。
佩妮八十多岁，笔耕不辍，写了家族的百年史和出版了自传“燕京人”，令人敬佩。但她好多篇描述在“阔人家”做保姆，管家及流连舞场找老公的文章，看得却让人别扭。按网友话说：挺添堵的。大概还是源自我们本身的基本认知是：不管是公司老板还是打工人，包括服务行业的，照顾老人小孩，做保姆管家，都要有基本的职业素养和道德。
网友们对她的文章评论很多。只摘录一句话：
“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人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走什么路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
倒是从佩尼文，想到两个也是“副教授”的人，一位曾是我大学老师，另一位则是萍水相逢的路人。
马老师是教我们有机化学的老师，她六二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又考上研究生，文革前研究生毕业。那个年代的研究生，风毛麟角，中国自己培养出的并不多，我记忆中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归来的和留苏归来的副博士。马老师曾讲过她的论文是有关催化剂的研究。
马老师九十年代中来美做访问学者时是副教授，后又被导师推荐到一家公司，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做research scientist,申请过好几个专利。马老师自己稳定后，申请两个女儿也来到美国读大学。大女儿是在国内上到大二，退学来美后重新上大学，二女儿来美读高中，后来拿到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博士，马老师不仅供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把她大弟的儿子也办出来上大学。马老师的大弟上大学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在林场安家落户了。马老师很心疼她的弟弟，说那么优秀的人被毁了，所以她尽力把侄子也办到美国来上学。供三个孩子上大学，马老师的经济压力很大，她为了节省房租，一度在人家live in,下班后帮美国老人做家务，清洁卫生。有一次她到加州开会，我们见了面。在我妈妈面前聊天，人前一向开朗坚强的马老师也忍不住诉说心中委屈：她把最好的都给了侄子。孩子们放假回家，侄子要买飞机票，懂事的小女儿却是坐灰狗回来的。而侄子还写信回家诉苦，弟弟弟妹就写信骂她。…，亲人间理所当然无限制的索取，也是我们许多人曾面对的难题之一。
马老师和C老师是文革时在农场期间结婚的，他们是不同系的研究生同学。C老师一人留在北京，后来担任了系主任。因为一些事情，俩人关系一度很冷淡。我有一次和马老师通电话，马老师说C老师已经向她提出离婚，因为女儿不同意，所以拖下来了。马老师说她想起一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日子，想起过去曾经美好的时光，其实并不是想离婚。我提起回北京见到C老师，那次要给她女儿带些药，和C老师约好去取东西。我是和同学聚会结束后才赶过去的，已经很晚了，下了公交车就看见C老师一直在等我。我们进到他的家，感觉清清爽爽，冷冷清清，好像单身宿舍一样，没有家的感觉。我和同伴都有些心酸。我和马老师提到那清冷的家，趁机劝她对C老师好一些。…，后来他们和好了。几年后C教授从系主任任上退休，也来到美国，和马老师团聚。俩个女儿也都和爸爸妈妈一样，在美国事业有成。
马老师出国时是副教授，在国内的科研工作中也有不尽人情的经历。在美国，她并没有眼高手低，老是炫耀自己在国内的资历，而是走出过去，融入了美国生活。辛苦中没有悲天悯人，只会更加倍努力，培养了孩子，珍惜自己的婚姻，这一切，并不全来自运气吧。
另一件事则来自于一位萍水相逢的路人。
大约是2000年的春节期间，中央民族乐团访美，在旧金山的戴维斯交响音乐厅（Louise M Davies Symphony Hall)举行一场新春音乐会。票很快售罄。戴维斯音乐厅座落在市中心civic center区，顾虑到停车不容易，我们买了票的就想一起carpool去。
小林是我曾经的同事，他发来的一起同车的信息，除我之外还有三位，其中有一位小张说同去的还有他的父亲professor Zhang.
那天我们在山景城上车，同车的有一位年轻女孩，小张和他的父亲“张教授”。
小林是个稳重寡言的人，工作能力強，团队精神好，后来跳槽到另一公司，我们也参加过一些户外爬山摄影活动。他车开得好，以前几次远途奔行也大都是他开车。我还曾介绍过女孩子同他认识，后来好像也没结果。
一路上牛气哄哄的小张滔滔不绝，说他在俄亥俄大学期间看任何演出都不买票，都是门口混进去的，这次也打算如法泡制…，我提醒他：这是旧金山音乐厅，不是大学城，而且据说所有票已售罄。他仍信誓旦旦地说：他有办法。
而那个女孩，说是听了牛皮小张的忽悠，没订票（把票让出去了），我和小林对看了一眼，没讲话。合着一车人就两个有票的，蛮佩服他们的勇气的。
车上聊起，张教授说他是中科院数学所的副研究员。“噢”我跟了一句“我认识数学所的研究员張宗燧*，和他儿子，继子是同学，小时候到他家做作业…”这位张教授马上说：“张宗燧文革中自杀了，自绝于党和人民”。听到这句话，我马上明白这个张教授是何许人了。他应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他的副研究员就是论资排辈上来的。我见过不少此类型的“知识分子”。
此张教授非彼张教授，49年以前的教授具备着精神贵族的素质，而这种也是中国知识份子工农化后的教授。他们和张宗燧那代的教授不可同日而语。在学术上他们没有自由之思想，在精神上他们缺乏独立之人格。他们热衷于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为了分房子，加工资还大打出手，贴小字报之类的。
我和小林都沉默着。只有小张一直在夸夸其谈。到了旧金山，因为时间还早，很快找到停车位，离音乐厅不远。
售票处窗口拥着一堆人，票早就售罄。我看见远处有一位我见过但不熟悉的人，身边围着几个人，我拉着女孩儿走过去看，果然他在退几张票，他是同乡会会长，集体买票，有人不能来。我赶紧说留一张，给了这个女孩。女孩儿好高兴呀。
这是一场高艺术水准的民族音乐会。演员演艺精湛，演出高潮迭起，一首首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和现代民族文化元素的经典名曲，为现场增添了欢乐、祥和、喜庆的春节文化氛围。
音乐大厅座无虚席，首先拉开音乐缓幕的是《春节序曲》，乐团演奏了《二泉映月》、《霸王卸甲》、《百鸟朝凤》、《春江花月夜》等中国民乐经典作品。
中场休息时，我到休息大厅喝水，正与朋友寒喧时，看见玻璃窗外不断敲窗的牛气小張和professor zhang，估计是没买着票或者是不想买吧。旧金山的夜晚蛮寒冷的，我见他们穿得也不多，只能摆摆手打招呼，也没办法。
下半场时，中国的音乐家们还用传统的民族乐器演奏了几首著名的西方乐曲，有奥地利音乐大师施特劳斯父子的《波尔卡舞曲》和《拉德茨基进行曲》。一样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不一样的演绎，却拥有一样的听众互动鼓掌场面，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欢乐。在观众持续不断的掌声中，乐队又加演了几首乐曲。最后反复演奏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指挥陈燮阳转过身，指挥全场观众一遍遍的合唱着：
“不论夏日里红太阳当空照，不论冬日里寒冷的北风吹，看那勇士们，迈步向前进，胜利在召唤，啦啦啦啦啦啦”。
音乐会结束，回程车上小张说下半场后，音乐厅放这些没票的人们进去了，他们在最后面站着看完音乐会。
我们几个还沉浸在音乐会气氛中，嘴里轻轻哼着拉德茨基进行曲，讲着笛子、琵琶等与西方乐器组合的感染力，忽然張教授拍了我一下，得意地说“怎么样，你们亏了吧！”，啊，我反应过来马上回道：“我们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欣赏了一场音乐会，哪里亏了。这么好的音乐会，早值回票价了。”
这时我才明白，人家是在嘲笑我们这些花钱买票的儍子呢；我们呢，还有怜惜他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蹭了半场音乐会的同情吗？若是源于对音乐的爱好和痴迷，还可理解，可那副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别人都是儍瓜的嘴脸，着实可笑。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牛皮哄哄，惯走捷径的小张源自于精于算计，占便宜的professor Zhang.
虽是萍水相逢，却在二十年后，又回忆起了那一幕。
不一样的价值观决定不一样的人生。
价值观的不同，让我们永远是陌生人。
注：*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文革中自杀身亡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浙江杭州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宗燧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1945年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38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48年—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年—195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6年—1969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4岁。
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又：十年前，读戴晴所著“张东荪时代 在如来佛掌心中”才知道张宗燧是张东荪儿子。几个月前，我和我的小学同学张宗燧的儿子也联系上了。他插队后，77年高考上大学，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取得数学博士。子承父业。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