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海的这个新家在法租界的一个弄堂里，是一座建于二十年代三层洋房，颇具包豪斯建筑流派的风格（Bauhaus），以及类似于“装饰艺术”（Art Deco）的整体线形。房子顶部有个露台(roof terrace)，前院是个小花园，外围是七尺高的墙......
一楼是家里最正式的起居室，前门是正式宴会的时候，给客人们行走的。我们这些孩子和下人们平时只能从从后门进出。
爸爸和娘住在二楼最好的卧室里，娘亲生的一双年幼的儿女——富兰克林和苏珊就住在隔壁，兄妹俩共享一间带有阳台的卧室。
我们几个前房生的孩子，以及爷爷和姑爸爸都住三楼。爷爷的房间带一个阳台，姑爸爸和我合住一间屋子，我的三个兄弟住另一间。家里人都心照不宣，不过我们住三楼的都是这个家的“二等公民”，没事不许往二楼溜达（set foot)。
下面几张图为作者文中的家，上海淮海中路上方花园
一开始，我大姐莉迪亚也跟我们一样住三楼，后来他们准许她搬到了二楼。
爸爸把我们所有适龄的孩子都送进了私立的教会学校，那里的课程都是用中文教的，英语只是一门外语。我的三个哥哥被送进了圣约翰男子学校（St. John’s Boys’ School），大姐被送进震旦女校（Aurora Catholic Middle School），我则进入离我家有一里半的路程的圣心小学（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就读。
头一天入学，是家里的厨子去买菜时顺便给我送去学校的。放学的时候，家里没人接我，所有人都走光了，我家里也没人来。我不想一个人呆在学校，就试着自己回家。可是我迷路了，天已经很黑了，我又饿又怕。
最后，我走进了一家小饭馆，看到饭馆里有一个电话，眼前不由一亮，我虽然不记得家里的住址，可我记得我家的电话，是79281，我立刻给家里打了电话，可得知我走丢了，爸爸并没有特别焦急的样子，语气稀松平常的，最后弄清楚我在哪儿，他就开着他的黑汽车来接我回家。路上一句安抚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你要是学会看地图，就不会丢了。”
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除了我自己，谁都不可靠。家里除了爷爷和姑爸爸，没人真的在乎我。所以那晚，我让大哥教我学会看地图。
为了挑战我自己，从这里起往下，我都是以第三人称去浓缩描述这个故事的：
君玲（前文的“我”，作者本人）的爸爸在继母的挑唆下，决定训练子女们艰苦朴素，懂得自己挣钱的不易。于是，规定君玲和她的兄弟姐妹五人（都是前房子女）每天走着去上学，不许家里司机接送，更不许乘电车。
几个孩子偷偷跟爷爷要钱坐车，因为从家走去学校都不近，冬天更是难熬。
后来东窗事发，严厉的继母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才给他们车票钱。君玲很倔，不愿意向继母低头，于是寒来暑往地依然每天步行去上下学，但她也是家里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不管是和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姐比，还是和继母生的弟弟妹妹比。
尽管这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依然不断地被忽视、被欺侮，除了爷爷和姑爸爸，没人怜爱她。大姐莉迪亚和她虽然是一母所出，但是对她特别坏，为了博取继母的欢心，还常常在家人之间搬弄是非。
后来这位外形和智力都非常平庸的大姐二十岁不到，就被父母急急地嫁了出去，对方是严家在天津的家庭医生的小儿子，一个三十一岁的秃子，个儿还不高。但是秃子人很好，还是从美国留洋归来。大姐不敢不从，一是有自知之明；二是继母挑明了告诉她，爸爸有七个孩子要养，负担很重，她又不能挣钱贴补家用，所以最好早点嫁人。而且如果她同意，她们会给她一大笔嫁妆，最后她们给了她两万美金的嫁妆。
她和秃子结婚后，搬去了天津，和公婆住在一起。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爸爸和继母去天津，把早年落入敌手的资产悉数收了回来(reclaimed his business and properties in TJ)。他们一离开上海，家里的男孩子们就大闹天宫。因为零花钱实在短缺，君玲的二哥买通了学校的会计，两人合作伪造假发票，报销后再分赃。那时候，通货膨胀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民政府的法币贬值得也十分厉害（Inflation was rampant and Chinese money was worth less and less）。
法币（下）
为了保障员工的利益和实际货币购买力，姑爸爸（这时候已经回姑祖母的女子银行工作了）和女子银行的其他职员们领到手的薪水都是美元和袁大头（此处注释插入：1933年，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开始铸造”船洋“银元，但”袁大头“仍在民间流通，即使法币面世后，也是如此。1948年，随着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包括袁大头在内的各类银元又重新称为民间硬通货）。每次她领到薪水，都孝顺地放一半在爷爷的小抽屉里，因为爷爷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主动开口要钱，虽然儿子创业的原始资本是爷爷的毕生心血。
同时，爷爷也发现，他抽屉里的美金总是少那么几张，但他谁也没告诉，因为他猜到肯定是我们中的一个偷的，不愿我们受到责罚。
可是，很快，还是东窗事发了。
那时候，法币贬值得实在厉害，以至于上海的中央银行都都来不及印钱。很快，一美元可以置换两百万法币，这可是几捆纸币。那时候的百姓都得扛着几捆几捆的纸币，上街去买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
拿法币点烟的美国大兵（上）
偷爷爷钱的是大哥。一次，他从爷爷的小抽屉里抽几张美金出来，去黑市换回一大袋法币。现在他骑虎难下了，因为票子实在太多，家里实在没地方藏，何况他还跟两个弟弟共享一间卧室。
最后，黔驴技穷的他只得在花园里挖了个坑，把这一袋钱都埋进去。他觉得这已经安全了，可是他没想到，爸爸养了一只特别警觉，还受过一点训练的德国牧羊犬“劫机”。
第二天，我们都去上学的时候，劫机把这些钱都用爪子刨了出来，还把袋子弄破了，一时间整个院子里都是纷飞的钞票。与此同时，家里一个佣人在给大哥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他塞在裤子口袋里的换外汇的收据。
在继母的煽动下，爸爸大发雷霆，骂大哥没出息，不诚实，简直给家族蒙羞。还怪爷爷和姑爸爸平时太溺爱、太纵容前房生的几个孩子（君玲和她的哥哥姐姐），以至于这几个孩子全都一无是处。最后，他拿皮带结结实实地抽了大哥一顿。
继母自己生的一双儿女：富兰克林和苏珊，自然都跟着父母住在条件更好的二楼。他俩分享一间卧室。
但是继母重男轻女，只爱富兰克林一个人。因此，富兰克林非常无法无天，常常欺负自己同胞所出的小妹。继母对此视而不见。每晚睡觉的时候，她只亲吻儿子，和儿子说晚安，忽略女儿，就跟她不存在似的。有时候富兰克林去他的法裔表兄弟姐妹家过夜，继母根本都不进儿女的房间。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敲响了日本鬼子的丧钟，爸爸和爷爷十分开心。但是不等他们喘口气，国共内战又爆发了。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国民党气数已尽。
48年下旬，为了稳定民心，也为了尽最后的努力去稳定金融市场，国民党又宣布了发行“金圆券（Gold Yuan Certificate）”。因为民众已经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法币彻底失去了信心，最疯狂的时候，一美元竟然可以置换一千一百万法币，比几个月前，大哥偷埋在花园里的还要多。刚发行时，四“金圆券”可以换一美金，并声称金圆券是有实实在在库存的金子作保障的。同时，国民政府要求民众在九月三十日前，用手里的法币、外汇和金银去换取这种新货币。
金圆券（下）
可是民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家底丰厚的人家，都争相去银行把自家原先存在银行的金银全部取出来。在经过审时度势后，被归类为“大资本家”的爸爸把资产全部转移到了香港，美国和欧洲。只有姑爸爸这种靠微薄薪水过活的职员，才无可奈何地遵照政府的指示。
可是，金圆券贬值得十分快速，每当共产党一方有捷报传出，金圆券就贬值，最终和法币一样，一文不名。和许多无辜民众一样，姑爸爸失去了她所有的积蓄。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爸爸告知爷爷和姑爸爸，他和继母决定搬去香港。爷爷愿意跟着儿子一起去，姑爸爸却决定留在大陆，因为她不想跟去香港，也不想丢掉在女子银行的工作，靠着爸爸和继母养活，她早就受够了嫂子（君玲的继母）的跋扈。姑祖母不舍得离开倾注了自己半生心血的女子银行，也决定留在上海。
君玲之前和继母发生过冲突，而且每天都苦着一张脸，爸爸认为是姑爸爸宠坏了她，让她变得任性。于是在明知天津局势不稳，很快就要变天的情况下，还是决定把年幼的君玲送去天津的教会寄宿学校——圣约翰学堂。尽管爷爷和姑爸爸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认为君玲太小，局势动荡，把她一个人送到北方，不安全。爸爸在继母的煽动下，还是一意孤行。48年末，把君玲一个人丢在天津后，夫妻俩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搬去了香港。
洛阳、开封、锦州......这些北方城市一座座失守，到了1948年十二月，解放军几乎拿下了北京周围的所有城市。49年1月，他们又赢了淮海战役，三十多万国民党官兵被俘。同月，蒋介石卸任总统，由李宗仁代职。4月，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相继拿下了南京(Nanking)、苏州(Soochow)和杭州（Hangc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