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和教师节的回忆 刘克阳
今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是同一天，特上传两篇回忆文章。
中秋月不圆
1969年的中秋节，我在山西偏远的村庄劳动，全然不知道那天爸爸妈妈跟随出版社的干部们一大早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宣誓，为奔赴湖北五七干校壮行。之后浩浩荡荡走到北京站，上了开往湖北咸宁的火车，他们的四个女儿都在各地的乡下，没有一个家人送行。
为何选择中秋这天走，不得而知，自认为聪明的革委会大概想让大伙记住这一天，告别北京，从此不会回来了。
无独有偶，我的学校在我们即将插队之前，把我们轰到顺义农村劳动。那天也是中秋节。我们放下行李，就听消息灵通人士说村里小卖部有月饼售，我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朝小卖部走去。路上遇见往回走的同学，她们说：“军代表说了，谁都不许买月饼……已经通知售货员，凡是学生买月饼，不卖！”我们停下脚步，有人说：“今年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一说到“革命化”仨字，我就恨得咬牙切齿，一个两毛钱的月饼也能跟“革命化”联系起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打道回府。
晚上在村里临时搭建的戏台，有我的王同学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附近村子的社员搬着小板凳早早就来占位置。我们吃过饭也往戏台走去，经过我觊觎许久的小卖部，看见有俩左派同学在小卖部门口站岗，煞有介事地忠于职守，宁愿放弃看《红灯记》。我突然看见俩高干子弟目空一切地走进小卖部，俩看门人一声不敢吭，放行。
妹妹在内蒙插队，有一年过中秋节他们杀了头猪，等把猪肉切开所有人都惊呆了，猪肉上满是米粒大的豆，这就是患了猪绦虫的豆猪肉，人吃了会得病，但扔了又可惜。听老乡说豆猪肉怕高温。最后决定肥肉炼猪大油，瘦肉炒成肉松。肉松做得很成功，大家在恐惧中过完了中秋。
我在山西农村，老乡们把中秋节看着是一个隆重的大节。在那穷困贫乏的年代，中秋节前，会打月饼的人家早早支起灶，各家把一年攒下的白面，胡麻油送去，没有白糖，放上一点糖精。房东看见我直勾勾地盯着打好的月饼，送给我一块，我一咬，咬不动，是舍不得放油的缘故，所谓月饼像砖头一样硬。吃不了，我偷偷给扔了。其实我看他们打月饼，是好奇，没有见过，社员们做的吃食，基本没法吃。
回到北京，买什么都是凭购货本，过年节，排队排的就让人什么兴致都没了。中秋节的老一套“自来红，自来白”早已经厌烦了。
2004年的中秋节，妈妈妈妈离开我们，那一整天，我们是在医院度过最难过的时刻，直到深夜才会各自的家。
爸爸妈妈走了，大姐走了，二姐到南半球了，妹妹在外地。
每到中秋节，我独自面对没有亲情的北京城。过节是陈规陋习，还是花好月圆，我找不答案。
中秋节的月还能圆吗？
嗨！老师
小学六年换了三个班主任，两年换一个，五六年级是于老师，一个没有笑脸的老姑娘。她即使偶尔一笑也是对她认为好学生的表示，我不属于好学生之列又胆小怕事，一般都是躲在后面偷看她。
一天晨检，就是老师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我至今不懂为什么要检查个人卫生，这跟学习有什么关系。于老师走到一个男生面前，二话不说，揪着他的耳朵拽出队伍说：“瞧瞧……脖子赛车轴！大家都看看……”顿时传来一些同学的嘲笑声，我难受地看着那个男生的表情，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脖子的颜色随之更加深了，我看着像咖啡色。我在后面缩着脖儿，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洗过脖子，每天洗脸就糊弄抹一下，洗不洗脖子我全然不知道，更不懂什么是“车轴”。“车轴”这个词一直到我上了高中学会骑自行车，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东西。
小学的三个班主任老师从来不搭理我这个学习一般，又不很听话的学生，回想小学六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惦记玩。
上中学，有英语课。那时候英语一定与美英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是带着阶级感情，作为战斗武器解放全人类的信念去学习英语。我觉得学英语一点用没有,我们一群黄毛丫头怎么跟美帝斗。英语课一般每星期就排两节课，但是要应付测验、考试、升学，所以还得背课文，背单词，弄清语法。学起来，觉得还挺容易掌握，渐渐觉得两节课太少了。
英语苏老师身穿一件咖啡色皮夹克，脚穿大皮鞋，洋派装束走进教室。他的英式口语，让我不清楚说得是否准确，反正他不说中国话，进门就说英语。每次上课上来就提问，往往是问三个人，回答不上来，把我叫起来，我答对了。他面无表情地：“good！”然后让我和那几位坐下。此后一上课，其他人答不上来的，就把我叫起来，作为标准答案。以至于到了考试前，我有疑难问题去问他，他居然觉得我在刁难他，很不客气地说：“这……你还用问我？”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苏老师只是初中毕业，凭借他的聪明，解放后找到中学当英语老师的工作，直到退休。
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戴老师，我那时根本不会写作文，就因为家里书多，我就照猫画虎勉强拼凑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作文。没想到戴老师认真看每一个同学的作文，给我高分，并且让我在讲台前讲如何写作文。我吓得两腿哆嗦，口齿不清，语无伦次。我从小就语言表达上很困难，就是因为在托儿所待了整整六年，不会与人交流，特别是上台讲话。戴老师给了我这次机会，我知道我的作文被她认可。
初三是孙老师教语文，孙老师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他是南方人，说话有口音，说得又快，上他的课，秩序很乱，下面一乱，他就停下来，目视着大家不说话，一点脾气也没有。孙老师认真批改作文，我发现他的字很好，评语写得不一般，我觉得他有才气，他实际肚里有学问，初当老师，口拙，不善于表达，又被每个教室里的四十多个青春躁动性格各异的女学生吓得手足无措。后来他注意到我的作文，每次都写很长的评语，让我受益匪浅。文革后他调到人民大学研究清史，他的学识有了用武之地。多少年后他已经不在了，我去看望学校的老教师，听说当年孙老师回到办公室就跟其他语文老师说我的作文如何好，把我的作文传给其他老师看，这些事我一无所知。我再也见不到英年早逝的孙老师，无法感谢他对我的肯定。
高二时一个年轻的语文女老师走进我们班，北京师院刚毕业的藤老师，后来我得知她妹妹和我二姐是女十二中同班同学。
藤老师一来让我眼前一亮，她白白净净，不漂亮，但是显得很有修养的样子，她穿着不一般，一看就是特意在裁缝店做的合体的衣服，新式的花布，做成当时最时兴的中西式罩衣，每天衣服轮流穿换，看得出她喜欢服饰。语文课时她干净亮丽地走进教室，大家的目光都会集中到她的衣服围巾上，因为是秋冬换季，她每天都会戴一条不同花色的纱巾，一天一样，与众不同。她一走进教室，我们都窃窃暗笑，不明白她怎么有那么多的绸子和乔其纱的围巾。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发脾气了，把我们训了一顿，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其实都知道是因为这群多嘴多舌的丫头们议论她的穿戴打扮而惹怒了她，但我还是喜欢看她走进教室，能发现她又换了一件让我心仪的花衣服。她的服饰跟当时已经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艰苦朴素的弦背道而驰，她不怕，让我养眼。藤老师课教得很好，分析课文栩栩如生，小资情调的她对文学作品欣赏分析很到家，我喜欢上她的语文课。有一次她给我的作文得了一百分，拿到作文后被周围同学看见一个鲜红的100分，引起轩然大波，“作文怎么能100分？”这是大多数人的质疑，更多的是不满，难道错别字，标点符号都没刨分……藤老师不为所动，不反驳不解释，让风波偃旗息鼓了。我知道她欣赏我的作文，大概受语文组的一些教过我的老师的影响，多多少少知道我的作文不错吧。我没有跟她更多的接触，只是在课间休息时跟她随便地聊过几句，她也是很平等地跟我谈笑。不久文革开始了，奇怪的是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的语文老师一个很早就调到南方去了，一个文革后因病去世了，藤老师去了哪儿一无所知。
我的作文水平从此停滞不前，保持着中学生的水平，平铺直叙，淡而无味。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中学的的三位语文老师。
高中一年级，臭名昭著的石某某当我们的班主任，我们非常气愤，又奈何不得。两个月后，他被替换下去了，我才松了口气。
石某某以给学生补课为名，把女同学叫到他的宿舍留宿，怕家长来找，时常到外边的小旅馆开房，数不清玩弄过多少女生。长此以往，学校领导却对这个假党员是百分之百的容忍，网开一面。乡下的妻儿更不知情。文革一开始，揭露他丑闻的大字报糊满了他的单人宿舍门窗，不知道的人，绝不知道那里有一扇他进出的门。
石某某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在批斗校领导的会上，他突然跳上台，企图带领台下师生高呼“……万岁”“打倒……”包括打倒张校长，李书记等口号，台下人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从台东蹿到台西，又从台西跳到台东，一蹦三尺高。与此同时操场东西墙上瞬时贴出“打倒石疯子”“严惩大流氓”“痛打落水狗”的大字报。从此他被学生骂来打去，早已不成人样了。
替换他当我们班主任的是许老师，人看着老实，听说是湖北农村人，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他的进班，没有掀起一丝波澜，高中生对班主任早已司空见惯，没当回事，我一个无名小卒不在组织内的人更与他无任何瓜葛。他进班后除了每星期讲两节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就是与班干部频频联系。但后来我还是与他有一次接触。
我病了，在家大约一个星期没去上学，在清静的四合院里完全忘记学校。一天有人敲门，保姆去开门，看见是一个陌生男人，便把他挡在门外。我出去一看是许老师，很诧异,不知所措地赶紧招呼他进来。他与保姆对视，我知道他误以为是我母亲，我介绍说是保姆，他比我显得还不自然,我让他进屋坐，他迈进门槛愣住了，眼前沙发、大书桌、书柜、酒柜等陈设让他更不自在，他拘谨地坐下，没说两句话，匆匆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想刘克阳家庭怎么是这样“四合院、保姆、沙发……”
高二快结束，文革像飓风一样席卷而来，学业终止了。我想如果再有一年我高三毕业，班主任许老师是否会先入为主，进过我家四合院的他，亲眼看见北京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他会在我的评语上写“此生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学不予录取。”吗？那时候考大学的生杀大权有一部分是掌握在班主任手里，上面的旨意，他们绝不敢违抗。
（我姐姐就因为班主任写的评语很差，加上其他因素，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后来她是他们高中班五十个同学里唯一读到博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