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楼台无数明月中——康有为心目中的瑞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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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游记》上半部，康有为主要着墨于斯京的山水风光，而在下半部，则记录了他参观考察瑞典社会的方方面面。瑞典国王Oscar II在位的1872-1907年间，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一方面瑞典社会仍旧很贫穷，约有一百万人口移居北美新大陆；另一方面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及市政建设，许多皇家私人领地和花园也对民众开放，当时斯京全城有10万住户、28万居民。康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瑞典，8月24日他前往瑞典外交部，与度假归来的外务大臣Alfred Lagerheim (康译"格拉谦") 会面。二人互赠礼品，相谈甚欢，大臣的礼品是"瑞典政书二大册"，康有为回赠一个珐琅瓶。
会见时大臣"称中国为数千年最文明古国，甚幸得见，惜往者不甚与欧土相通。闻吾变法甚喜，谓戊戌政变固闻之而不知其详，因问焉"，康同璧的未婚夫罗文昌随即向大臣介绍了变法经过。康有为则盛赞"瑞典京风景之佳，为万国冠"，并询问大臣筹得巨款从事市政建设是否得力于银行，得到大臣肯定答复，大臣还表示若康有为有何需求将尽量安排。康有为算得上是天朝流亡海外的改革异见人士鼻祖，而且以在野之身成为正式拜访瑞典政要的第一个中国人。图为建于1897-1905年间的瑞典国会大厦，康有为来瑞典时刚刚落成不久。
在随后的几天中，康有为参观了瑞典国会，造访了大学校、音乐院、藏书楼、育婴院、恤贫院、贫学院等教育、文化、福利机构，以及制磁 (瓷) 厂、煤灯厂、铸银厂、木厂等工厂企业，对于瑞典社会有了比较感性的全方位了解，并写下了许多独到见解，对于现代人了解20世纪初的瑞典社会也具有参考价值。康有为参观的"大学校" 是建于1880年的Norra Latin高中，他写道：该校有"学生七百，教习四十人，脩金岁三十六克郎，学规及诸学皆同德国"。他特别提到瑞典、丹麦等小国的中小学生必须学习本国语言文字，"保守国粹以教国民"。他还注意到，当时瑞典全国人口四百万，在校大学生约两千人。
被康有为称作"藏书楼"的瑞典皇家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 (上图)，主楼建于1877-1878年间，康有为是该馆的第一位中国访客，彼时"插架环楼三层，书三十万卷，抄本七千，有中国书数种，见李时珍《本草纲目》。" 康有为所言"音乐院"即为建于1898年的瑞典皇家歌剧院 (下图)，他在那里观赏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Aida)，大开眼界，称"吾闻瑞之音乐极精，几及于德，...... 高唱入云，哀歌激楚，实吾生所未闻。" 康有为还专门描写了Saltsjöbaden海滨浴场及城里的Centralbadet"浴堂"，后者是1904年8月1日刚刚开张的当时斯京最摩登的泳池，想象一位身着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观看西洋景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
在瑞典期间康有为常常走访市井民俗，他看到的最穷的人家也都有两居室，月租十几克朗，并且整洁干净。如自行建房，则只需20%的首付，其余均可向银行贷款。康有为对此评论道："国家以纸币与银行，多无穷之转输；人民以屋物押于银行，得无穷之利赖。...... 此其妙法，真吾中国人古今所未解者，故挟数万里之广土众民而民贫国匮，司农终日仰屋而嗟无术。甚哉！" 当然他也看到"瑞民之贫，以入之少而税之重，民甚苦之。"
根据马悦然的考证，康有为笔下的"贫学院"是Lars Johan Hierta纪念基金会开办的对贫困家庭青少年施行免费教育的慈善学堂。学堂接收7-14岁的贫困家庭青少年，实行半工半读，日常学习之余再学一门木工手艺，作为成年后的谋生手段。每天学生有一顿免费晚餐，学生的日间劳作还有报酬。康有为十分欣赏这种教育方式及所培养的"工匠精神"，还特别推崇美国的教学方法。他在文中写到："今举国学校虽尚西学，然崇虚文而弃实艺，犹之昔也。应仿美国例，凡一切中小学皆兼金木之工，庶几童幼习之，壮大自然，其慧术者自能推悟而创新，其愚下者亦可通一艺而谋食。进退皆得，可不务哉！"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曾任清廷工部主事，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他在加拿大发起成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次年他又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在各国华人华侨中游说，集资开矿、兴办工商，也为他周游列国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康有为在瑞典期间考察多家工厂，关注银行业务，想必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在游记中对于瓷器、煤灯、钱币、木屋的制造工艺、厂房设备等，均有详尽描述，他特别感兴趣位于斯京内城Vasastan区的老牌Rörstrand瓷器坊 (左图) 以及市郊Sundbyberg的新建木工厂。
康有为对于瑞典的金融财政系统观察入微，有如下记述："瑞京国立银行一，民立银行二十六。金银钱与丹墨 (注：即丹麦) 同，亦用克郎，铜钱名儿。...... 英金磅易克郎十八。" "邮局二千五百，寄费凡重半两者十儿，四两半以上二十儿。" "瑞典百物价皆贱，牛肉一启罗 (注：公斤) 即二磅值一克郎半，羊肉一启罗值一克郎三，鸡大者一克郎或七十五儿。瑞人工价甚贱，日约一克郎，人一日之食用约半克郎。" 当时瑞典大约有两千人的年收入在三万至十万克朗之间，而在康有为居住的Saltsjöbaden，年收入三万的只有一人。
在外务大臣安排下，康有为还参观了位于市中心Östermalm区关押轻刑犯人的新建省立监狱Länscellfängelset和一个关押重刑犯人的大狱，后者重修了30余年，须乘车渡河前往，而唯一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Långholmen长岛上的中央监狱 (右图) Centralfängelset。 囚犯"晨五时起，六时礼神，七时作工，暇教以体操，夕八时睡。有学堂，自三十五岁以下皆须入学，每复日读二十时。" "狱中工皆以囚为之，无不作工者，盖以无用为用，又使习于善，用意至美。" 对于死囚犯，瑞典从前都使用绞刑，1898年改为斩刑，那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的同一年，1970年代之后则完全废除了死刑。左为Rörstrand瓷器坊，右为中央监狱楼房，均改建成了办公楼、旅店和餐馆。
康有为次女康同璧 (188?-1969) 在广东出生、北京长大，自幼出入宫中。康有为的改革运动包括反对妇女缠足，并身体力行拒绝为女儿们缠足，因此造就了康同璧日后与当时一般上等人家小姐截然不同的独立积极的个性。康同璧见多识广、才学过人，深得其父宠爱和信赖。梁启超1902年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淘瘴雾，亦可渭虎父无犬子也。" 在印度大吉岭她写下了"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的豪迈诗句。1902年底康同璧受父亲委托赴欧美演说国事，为维新党争取海外支持，次年进入哈佛大学读书。
1904年康有为漫游欧洲各国时，康同璧趁假期远涉重洋，从美国到欧洲看望父亲并担任翻译。父女二人在丹麦拜会了该国首相，首相称同璧是他见过的第一位中国妇女，印象很好，瑞典外务大臣见到她时也说："始见中国贵女，甚喜。" 康同璧于1907年进入美国东部著名的"七姐妹学院"之一 —— 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成为该校第一位亚洲学生。读书之余康同璧陪伴父亲走遍欧美，因此对父亲的思想观点了解最多、宣传最力、维护最坚。左图为康同璧 (第二排左一) 在巴纳德读书时与康有为 (中坐者) 及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夫婿罗文昌 (第三排左一) 等人的合影，右图是她为《康有为瑞典游记》撰写的序言手稿。
1906年9月康有为又携女返回瑞典Saltsjöbaden，置地盖房，名曰"北海草堂"。很多大陆中文媒体对此事均有报道，称康氏花28000克朗购得整个"饭店岛"，又花7999克朗盖了中式园林，几年后他弃之回国，后来房屋倒塌无存，土地也被瑞典人收回，云云。据称这是某社科院研究人员"考证"出来的，而且本地华人至今还称其为"康有为岛"，不时有国人前往"凭吊"。根据康同璧的《忆与先君携游瑞典》一文中记载，康有为1906年购买的并不是饭店岛，而是附近另一个岛，康有为称前者为"中岛"、后者为"避岛"。马悦然在将《康有为瑞典游记》译成瑞典文时，考证出这是位于饭店岛东南方向的Korsholmen，他在2005年的著作《迷失在过往的世界里》(Strövtåg i svunna världar) 中也提及此事。
Korsholmen比饭店岛略大，面积大约四公顷左右，距离Saltsjöbaden陆地约一公里，隔海相望，三地位置如地图所示。小岛四周环水，没有公共交通，必须乘船才能上岛，但距离另一边陆地只有200米左右，冬天可在冰上行走。20世纪初的Korsholmen只是在沿海周边有一些渔民居住，康有为来到这里后，买下了岛上无人居住的部分——并不是全岛，而且"北海草堂"是原来主人盖好的两层木屋，也不是康有为买下岛屿之后才盖的。康同璧在文中还回忆，国王Oscar II 到Saltsjöbaden的Grand hotel小住时，曾前来北海草堂与康有为会晤过几次。
1907年Oscar II去世，保皇党在墨西哥投资经营失败，康有为只好将房地产卖回给原主人后离开瑞典，而不是将之遗弃，这里法律保护私人财产，不可能有人将土地随便收回。寻找真正的康有为岛，就是笔者写作本文的起因。至于康有为究竟在岛上住了多久，各种中文媒体也莫衷一是，跨度为一至四年，本文采用康同璧文中的说法。十年前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康有为的广东南海小同乡、香港导演陈耀成 (Evans Chan) 拍摄了混合剧情与纪录的传记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和《康有为二三事》，其中讲述了康有为在Korsholmen的岛上音容及大同理想。
陈耀成是在香港读到《康有为瑞典游记》一书后才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想法，由于中文版没有Korsholmen的瑞典文地名，他开始也以为康有为买下的是饭店岛，在Ulla和另一位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瑞典前文化官员Carl Johan的协助下才找到了Korsholmen，并使得"北海草堂"遗址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他们二人也在影片中接受采访。30多年前Ulla搬到这个岛上时，就常常听老住户谈论康有为的往事，因此对这段历史发生兴趣。而Carl Johan从小在Saltsjöbaden的祖父家长大，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了。
斯德哥尔摩有人居住的岛屿数以千计，Korsholmen只是其中之一，却因康有为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不知康有为当年选择这个岛仅仅是巧合、还是由于它以字母K开头，将其改称"康岛" 似乎更搭。"北海草堂"毁于1954年的一场大火，1960年代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新的一层木屋，但石头房基、码头、道路都是原装旧物，Ulla的房子与曾经的"北海草堂"是近邻。至今岛上也只有八户人家，而且大都是夏季别墅，十分安静，鲜有访客，颇有"避岛"遗风。2018年的一个秋日，笔者应Ulla之邀前往康岛寻访，左上图是Ulla驾船带我们去康岛。
康有为对于20世纪初瑞典的高度评价，连马悦然都感到十分困惑，他的解读是当时的中国实在太贫穷落后了。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应是与康有为自19世纪末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治国理念和思想有关，他将这些思想归纳总结在其1901年旅居印度期间写成的《大同书》中，其灵感来自《礼记·大同篇》的核心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全书共十部，康有为在书中系统设计了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人类大同社会，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政治民主，人人平等；经济公有，人无私产；社会和谐，无家无国。
康有为在游历欧美的十几年中，一直在寻找救国济世的良方，而北欧小国瑞典似乎是最接近他心目中的大同治世。康有为在旅途中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仅仅是"在乎山水之间"，他在游记中，时时将其瑞典见闻与欧美各国以及自己的祖国进行比较。较之雅典罗马的古迹遗址、巴黎伦敦的杂乱拥挤、黄石公园的未经雕琢，他更欣赏瑞典市政建设的统一规划、各种便利游客的人工设施以及治平康乐的近代文明，其"村野皆兼城市，山林湖海宫馆之胜"的风光似乎更符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山水观。
作为走马观花的旅行者，康有为不可能对瑞典当时的社会矛盾、贫富差别有太多了解，对于刚刚兴起的议会政党、民主宪政也不可能有更加深入的认知。但他并非对瑞典当时的状况视而不见，他的诸如"虽贱工尚如此，虽瑞典之贫尚如此，此则吾国必经久远而后能及也" 等的评论，不能不说其观察力十分敏锐，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先见之明。不过康有为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市场运作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在世界各地通过保皇党开办的公司及进行的投资，后来大多血本无归。
康有为在游记中还提到与其同岁的"太子"，在Oscar II 过世后即位的Gustaf V。后者是自1210年以来，瑞典第一位没有接受宗教仪式加冕的国王。他统治下的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均保持中立，未受战火波及。20世纪初太孙Gustaf VI Adolf 已成年，他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十分喜爱中国历史和文化。左图为国王Oscar II 去世前一年四代同堂的照片，国王怀抱出世不久的重孙——即现任国王的父亲，后排站立者为太子Gustaf V和太孙Gustaf VI Adolf；右图是Saltsjöbaden的Grand hotel中陈列的印有Oscar II 照片的瓷瓶，是康有为参观过的Rörstrand瓷器坊的产品。
除了《瑞典游记》外，康有为还于1905年撰写了一篇题为《瑞典沿革考》的政论文章，收入《康有为全集》第八集。文中对于维京海盗、基督教化，与丹麦、挪威间分分合合的北欧"三国演义"，与英、法、德、俄诸列强的爱恨情仇，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诸方面娓娓道来。康有为在文中写道："瑞复立国至今三百余年，自十六纪中兴而稍盛；至西十七、八纪百余年，为瑞最强盛时，英主雄才辈出迭起，几霸北方矣。" 17世纪的"三十年教争，瑞典关于全欧之大局也。新教开明，欧民免压制，瑞人有大勋劳焉。"
康有为继续写道：18世纪"自雍、乾后，俄、英、法日大强，瑞无能为继世，又无英主，是以日削也。" 19世纪拿破仑手下的法国元帅"巴拿都提 (注：Bernadotte) 监瑞十年，灭那威 (注：即挪威)，致瑞典于治强，国人拥戴，于嘉庆廿三年 (1818) 为瑞王，号查理十四 (注：Karl XIV Johan)。才兼文武，善理财，先清国债，创学校，奖工商，修道路，开河渠，国民渐富，民甚戴之。""子乌士加第一嗣 (注：Oscar I)，性安和，当欧土大革命时，亟与民权、开议院、定宪法。全欧各国，不流血而成立宪之治者，惟英与瑞，故其法亦最美矣。"
关于瑞典和挪威两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康有为在文中均有精准记载，并注意到："四十年前两国困穷，输出常过于输入。近年来输入过于输出，此两国渐富之象。" 康有为比较欣赏瑞典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英主"，对于年老体衰的国王评价略低，例如对时年76岁的国王Oscar II 颇有微辞。而对于近代唯一的瑞典女王Kristina (康译"规士天达")，康有为虽然承认她"聪明敏学"，却又指责她"糜财无算"、"内帑既尽"，不知这是否他与光绪和慈禧关系的下意识心理投射。对比祖国，康有为十分感慨："祖宗世阀之不可恃，而白屋奋兴之更得荣也。吾每述吾种族而嚣然矜，又顾吾种族而惶然惧也。" 左图为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藏的一幅康有为墨宝；右图是某年一对台湾游客登陆康岛，偶遇Ulla后写下的感言。
另一个康有为心向往之的国家就是瑞士，他写道："以息吾魂灵而乐吾余生，则欧洲之二瑞，其无以尚之。" 若论及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瑞士似乎更胜一筹，但他对瑞士的考察不如对瑞典那样深入详细，也许是较之联邦制的瑞士，他更青睐君主制的瑞典。康有为虽然开风气之先，具有世界主义的视野，但矛盾的乡愁却又无时不在心中萦绕，"更当徙宅士多贡，看取中华拓地图"。
康有为逝世之后，康同璧全力整理南海遗著，《瑞典游记》只是其中一篇，可惜她没有等到此书的中瑞文本问世的那一天。康同璧一生的传奇故事和晚年的坎坷经历，十多年前也随着章诒和《最后的贵族》一书而为世人知晓。康同璧在《忆与先君携游瑞典》中记录了一首在瑞典期间，康有为与同薇、同璧姐妹及大女婿麦仲华一同对出的七言诗，现录于此：
"历劫茫茫又几时，人生遇合意多违。华堂歌舞还呼酒，明月团圆且斗诗。
离合几回伤白发，输赢一句话残棋。更知欢会知何地，指点湖山约后期。"
上图是陈耀成执导的影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的明信片；下图是影片拍摄时，担任旁白的华裔女演员江青（前）以及Ulla与Carl Johan在Korsholmen岛上。关于这位与“红都女皇”同名的女星，则另有一段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