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民经历：看心理医生（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潮，而这波移民的主力军是自费留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的精英，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和理想，有目标的奔赴他乡。在这波的移民潮中也有包含了一批通过涉外婚姻而移民的，比如，名博梅华和我就是其中之一。以前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在纽约中国城采访过几个因婚姻移民的女士，她们的故事有喜有悲、有甜有苦，她们当中有知性女、有社会底层女、有心机女，也有头脑简单的老实女人。我曾经打算把这些故事编写成剧本，名字都选好了《新过埠新娘》（八十年代香港有一部电影就叫“过埠新娘”，张曼玉和洪金宝主演），我也提笔写了1/3，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我没有坚持写下去。

 

今天继续讲我的移民经历。

 

拿到了先生寄来的机票之后，我就开始准备行李，我问先生，我需要带些什么呢？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去美国要做哪些准备？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很多留学生去国外时带有自己的专业书、英汉字典、日常生活用品，甚至还有带被子枕头什么的。

 

先生说什么都不需要带，如果方便，带几包涪陵榨菜（他到中国时吃过，很喜欢）。结果，我在行李里装得最多的东西是我的衣服。那个年代受港台风的影响，我不仅喜欢上了港台的歌，也喜欢上了港台明星式的时尚打扮，买了很多衣物，同学们都说我是“领导时尚新潮流”，那些自认为漂亮的衣物成了我的宝贝，舍不得丢下，我把一年四季喜欢的衣服都塞进了行李箱。什么书呀、字典呀统统抛在脑后…（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带的那些衣服根本不适合在美国居家休闲穿，穿那样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土”气，我后来把它们都捐出去了）。

 

那年的冬天，我飞到了纽约！我到的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我是晚上抵达的纽约，没有什么感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拉开窗帘一看，我的天呐，窗外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太美了！像我这个生长在南方城市的人很难看到这么迷人的景色，顿时，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冰雪童话世界里：房子披上了洁白的套装、树枝像美丽的白珊瑚、地上铺盖着一层白地毯。我多么想冲出门，在雪地里打滚玩耍。但我还是克制住了，初到一个陌生的家，还是矜持一点好。

 

刚来纽约的大约第一个月里，我一直处在兴奋状态和新鲜感之中，好像自己在国外度一个长假。平时白天先生上班，女儿们上学，我除了倒时差以外，一个人就放纵地在家里的前后院欣赏雪景。那年纽约的雪好像特别多，下了好几场。我上大学时的一个寒假，曾去过北京一次，见过雪地，但感觉北京的雪多数是灰色的或者跟泥土混在一起，而纽约长岛的雪是纯白色的，白得透亮，松软的雪厚厚地铺在地上。我在前院的雪地上推雪人、滚雪球，在后院玩游泳池水面上的薄冰。周末的时候，先生就开车带我去游览纽约市区和周边一些州的景点，纽约曼哈顿、新泽西州的大西洋赌城、费城、华盛顿DC等，还开车带我去拜访了住在Delewer州的老同学。那段时间，我是观光客，先生是导游加司机。

 

大约第二个月多，度假式的生活过去之后，我渐渐开始了不适应。首先是想家，想国内的亲人和朋友。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不像现在有了手机，再远的距离都不是距离，那时只能靠长途电话和书信跟国内联络，好像email也没有，起码我没有。长途电话很贵，大概2-3美金一分钟，所以只能长话短说，报喜不报忧。书信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思乡之情要半个月才能送达。

 

其次，先生的工作很忙，早出晚归，有时候周末还需要加班。纽约的冬天，天寒地冻，我不会开车，如果我徒步从家里走到大街上的商区起码要40-50分钟，冰天雪地里也不可能学开车。心情改变了，眼前的雪景也变了，不再是美丽的冰雪世界，而变成了一片大冰凝胶，仿佛把我的整个世界都冻结了。我在纽约没有朋友可以拜访聊天，也不会开车出去逛街买东西，只有天天呆在家看电视，先生有去纽约的法拉盛租了一些大陆电视剧的录像带，可我越看越看不进去，坐立不安。看美国的电视台多数英文听不懂，别看我在大学时期是英文课快班的学生，可是到了美国，以前学的英文只会看一些，不会听。这个时候，一种与世隔绝，与社会脱节的独孤感像狂风暴雨式的向我袭来。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失落和迷茫的心理感受，美国心理学家卡伦· 霍妮（Karen Honey ）曾说过：“无法成为我们自己是一切绝望的根源。” 我当时的心理虽然谈不上绝望，因为有家庭，有爱我的先生，但是在新的环境下无法成为我自己，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让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自己事业心的未来。我开始了情绪低落，抑郁和闷闷不乐。

 

对了，在上一篇《我的移民经历：看心理医生（上）》的留言里，一些博友提到了我当两个女儿的继母不容易。是的，按照一般常理，当继母的确不容易，尤其当女儿的继母更不容易，一般说来，多数男孩子跟继母相处容易一些，女孩子心细，又比较敏感，相处比较难。

 

所幸，我先生的两个女儿比较懂事，有教养，即便是刚开始相处时心里不舒服，但是，她们都不会故意找事跟我过不去，表面上也做到了有礼貌。还是后来她们跟我聊天时告诉我，她们的妈妈在去世前跟两个女儿有交代：“爸爸以后会有新太太，你们不要反对，你们要爱爸爸，要为爸爸着想，也要跟爸爸的新太太相处好，我相信你们爸爸会找一个对你们好的人。” 当时，听完女儿们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忽然留下眼泪把两个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心里想，好像我是她们的妈妈安排到这个家里的人，这些年，我对两个女儿的好也是没有话说，两个女儿从开始被动的接受到后来的真心接受，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相反的，到了后来，有时候我跟先生偶尔有不愉快的时候，她们还开导我。

 

我记得，我刚进纽约家门的时候，两个女儿总是把各自的房间关着，上学时还把房间的门锁上。也是没有多久，我们相处好了，她们告诉我，当时，她们的同学和个别的亲戚对她们说，中国大陆的人很可怕，他们会造反、会抄家，把家里的好东西拿走。那时候，很多台湾人对中国大陆人的印象似乎停留在文革时期。这三十年来，两岸的交流交往多了，增加了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对彼此的看法也改变了。

 

说了一堆题外话，现在继续说说我的不适应。

 

先生一直对我很好，他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他也尽可能的找出时间陪伴我，所以，我的这些不适应和内心的孤独感又不好跟他诉说。我以前在国内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性格开朗活泼，有什么话就直率和坦诚的说出来，现在所有的话全都憋在心里，给我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我不再开心、在家里很少说话、常常偷偷的流泪、焦虑、失眠，敏感，先生一句很平常的话都会惹我生闷气。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抑郁的表现，

 

有段时间，白天先生和女儿们上班、上学之后，上午的时候，我就给国内的家人和好朋友猛打电话，跟他们诉说自己的感受和心情，当然，给爸妈打电话只报喜不报忧，怕他们担心。结果，一个月下来，有一天我先生拿着电话账单给我看，啊？差不多近2000美金。那个时候，2千美金是很多的了。我先生没有说太多，只是说：“电话中长话短说，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说。” 从我平时的面部表情改变中，他知道我有心事和不愉快。

 

为了让我开心，先生还安排了一次“商务旅行”，他带着我去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这几个城市有他的分公司，他去看看公司，顺便带我去旅游。焦虑和抑郁是内心的认知出现了问题，旅行或者任何让人开心的事情也只是暂时的消除或缓解抑郁情绪。回到了平常的生活状态，我依然无法控制住那些负面的心理感受，终于有一天，压抑了许久的情绪莫名其妙的爆发了。

 

我的爆发和宣泄弄得先生不知所措，感到非常的懊恼和不理解。他不懂我为什么这样不开心，他不知道还要怎样做才让我心情愉悦，让我对新生活满意。那段时间先生特别忙，他没有时间陪我，这次爆发之后，征得我的同意，先生把我送到他妹妹家（也住纽约），希望妹妹能陪我几天，女人之间可以好好聊聊，他妹妹是家庭主妇，妹夫在台湾空军学院做教官，经常住台湾，妹妹带着孩子住纽约。在妹妹家里的几天，妹妹待我很好，也给我聊了很多先生以前的生活，尤其以前他跟原配太太的生活，让我知道了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原配太太为了这个家，为了跟先生一起创业付出了很多很多，最后在与癌症抗争的同时还坚持照顾公司和家人。妹妹的有一句话让我的一下子明白了先生对将来生活的要求和需要什么样的婚姻：“ 我大哥希望以后的生活不要那么拼命，不要为了挣钱失去健康和生活的乐趣，他希望第二个太太不要再去辛苦、再去打拼。”

 

（待续）

 

这几张照片是刚刚进入九十年代时出国前拍的。第一张照片：我和医院几位同事去公园玩，看见一辆红色轿车停在那里，大家兴奋不已，每个人站在车旁边拍照留念：）

 

进入了秋天，台北的天空也有秋高气爽的感觉。

 

 

 

9/17 写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