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高考, 大家都经历过, 虽说叫全国统一高考, 但录取却是分省录取, 各省得录取难度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各个高校也都按省份留出录取名额. 这看似不太合理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从现在的新中国开始得, 而是从明代的科举考试延续下来的制度. 我们所谓的合理是指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认为合理的事情，而换一个角度或立场可能就是大不合理。
在洪武三十年发生了一起所谓科举舞弊案, 虽然此案的规模与牵扯范围无法与杀得血流成河洪武四大案相比, 但对后世的影响确远远超过前者, 这就是所谓的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試，发榜后，福建闽县人陈安为第一，是为春榜，上榜者竟没有一个人出自北方。諸多北方考生联名上奏认为刘三吾为南方人，照顾其乡亲。朱元璋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張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还有几个新科录取的进士重新阅卷。复阅后張信说刘三吾判卷无错属实。说是北方学子的文章不仅水平差而且多犯忌讳。只有几个新科进士说有几篇北方学子文章还是不错.
有人上告说刘三吾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進呈。朱元璋知道後更怒，指大部份官員是被清洗的胡惟庸或藍玉余党，將張信與白信蹈等二十餘人淩遲處死，而刘三吾的子侄亲戚就是因胡惟庸案被牵连处死的, 刘三吾有最直接的嫌疑, 刘三吾是元朝降吏，学识渊博，办事公正深得朱元璋尊重, 朱元璋没有杀他,命刘三吾戍边。刘谔、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仅戴彝、尹昌隆几个说北方有不错答卷的人免罪。后明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再选六十一名进士，都为北方人。当时所谓“南北榜”或“春夏榜”。
在南北榜案的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太较真, 老朱都说了一开始的结果基本认了，只是复审一遍加几个北方学子上去这事就糊弄过去了。 此时离老朱宾天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老朱老婆和太子都死了，也在没太多精力了。可这些文人偏偏给老朱再次大开杀戒的机会。
古代科举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选拔人才, 同时也造成了拉帮结派的机会, 科举给了学子们进入仕途的机会, 通过科举结成的同乡,师生关系自然而然地容易形成党派, 比如毁灭了大明王朝甚至影响大清初年的党争，明末年出了士大夫结成的东林党，还有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 这些党派被东林党打压就去投靠魏忠贤. 而朱元璋深知人性这一点, 建立明朝之初,他就明确利用刘伯温与李善长之间互相制约, 让武将担任文职削弱其权势, 比如让徐达担任右丞相,不仅削弱了其武力, 还能去制约文臣.
南北榜案最后令老朱大发雷霆, 我大明是整个华夏的大明,设立南北两都, 选拔官员是为了管理整个两京十三省，可不是只为了选拔江浙两省的人当官，这一榜完全成了南方官僚的天下. 因此朱元璋采纳杨士奇的建议，科举分南北分别录取。从此，中国科举制度迎来了分区录取时期。明太祖对南北榜案的处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到后来建文年间科举出现过会试一甲三人都出自江西吉安，永乐年间更是出现不仅一甲三人是吉安，甚至二甲前四名也都是吉安人。 就是说三甲进士吉安一个镇就出了七个而且是前七名，看看下面对南北榜案的分析，以及科举作弊的总结，恐怕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不可能是什么文坛佳话。因此后面又变成了南北两卷，再后还有南北中三卷。 直至今日影响着当代中国高考的招生制度。
最后再说一下南北榜案, 两次阅卷得到一致的结果, 只是没有顺着皇帝的意愿, 而且录取的南方举子中并没有刘三吾同乡, 说他偏袒同乡是没有依据的. 会不会是场冤案? 事实可能真未必是冤案. 历史上虽说北方因多战乱，从教育到人口数量都是差于南方，但也不至于全军覆灭，明朝的前三次科举，北方录取人数基本都占20%几，而北方人口也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0%多，基本是合理的。
这种文科考试不像理科,答案对就对错就错, 阅卷官员的主观起到很大作用, 但考官是看不到考卷上考生的名字的, 考生要糊名，就是考生名字部分被遮挡封住, 然后还要有誊录官员重新抄一遍答卷以防阅卷官员认出笔迹. 但因南北方地域文化差距形成的南北文风，如果某考官倾向某种文风就会加以偏袒，甚至出题的时候就出这类题材，所以明朝成化朝开始科举必须写八股文。虽说各朝对科举舞弊都严加防范，但舞弊在各朝都层出不求。比如一种叫关节条子的作弊手段，就是考生贿赂考官，在默认特定位置用某些特定的文字做记号。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花样百出的关节条子作弊———
(一)北宋的“丕休哉”
据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措施，就有关节之弊在科场上产生了。当时，有个叫杨亿的翰林学士，声名很高，在省试开考前夕，他特地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聚会的考生个个兴奋不已，席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有的称颂杨学士诗名著天下，此次必作“文衡”(主考官)，有的则直接请求杨亿给予“指导”。听到这些，杨亿勃然变色，口中边说“丕休哉”，边甩袖而去。“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在场的同乡举子们，死脑筋的以为碰了钉子，聪明点的则听出话中有话。果然，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都被录取了。
(二)南宋秦桧的关节把戏
南宋奸相秦桧，有个叫秦暄的族内子弟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把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秦桧本人并不出面接待。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便翻看桌子上标有“进士秦暄呈”的札文浏览再三，几乎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参加考试。这时，程子山立刻想到日前秦桧刻意安排的用意，遂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那秦暄自然高中榜首。应该说，秦桧在这里就是在做巧通关节的把戏。
(三)明时的土语“囡”
明代，暗通关节之弊日渐盛行。史载：“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房考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晋谒，或为之行金以贿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操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看来，棘闱之内，场场有关节之弊，而且干此勾当者不在少数。
明神宗万历年间有一起典型的关节作弊案。那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科乡试，宰相黄洪宪充任北闱考官。这位主考大人在入场前接收了大把的条子，录取时单看“字眼关节”是否相符，“势高者无子则录其婿，利重者非子则及其孙”。当时，有位叫李鸿的浙江士子，场前重金买通黄洪宪，暗中订下关节，在两场卷文中都使用了与上下文毫无关系的吴地土语“囡”字，结果取为第十一名举人。在黄洪宪手下以关节取中的卷子，“文理讹谬，章章若是”。由此引起众怒，“榜出而人人切齿，无不欲唾洪宪之面而笞其背也。”刑部主事饶伸上疏弹劾，说：“今邪臣所为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场之弊。”他直言指陈：“未有大通关节肆无忌惮如黄洪宪之为者。”
(四)清代的“统筹全局”、“水烟袋”及其它
1、隐姓埋名在卷中
把关节用到皇帝主持的朝考上，可以说这一作弊行径在科举的塔尖上也在所难免。而用隐姓埋名的办法来作暗号，其手法就更绝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已丑科殿试之后进行朝考，读卷大臣将准备录取的卷子进呈皇帝。乾隆帝打开弥封，一边看士子姓名，一边看卷文，结果发现了问题：第一名严本，卷子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两句，严本的姓名显然藏于文中。第二名王世维，卷中有“维皇降衷”之句。第三名鲍之钟，文中用“包含上下”之句，包是鲍字的一半，又同音。第五名程沅，试卷内说“成之者性也”，成与程音相同。看到这些，乾隆帝感到：“其字迹可疑，且不止一卷，岂得尽谓偶然适合？似此隐藏字样，非关节而何？若谓此非关节，亦不解复有何等字样为关节者。”乾隆帝认为，“如此拟取，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他谕令军机大臣会同原来派出的阅卷官，将所有朝考卷文重新评阅，被乾隆帝点名的那四份卷子这回排在了末尾，几位读卷大臣则“交部议处”。
2、翁同龢有心栽花花不开
清代科场多关节，就连皇帝的老师都在做手脚。那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会试，状元出身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出任正总裁。参加此次会试的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张謇其人，自幼聪颖好学，刚16岁就考上了秀才，可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参加礼闱大试时，却榜上无名。这次会试前，张謇与好友刘可毅一起去拜访江苏老乡翁同龢。作为考官的翁同龢一直很赏识张謇的才气，也很为他上次礼闱落榜而遗憾。见面之后，先是一阵寒暄，接着翁同龢便反复叮嘱说：“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正直的张謇只以为翁同龢是在议论时局，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暗示，而旁边的刘可毅却默记在心上了。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四字嵌入八股文稿的破题之中，翁同龢看到这份卷子时，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就在上面批道：“为国家得人庆。”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等到拆封才发现该卷不是张謇的，而是刘可毅的。翁同对刘可毅不甚了解，所以十分沮丧。经过打听才知道刘可毅也是江南名士，心里才稍安些，自我安慰道：“差强人意”。第二场考试，翁同发现一份卷子中有“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之语，因为张謇曾随清军去过高丽，翁同遂认定此卷必是张謇的，取为第一。待拆开封号一看，还是刘可毅。张謇会试又没通过。在考官翁同这里，真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3、误事的“水烟袋”
在科场关节作弊中，也有不少弄巧成拙张冠李戴的事。这里试举两例：其一，清代翰詹大考，试卷不用誉抄，于是以关节作弊者，其手法也就可简单些。道光时，某届翰林院、詹事府词臣会考，主事者是朝中重臣许乃溥，一位熟识的老翰林求他阅卷时多加照应，尽量取在三等之上。许乃溥当面答应，让这位老翰林在写完卷子后微洒几滴墨水，作为暗号。当时曾国藩正任职翰林检讨，他答完卷子，在插戴笔套时，墨水被挤出几滴，不慎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遂把曾国藩的卷子误认为是老翰林的，取在二等。最后，经道光帝御览，曾国藩列为二等第一名，升擢为侍讲学士。那位虽点墨水未被推荐的老翰林，则因名列末等降级使用。
其二，据晚清文人钟毓龙回忆，湖南士子李幼梅曾向他讲了这样一桩十分懊丧的事：某年，李幼梅考试举人，开考前他特请一位“至好”代订关节，当时社会以吸食水烟为时尚，所订关节便为“水烟袋”三字，那位好友“令其于诗中必用之。”不料，这事让李幼梅的岳母知道了，岳母共有三婿，她想让三位女婿一同中第，也好光耀门庭，便把李幼梅的关节偷偷告诉了另外两位也在准备应试的女婿。李幼梅入场后，即把“水烟袋”三字写入诗文的开头：“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中。”闱中主考受托录取有“水烟袋”字样的卷子，可是接连发现三本卷子都有这一关节，主考犹豫了一下，决定取其中的两个，没想到被遗落下的恰是李幼梅。
4、鲁迅祖父的条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末科三甲第15名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身为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丁忧回乡。这年八月浙江乡试，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恰是与周福清一同登科的进士。当周福清得知浙省主考是殷如璋后，便想“为子求通关节”，同时为几位亲友子弟请托，以图在亲友那里得到“酬谢之资”。七月二十七日，主考殷如璋乘船自京抵达苏州。早已在此等候的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派家仆陶阿顺登船送上密信一封，信内请殷如璋关照其子周用吉等6位考生，暗订关节均用“宸忠”“茂育”四字，另在一张纸上写着“洋银一万元”，是许诺事成酬谢的价钱。由于家仆陶阿顺的莽撞，周福清递送关节之事在考官船上当众败露。殷如璋立刻翻脸不认人，把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苏州府审讯，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不得参加考试。至于周福清，先是逃到上海躲避，后来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便回到浙江会稽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审讯，最终坐了八年的大牢，周家也从此衰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