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二十章
“五七干校”留在我脑际的流光碎影
（一）
徐家祯
最近偶然看到网上有篇文章，一开头就说有位博士研究生问该文作 者:“什么是‘五七干校’?”该文作者听了，惊诧地说:没有想到“五七干校” 只是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竟然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啊，屈指一算，“五七干校”的确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早已 成了历史陈迹，难怪现在不到五十岁的人会产生“什么是‘五七干校’”的疑 问。
“五七指示”
即使我是“文革”的“过来人”，要我说说到底为什么叫“五七”干校，我 也只能说“五七干校”来自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至于什么是“五七指示”， 我就一时难以说清，要查一下资料，才能讲个明白了。
原来所谓“五七指示”，就是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回 信。林彪在“庐山会议”批倒彭德怀之后，不但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还兼 任了国防部长。后来，他给毛泽东递送了一个报告，说军队要突出政治， 除了搞军事训练，还可兼学文化，并且开荒种地，自给自足。毛泽东的回 信就是针对这个报告的。在信中，毛认为，不但军队可以这样做，而且全 国人民、各行各业都可以这样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这几段话: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 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 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 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 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 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 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 也要这样做。”
看来，毛泽东自己对这封回信十分重视，因为最近看到戚本禹的回 忆录中说，毛泽东写了这封信后不到一周，就在 5 月 13 日凌晨，特地把戚 本禹、陈伯达、杨成武三人从北京叫到上海去;而他自己也特地从杭州赶到上海，还特别改变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起了一个大早，穿着睡衣到卧室 隔壁的会客室去，与早已等着的戚本禹等三人讨论这封信的意义，并且要 他们马上起草中央文件，三天以后就把他的回信和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各地。 真是可谓“雷厉风行”了。因为这封回信写于 5 月 7 日，于是这个文件后来 就被叫成了“五七指示”。不过，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 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大批判方兴未艾，所以，这个指示究竟怎么落实，那 时似乎暂时搁了下来。
建立“干校”
一直到 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 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才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 定名为“五七干校”。这就是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同年 10 月 5 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 在编者按中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
“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经这么一提倡，全国很快就出现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五七干校”。 毛泽东这么提倡是不是他“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暂且不去探讨， 实际上，这样做却也是“文化革命”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种需要。那时，各 地的“走资派”已经基本上都斗倒了，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 而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却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各级政府机关、各研 究机关、各大中学校都不知道所谓的“斗批改”究竟应该怎么继续搞下去，所以，大部分机构都处于无所事事的观望状态。各级机关无公事可办，科 研单位更是无科研项目可搞，学校也无学生、无课本、无“合格”的老师可 教。把这些无所事事的干部、学者、老师下放到农村去，正是解决政府机 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中人浮于事现象的好办法。
据我记忆，最早的“五七干校”好像是中央各部门、各机关首先办起 来的。大学和科研机关，也是率先成立“五七干校”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 “人浮于事”、“无所事事”的现象最为严重。而且，这些人员去“干校”好像 还是“长期”的，甚至“永久”的，因为他们往往连家属、户口和一家一档、 瓶瓶罐罐都带到“干校”去，好像以后就得打算在农村安家落户，永不返城 了。关于这类“五七干校”，已有很多名人写过回忆录、散文、随笔来记录 和报道了，比如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是一本写“五七干校”的经 典著作。还有俞平伯日记中关于“干校”的部分，也是十分精彩的。所以我 现在所记的，只是我自己短短的“干校”生活中至今还留在我脑际的一些流 光碎影罢了。
其实，“文革”中，各地中学，我倒并没有听到也有办“五七干校”的。 其原因，我想大约有二:
一，中学老师可能不算国家“干部”。即使名称上也把中学老师划归 “国家干部”一档，但实际上与正式的“机关干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中学里那时还有学生可“教”，不算真的无事可做。“文革”初期， 全国所有学校(小学是否如此，我不很清楚)，都“停课闹革命”。到了 1968 年，大学还没有开始招收新生，而已经在校的大学生们，则既不上课， 也不毕业分配，还在继续“闹革命”。但中、小学，到 1967 年就开始招收新 生了，因为十多岁的孩子总不能让他们荡在社会上，否则会造成很大社会 问题的。所以，那时，虽然中学仍然没有正式的课本可教，但学生还是被 各中小学招收进来，暂时就像“托儿所”那么将他们看管起来。当然，那时的“上课”正是像儿戏一样，所以，真说要将学生“看管”起来，学校和老师 实际上也无法做到。那时，我正在上海静安区一所叫建东中学的学校里当 老师兼班主任。记得每堂课都要学“语录”不算，一个名单上有四、五十人 的班级，往往到校的只有一半而已。有时，学生来得更少，只有十来个。 老师一进去，学生就闹，说:“老师，你看，今天就来了这么几个人。课 就不上了吧!”于是，老师就只得宣布下课让大家回家了。不过，即使这 样，每天至少老师还要到校“工作”的。
我想可能由于这两个原因，1968-1969 年这两年，上海的中学老师是 没有听说去“五七干校”学习、锻炼的。但是，上海的政府机关、科研机关、 大专院校，则已经在这两年里纷纷于上海的郊县崇明、奉贤、嘉定等地办 起了“干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