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资中筠先生为《李慎之与美国所》一书所做的序。
李慎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1923年生于无锡，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 后进入新华日报、新华社，负责编辑为高层内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曾担任周恩来、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外交秘书或顾问并陪同出国访问。中共十二大中央工作报告国际部分撰稿负责人。1957年因为倡导"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1980年负责筹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并担任美国所首任所长。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 1989年后离职。晚年致力于自由主义研究, 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 1999年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震撼海內外,一时洛阳纸贵。2003年病逝于北京。
本书是李慎之去世之后, 由美国所的同事自发组织撰写的纪念文集, 作者包括美国所第二任所长资中筠, 第三任所长王緝思, 著名学者茅于轼、任东来等, 以及众多由李慎之招入所内, 受其教诲与精神感召的学者和"年轻人们"。文集从不同侧面回顾了1980年代，在李慎之领导下，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华美国学会等开创性机构和刊物的筹备、创办经过, 丰满地呈现出李慎之作为学者与独立个体的品行修养, 以及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类命运虽九死犹未悔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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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本周四）下午5-7点，壹嘉出版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李慎之与美国所》zoom 分享会，由李慎之的四位美国所老部下、也是书的作者，与读者分享他们心目中的李慎之，以及李慎之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
时间：11月10日（本周四）美西时间 5-7pm
美东时间 8-10pm
美中时间 7-9 pm
北京时间11月11日（本周五）9-1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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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风气不为师
资中筠
“李慎之先生去了！”噩耗顿时传遍国境内外，引起的震惊、惋惜、悲痛之迅速、之广泛、之强烈、之深切，决不同于寻常某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名人的逝世，而是来自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力。与他生前有所交往的各辈人等对他的称呼不一：慎之、慎之同志、李先生、李老师、李副院长……我则从一开始就称他为“老李”，生前如此，本文也不再改口。他倒下得太快，去得太突然，没有留下遗言。直到今天我总是无法想像他已永远离去。近年来已经习惯于电话铃一响，里面传出他洪亮的声音，似乎犹在耳际，难道真的从此不再？
我个人有幸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约是1982年）在赴美的飞机上第一次巧遇老李，而且恰好座位相邻。当时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闻，竟也不曾闻其大名，社科院有美国所也是那次才知道的。他知道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美国，就单刀直入滔滔不绝地谈对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的看法，许多看法在当时十分新颖，而且涉及种种时弊。一个有点级别的“老干部”对一个萍水相逢的晚辈如此没有戒备，不讲官话，直舒胸臆，使我吃惊，便也大着胆子说出我原来“私心窃以为”而未敢说出，或不敢肯定的看法。当时他对改革开放满怀信心，基调是乐观的。那一席谈似乎在我长久受到禁锢的脑子里吹过一阵清风。在这之后，他有过几次邀我参加社科院的对外交流活动，并着手把我“挖”来美国所，那时两个系统人员流动还不那么容易，他做了不少努力，直到1985年才办成。从此我得以在他领导下工作，包括两人都退休以后继续交往近20年，在20年中既有耳提面命，又有平等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甚至争论（以我的身份可以算顶撞）。无论是何种形式，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也处处感受到他思想、眼光之异于常人之处。其丰富的内容和个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时难以言喻。只有留待以后痛定思痛，从容整理。这里写下的只是浮现在脑海中关于创办《美国研究》的点滴记忆。
资中筠先生
美国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而《美国研究》到1987年才创刊，比其他新成立的研究所都晚。在此之前只有一份内部刊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与老李的主导思想有关。首先他对学术文章、学术刊物有自己的标准，在他心目中相当多的号称“学术”的作品其实都名不副实。把国际或外国研究列入社会科学范畴，作为学术来对待（而不仅是政策研究）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国际问题，特别是美国，可以公开讨论和研究，其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以前是不能想像的。社科院“国际片”的几个所有一部分是从其他机关搬过来的，有一定基础；另一部分，包括美国所是完全新创，老李认为要拿出相当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来尚需一定的时日；第二，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无论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是相当“敏感”的（其实直到现在也何尝不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既然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就要尽量客观、科学，与宣传有所区别，这也是老李一贯坚持而不愿迁就的。基于这一考虑，美国所先办了《参考资料》，作为内部刊物。用他的话来说，“让大家练练笔”。开始时较多翻译和单纯介绍情况的文章，以后中国人自己的分析性文章渐渐多起来。既是“内部”，说话就自由一些，不必处处顾虑“口径”。即便如此，作为内部资料能够达到那样客观、开放、摆脱陈词和教条的程度也仍与老李的思想分不开。现在回头再翻阅《参考资料》可以发现无论是翻译介绍还是创作的文章，内容都相当丰富，既有基础知识，也有前沿动态，还有颇有水平的分析文章。名为“内部”，发行量并不低于正式刊物，对改革开放初期，知识界渴望了解外国的旺盛的求知欲是一大满足，同时也对如实地传播关于美国的知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但是毕竟一份公开的学术杂志是一个研究所存在的标志。特别是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经常遇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你们的研究成果如何表现出来？我们不能总是回答：“我们有一份刊物，但是内部的，还不能给你们看”。所里一些元老们已经多次建议要有一份公开刊物。我记得其中吴展（时任副所长）、董乐山和施咸荣主张最力，后来在创办中也出力最大，可惜董、施二位也已作古。我是1985年才到美国所，不久以后也加入了主张办公开刊物的行列。老李原则上并不反对，但根据他的标准，总是觉得水平还不够。我们认为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何况与当时国际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比，决不是“丑媳妇”），可以边办，边征求意见，边改进。另外，有了公开刊物，还可以较广泛地在全国吸收稿件。记得我还开玩笑引了袁枚的两句诗：“阿婆还似初笈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那是袁枚对自己苦吟的自嘲。
这只是老李要求高的许多例子之一。其实他一直在考虑此事。以他长期在党内新闻报刊界的经验，深知其中艰难，又不愿降格以求，才一再犹豫。一旦决定上马，他就雷厉风行，亲自挂帅，全力以赴，从方针到格式、封面设计都亲自过问。不办则已，办则即使不是一鸣惊人，也要在高起点上启动。当时没有专职编辑，老李创造性地决定第一年让本所的四位老学者：陈宝森、董乐山、施咸荣、严四光每人轮流编一期。关于其他创办中的繁杂事务，他仍本着一贯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方针，经董乐山介绍，从三联书店调来一名女编辑邵宏志承担起来。邵因文革失学，学历只有初中，老李谈一次话就把她留下，当时连集体宿舍的一张床都不能提供，就暂时在办公室过夜。邵宏志果然不负所望，立即以惊人的能量、主动性、敬业精神和荣誉感全力以赴，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老李的与众不同的要求。她的作风之泼辣也是打破常规的，而且没有等级、资历观念，常常风风火火冲进办公室，直奔老李提出一个问题，或让他看纸样、格式等等。关于封面设计，她找了好几个美编，拿出几个图案，经过讨论，由老李拍板定下来，基本上就奠定了《美国研究》别具特色的风格。20年来，虽在颜色和细节上有所变化，但基本格调不变。
至于内容，毋容赘言，老李在思想上是站在开放改革前沿的，主张突破教条、打破禁区，独立思考，以客观、科学的精神介绍和分析研究美国。这是他开办美国所的初衷。他直到离开美国所多年，一直关心美国所的事。他自己说对美国所“情有独钟”。但他又常说他其实兴趣不在专门研究美国。这看似矛盾，我体会其中复杂的心情：一是美国所是他长年受到不公平的贬黜复出之后创办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又不仅如此，他复出是与改革开放同时，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有此机遇。当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一个新时期来到，都充满希望。他基本上是继承了“经世致用”的传统的，加以自己本身的经历和识见，对改革开放是满怀激情地拥护，并有自己的设想的。可以想见他办美国所决不仅是为了学术探索，而是继承了晚清、民国以来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的仁人志士的追求，与我国的现代化紧密相联。具体说来，就是推动改革开放。美国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现代化”的参照系。但是他的这种取向又决不可作狭隘的理解。在社会科学领域，从来就有所谓学院派和充当“智囊”之争。尽管老李本人常常被认为起着高级“智囊”作用，他却不止一次表示反对把美国研究定位于写政策报告，而提倡对美国本身各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我在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发现哲学家是“全民族的智囊”之说，就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一文中借用了这句话，认为同样也适用于美国研究。此文登载于《美国研究》创刊号。老李对这一提法立即采纳，后来在很多场合予以提倡。从他后来的实践来看，其范围远远超过美国研究，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美国。
与此同时，他对待美国还是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照道理，《美国研究》应该由他写发刊词，但是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写。这与他迟迟不办公开杂志的考虑是一致的。所以《美国研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没有正式的发刊词。他强调“客观”的含义是全面的，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如果把《美国研究》办成一份专为美国说好话的杂志，我们就跌分了（大意）。这句话在那个时候有一定的针对性，因为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刚接触到一些外界的真相，对以前的片面宣传开始幻灭，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足见他是清醒的，是真正的维持独立精神。他一般不审稿，但对涉及外交问题，还是把关很严的。另外一项他十分强调的要求也有他的特色：“做到字通句顺”！这看起来要求实在不高，不是学生作文的起码标准吗？殊不知，在他眼里能称得起“通顺”的文章并不多。一篇旁人看来还过得去的文章，经他过目，用词不当、成语错位、语法不顺、乃至逻辑不通比比皆是。他自己古文修养较深，对典故、成语的原义特别讲究，对今人以讹传讹的错用特别敏感，难以容忍；另一方面，他对白话文的规范要求也很严格，“的”、“了”、“吗”、“呢”都各有其所。他常说，文革以前的报纸决不会像现在这样错误百出。他见过吕叔湘戴着老花镜，面前摊着一张《人民日报》，拿着一支红笔，把错别字和词语错用之处一一划出来，心里十分难受。老李说这话时充满了同感。我本人就被他告诫过：你该用“的”的地方常常省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另外，那种食洋不化、充满各种生造的词语，脱离中文的基本规范，以晦涩为高深的文风那时已经开始，尽管还没有后来那样愈演愈烈，老李当然对此深恶痛绝。所以他的“字通句顺”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不过法乎其上，至少可以得其中。应该说，《美国研究》还是有比较注意文字的传统，总的说来文风比较清爽。这当然与几任编辑的文字水平和取向有关，而老李在创办时的大力强调和所奠定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老李在美国所期间基本上述而不作。他惯常的做法是，想到一个问题，走到有关的研究室，即兴发挥，或长或短，有时兴起演变为长篇大论，旁边房间的人也循声而来。他有教无类，对各种水平各种年龄的人，不管理解力如何，都同样开讲。这种即兴的高谈阔论对于他本人和听者都是一种精神的享受。那时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可能有点像古代的书院，可惜当时没有录音也没有记录，其中有许多思想的火花和他亲身经历的有独特意义的故事，还有许多警句，如水银泻地，已无法收集起来。听众大概都各取所需，每人在记忆中留住一点，或无形中化为自己的思想营养。好在他在退下来后最后的十年潜心写作，留下了可以传世的文字。不过一个人的思想是有发展和变化的，后来写的仍然不能囊括那时的内容。可惜天不假以年，我知道他是言犹未尽的。
另一方面他对于研究人员却坚持以文取士。除了开创时几位早已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外，招新的研究人员先看文章，在美国所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他曾对读了一些书，有些见解，颇为自负但不大动笔的年轻人说：“你也许前途无量，大器晚成，我尊重你暂时多积累，不写东西的选择，那么你也应该耐得住寂寞，不在乎暂时不要职称”。当时刚刚恢复评职称。文革之前的观念，副研究员就代表较高的水准和较高的荣誉，“研究员”则常与前辈大师的名字相联系。以助研退休的也大有人在，有“白头贡生”之说。经过文革的断层，当然不能完全依照原来的标准。一些老学科、老研究所的一批老的权威学者还在，有标准可循；而国际和国别研究走入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新事物，前无来者。老李主持美国所和随后作为副院长主持国际片工作，对标准的掌握起决定性作用。他在言词上尽管陈义较高，但实际上充分考虑到历史条件，还是宽严适度的。不过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用他的话说是“惜名器”），他以身作则，提出了一项创议，就是与同他资历差不多的一批原来不是专门从事学术著述的院级和所级老同志相约：大家都不要职称。其实那几位老同志也是学识渊博，水平很高的。他们也没有利用职权挂名主编丛书之类以取得“有著作”的资格。后来有一位已离休的老同志见到现在“研究员”、“博导”满天飞，特别是与权力、职位相联系，开玩笑说“我们算是都上了李慎之的当”。
俱往矣！那样的风骨开那样的风气！
是的，如果说他在社科院、美国所短短的十年中最独到的贡献，那就是开一种风气，就是我最初见面时所感觉到的一股清风。他没有正式收过研究生，但老中青几代学子中都有人自认为门下弟子，把他称作自己的“导师”。他没有当过“课题组长”，但许多研究课题，甚至一些人终身研究的方向都是他几句话启发出来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以病余之驱，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把宠辱置诸脑后，与时间赛跑把思想形诸文字，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后人之幸；但是他真正的影响远不止于有形的文字。“但开风气不为师”，其庶几欤?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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