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在“三·三”大会后积极工作
“三·三”大会稳定了摇摇欲坠的总政治部，恢复了党委和各二级部的正常工作。1967年3月9日至25日召开军级干部会议，3月17日萧华在会上发表长达1.6万字的讲话。3月21日萧华在总政治部直属单位大会上做报告，也有5000余字。这两次讲话，萧华都狠批了邓小平。
萧华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1965年11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3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都是他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说：“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现在都在批判吴晗，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7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1700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急的关头，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要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部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账上。
萧华在总政治部直属单位大会上说：要剥开刘邓的画皮。……邓小平一贯犯错误。在红7军他是政治委员，打仗是他领导的，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给警卫员的信，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骅，他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罗瑞卿告发了，邓把莫打成反党分子，他怎么反党呢？邓小平长征时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还不是中央委员，这个人爬得很快。从来没有在第一线。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有两个统帅、副统帅。刘少奇说中央没有斯大林，有两个主席，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会议）小组会上，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他不发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才清楚，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印了1000万份，军队用了以后，然后送到地方上，那时候发语录是走私的。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1964年喊“两个主席万岁”的事，有人加在我头上，是造谣，可耻。那时我在医院休养，这种人没有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批判吴晗时，邓小平的警卫员曾反映过，全党都在批判吴晗，而总书记（邓小平）把他请来打桥牌。可见立场到哪儿去了。
3月24日，全军文革小组确定由萧华主持。徐向前连说“真是谢天谢地”，“不干这差事，正合我意”。他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3月中下旬，总政治部党委连续召开党委会议，继续为稳定落实“三·三”会议精神，稳定总政治部局势，正常开展工作而努力。萧华亲自处理了三件事，涉及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后来都成为萧华反对“砸殿”的重要罪证。一是3月7日下午，萧华在钓鱼台13号楼，同中央文革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把隔离一个多月的胡痴、宋琼找来，想“解放”他们，让他们主持解放军报社的工作。陈伯达不表态，关锋、戚本禹则反复强调“恐怕报社的小将（肖力）通不过”，这样胡痴等又被送回北京卫戍区，暂时住在招待所，解除隔离。萧华被重新打倒后，胡痴也被立了专案，重新关押，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二是萧华被抄家的当天，谷德（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也被关起来。“三·三”后萧华提出恢复谷德的工作，要干部部考虑让他到河南省军区任副政治委员。但被人密报，谷德被扣上贺龙“二月兵变”策划者的帽子，重新被关押，多次受到毒打，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三是总政治部党委召开副处长以上的党委扩大会，由副主任傅钟、袁子钦、李曼村、谢镗忠检查。萧华想“一箭双雕”，保他们过关，由此证明萧华领导的基本正确，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
3月30日，毛泽东同意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国防部副部长）为中央军委常委。萧华拖着病体，积极努力工作，频繁出席会议。据不完全统计，4月3日上午第62次军委常委会议；4月4日陪徐、聂、叶帅、中央文革等与福州军区负责人谈福建问题；4月11至13日军委扩大会议；4月16日上午第63次军委常委会议，同日在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会上讲话；4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4月19日上午第64次军委常委会议；4月21、24日军委扩大会议；4月27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讲话；4月28、29日、5月3日第65至67次军委常委会议；5月7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讲话；5月10日在接见张家口、宣化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讲话；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测绘学院“红总”、清华大学、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接见前杨成武接到周恩来电话，简单讲了几句，他和萧华就走了。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因“二月逆流”靠边站后，很多重大问题萧华只能直接请示周恩来，并与中央文革研究解决。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萧华哪里想到，“五·一三”事件正在张开大网在等着他。
“五·一三”事件萧华不知道的背景
196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接见战友文工团两派代表，萧华、杨成武、吴法宪以及海军、北京军区负责人在场。周恩来说：“两派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演《长征组歌》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去看。”总政治部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传达，并进行了布置。5月2日，周恩来观看战友文工团联合演出的《长征组歌》。
1967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老三军”的刘素媛（空政文工团合唱演员）在与毛泽东跳舞时，提出为纪念《讲话》演出。毛泽东让她“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专门到毛家湾，当面给叶群打招呼。叶群马上在京西宾馆约见刘素媛，支持“老三军”演出。她对黄吴李邱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解放军还是要造反派？他认为主席要解放军，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通过演出的方式表明他和军委的态度，以达到迅速稳定军事机关和各大军区的目的。
战友、海政、空政、二炮文工团的“老三军”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新三军”得知，认为“老保翻天”，他们联合清华大学“井冈山”等造反派放出话来，如果胆敢单方面演出，就要冲击、砸烂会场。
5月9日，战友文工团“老三军”通知谢镗忠，准备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览馆联合演出，但“新三军”要冲他们，要求给予支持。谢镗忠当即指出：“你们要执行周总理关于‘联合演出’的指示，否则总政治部和全军文革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我可以了解一下。”当天谢镗忠了解情况属实，立即报告萧华。萧华感到情况严重，之前“新三军”要求演出《长征组歌》，萧华没有同意。他反复对全军文革文艺组强调：“鉴于两派严重对立的形势，一是暂时不要演出，二是要演出就必须联合演出。”全军文革办随即转告海、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办，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周总理“联合演出”的指示，并分别做两派的工作。从5月10日到13日，文艺组每天碰头研究，王济生、吴金凤等人分别做两派的工作，但“老三军”坚持一派演出，“新三军”则表示要冲击。
形势越来越紧张，萧华电话指示全军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文工团不能一派演出，以免引起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
5月13日，全军文革办两次接到“老三军”演出的请示，仍表示不同意，理由是防止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冲击，发生武斗。萧华坚决执行周恩来“联合演出”的指示，绝对没有错，但他却不知道“老三军”之所以坚持演出，背后是毛泽东支持的。林彪指示：“不要听萧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命令北京卫戍区保护“老三军”演出。
同日下午，李作鹏（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在家中召集萧云（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范丕忠（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海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李凯（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开会，王宏坤（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张秀川（海军副政治委员）在座。李作鹏一直在思考，林彪和全军文革对演出的不同态度。他首先说：“萧华不同意一派演出，如果我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致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对立面就会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演还是不演？”海军党委形成支持演出的决议。李作鹏又听取了空军、北京军区、二炮等单位领导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对稳定部队和驻京机关有利。如果演出成功，可以团结“新三军”，实现大联合。演出门票和海报均发出去了，仍按原计划演出。同时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分人在现场，一部分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做好应付冲击演出的准备。傅崇碧带着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来了，李作鹏、萧劲光、张秀川、余立金也来到演出现场。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态度立即转向
“老三军”演出开始不久，军艺“星火燎原”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造反派组织开始冲击。李作鹏命令萧云马上带人支援。等到造反派聚集上千人时，李作鹏下令反击。双方激战，刘素媛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说“老三军”胜利了。毛泽东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会翻过来。”周恩来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更不知道林彪要打击造反派的用意，他根据萧华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做两派的工作，要求联合演出。这时周恩来听了张秀川转告的内情，又听刘素媛讲毛主席支持“老三军”演出，立即严令造反派停止冲击。人民大会堂现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效果。周恩来急了，他站在椅子上高喊：“不许冲击演出会场！再冲就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造反派听到这么严重的话，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散了。武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双方共有50多个伤员。周恩来叫陈伯达、萧华到现场处理，对他们说：“这不是演出，是斗争。今后的工作反而好做了。”根据周恩来指示，全军文革副组长李曼村派工作人员王承化到医院慰问双方受伤人员。然后李曼村向周恩来写了报告，汇报“五·一三”事件的经过和慰问的情况。
5月14日4点至6点，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萧华等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展览馆剧场接见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新三军”武斗的错误行为。陈伯达要求他们“不要成为在人民内部专门打架的专家”，萧华插话：“要打架到越南前线去打。”邱会作则说：总理真是太智慧了，他知道主席和林总的态度后就立即转向了，陈伯达和萧华并没有所悟，仍然批评“老三军”不应演出，这样就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
5月14日下午，林彪派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关锋等人到海军、空军总医院慰问“老三军”伤员，并代表林彪赠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公开表态支持“老三军”。“老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舞台演出，连续演出多天，声势浩大。5月23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讲话》25周年演出，叶群前往观看，林彪派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保护现场。6月9日晚，“老三军”演出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驻京三军负责人观看，没有邀请萧华和全军文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了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