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小留学生出国又是个馊主意
2005年3月15日
何必
赵金城等多位委员联名呼吁，制定相关政策，严格限制18周岁以下或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读人员出国留学……（略。）
看来，我们的政协委员们真是闲得够戗，有事没事跑到机场专门逮着那些少不经事的小孩们，眼睁睁看着他们“背着大包、脸上挂着泪痕的学生赴异国求学”，然后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要阻拦这些孩子出国留学，限制他们的选择。
有关孩子是否该出国留学的话题，争论远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随着国内各方越来越习惯于对侵害他人权利的现象熟视无睹，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动用权力干涉他人的自由了。
说到孩子出国，笔者也许应该是有发言权的。
2000年8月，我夫人出国留学，并在抵达欧洲后立即给我和孩子发来了邀请。要不是北欧国家办事效率低下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也许我和孩子当年就能成行。正是由于欧洲的低效率，2001年10月，也就是“911”过去不到一个月，我带着孩子登上了去欧洲的飞机。这无论对我、还是对孩子，都是第一次出国。
特别是，我那儿子是个顽皮得很的小孩，在姥姥家的幼儿园里虽然每每演出都肯定是主角，但平素里还经常因为调皮而要接受惩罚，有时三伏天中午被叫到院子里大太阳地里罚站，原因就是不好好睡午觉！而此时幼儿园老师和其他小朋友都在睡觉，院子的大门也敞开着，万一有个什么人把孩子弄走、或是出个三长两短，现在想起来都是后怕！于是，反复告戒孩子，即使睡不着也要假装睡，千万别再被弄到院子站着。如此，每周都有几天，早晨他会可怜巴巴央求着能不能不去幼儿园？
到了北欧，那里有个规定，上幼儿园之前家长可以陪同孩子到那里先适应几天。这个繁重的任务，自然是要落到我的头上。我们去了几次，都不懂得当地语言，儿子更是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说，但没多会，就非常喜欢那里，真正进去后，多次让我晚点去接他，让他能多玩会，再也不提不去幼儿园的要求了。几个月后，当我要回中国时，对他开玩笑说要领他一起回来，得到他的回答竟然是“我不是中国人！”（当然，对于一个五岁多的孩子来说，国籍概念还是太高深了；民族感亦然。）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回中国，他毫不迟疑“这里不丢小孩！”作为一个男孩，怕被拐是很正常的，而在那里却根本不用担心，所以这种情绪也传递给了他，不用到哪儿都不许离开视野；然后他还絮叨着，在北京我们居住附近的昆玉河水那么脏还有人不听话钓鱼江泽民要是知道了非得气死；北京幼儿园不让把玩具带回家；在那里能够爬到某某（那里都是直呼其名而不叫“老师”）的身上揪他的胡子或头发（幼儿园里男职员或志愿者很多，对于孩子性别成长有益）……
到现在，他已经上了小学，满口当地语言，而且在学校里被公认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更加顽皮，上课时与前后左右的同学说话，同时又都是第一个回答课堂上的问题，让授课者惊诧于中国孩子的智力潜力。
我在欧洲时，也参加碰到过有孩子要回国。临行前家长反复告诉孩子要记住的是什么？上课时如果想去厕所，一定要举手并征得老师的同意。对此，孩子大惑不解：我去厕所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经过其他人的同意？而且如果不同意我还不能去？有道是孩子的问题能难住高明的智者，这个问题就算其中之一吧，反正那孩子的家长和在座的所有中国人都哑口无言。
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实在是没见过什么“破罐破摔”的小留学生，亲身体会当中也实在找不到这种事例。倒是，孩子到了国外愿意去幼儿园或学校了，然后笔者也坚定地认为，孩子出生地并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但孩子有权利获得一个快乐的童年。事实也证明，让孩子出国，避免在国内小小年纪就抗个大书包看老师脸色，比成年人每周5天工作制还要累得多，周六日都要去学什么乐器舞蹈体育项目。
开篇政协委员希望加强管理，限制小留学生出国，严格审查出国家长的情况，并将留学年龄限制在18岁，有的还认为这个年龄还是过低，好像应该到范进中举那个年龄的胡子眉毛都白了才可以出去。翻遍行政许可法，也没见到这种权力扩大化的法律依据何在。只不过，作为建言献策机构，委员们自然不肯失落到无语无为。面对如今到处都骂声一片的教育腐败，委员们还是要从爱国角度出发，让人们把血汗钱交给越来越腐败的中国教育，为了贪官污吏祸国殃民提供钱财，为霸道的教师提供发泄对象和工具，为贫富差距提供分母，为政府职能提供可资严厉的目标。
我们不是来不来就说什么与国际接轨吗？国际上，已经将教育当作是全球性公共产品，而且，人们也早就在所谓贫富差距的根源就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广泛共识；同时，中国教育在社会道德方面的惨败也是人所共知的。在政教合一、政府不仅作为威权机构、也要作为道德教化典范与楷模实体，其公信力日益下降的当口，动用公共权力来禁止孩子出国留学，并且随意性很强地想当然限定留学年龄，这既与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相违背，也与公民选择自由的趋势相背离，而且还会由于权力任意干涉社会生活为官民纠纷埋下了新的隐患，为社会动荡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环境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