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照顾大家
2005年8月11日
何必
……目前北京希望工程也正在运作旨在资助北京贫困大学生的“阳光工程”，一名学生的资助费是3000元……（略。）
记者在节目稿正文后面附带了建议观点：1，对于平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农村家庭来说，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是他们一家两年的收入。2，青基会接到捐款后，会把它转给贫困生所在的学校，待新生入学时核查身份之后，再支付捐款。3，目前，有些捐助者在捐助的时候也偏爱名校，有北大清华的学生一登上来就被结对了，可实际上，农大、林大等学校的学生可能更困难，而且这些学校的奖学金数量也相对较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新大学生入校的当口了，也又到了各界上足了发条似的绷紧了玩命忽悠起来，使劲号召民众掏出钱来为那些贫困大学生捐助。
该节目去年这个时候就曾经做过不少类似的节目，并且在节目里还号召那些在广告投入上不惜血本、甚至面对电视广告每15秒钟一次就要上万元的花费连眼都不眨的企业们能够也能花上个九牛一毛的价钱捐助几个贫困学生，还说希望有意愿的企业可以与栏目组联系，愿意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显示出新闻人对这种社会工作的义不容辞。
青基会从发起到现在也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了，从希望工程开始，救助那些边远地区的失学儿童，到现在干脆将目光直接锁定在大学生身上。
现在，非得把标准定在国家级贫困县和国家211工程重点校，本身就有嫌贫爱富鲜明痕迹，凸显出该工程向权力倾斜的趋向。
希望工程刚开始时，还是使那些远离了同情与互助的人们心目中萌发出了些须怜悯仁爱之心，特别是对海外人士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历时10多年，总共救助了约5000万失学儿童。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逐渐醒悟到，这种救助基本上就是无底洞。在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财政收入几乎三倍于GDP增速时，教育却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越来越不堪重负的担子。并且，这种趋势越到最近越发明显。《中国青年报》评论编辑童大焕撰文指出，“5月9日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人民币，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9亿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0元。”
张殊在《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学收费》一文中提供了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1989年，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其实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地只收200元，但却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了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4000元。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规定：“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8-2002年我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5.34倍！
从世界来看，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致是有个谱的，比如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按此比重计算，中国现在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大学生每年所要交纳的学费应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而中国一年少则五千，多则上万的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80%以上，占农村人均年收入的250-300%。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有资料显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实行招生并轨、学费制度改革以来，高校贫困生现象日益突出，并呈逐年迅速上升趋势。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家长揪心、学校担心、学生忧心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从目前全国平均状况来看，一般将学生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确定为“贫困生”，低于90元的则为“特困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引发的各种问题日趋严重。据国家有关部门1996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就有几十万人；1999年，我国560万在校生中，贫困生有100.5万人；2000年则增至142万人。近7年来，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趋势，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00多万人，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高达25%。调研表明，贫困生绝大多数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其生活状况远远低于学校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水平。吃饭穿衣问题都甚为严重，一天只吃两顿饭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在贫困生中很普遍。贫困生的生活常常被描述为“五个馒头过一天，一星期买一次菜，军训服装穿四年”，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而这些学生因经济上的重负，导致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由此他们容易产生自卑、抑郁、焦虑、孤僻等心理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困扰着学生，也对他们的家庭形成了影响。
……
这样的描述，都是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综合起来，却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图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在市场化的旗帜下，越来越多的责任被推向社会，推向家庭，推向在如此改革开放当中没有享受任何成果，却为此付出着越来越多的代价、承担着越来越巨大的改制转轨成本的弱势群体，并且这个群体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逐渐被固定下来，成为人数日益庞大、处境日益悲惨、身份日趋边缘化的多余一族。
让已经被盘剥了太多的民脂民膏的国民继续在自身朝不保夕的状况下彼此互助，也实在是难为他们了。相对于1998年大洪水发难之际人们踊跃捐助到后来却发现自己的钱更多地被各级官员用来逍遥腐败，对社会公平与良知的嘲讽与蹂躏是可想而知的。个人之间的互助被恶劣的社会蚕食得遍体鳞伤。
去年，该节目号召了不少，却没有得到什么企业的响应，灰溜溜地虎头蛇尾。这也难怪，目前企业的社会责任几乎被屏蔽和祛除，惟利是图的本质加上无法无天的赢利环境，当然不能指望哪个吃错了药的企业来充当这个冤大头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整体环境去责任化的情境里，企业真是提供慈善与救济，的确有违风尚。
而政府呢？最该投入的政府又去做了什么呢？连被中国那些喧嚣市场化者奉若神明当作圭臬的美国，国家在教育中的投资也占到了50%以上，再加上各种企业、团体和个人捐助，学生自己所掏的钱非常有限，也就是在20%的水平上。但在中国，财政对教育投资承诺了很久要达到GDP总额区区的4%，却近10年都做不到！甭说比什么发达国家，也别说比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或朝鲜的真正的免费教育，即使连同为亚洲新兴大国的印度都差一截。
就这样，还社会主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