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调整更是社会政策问题
2005年8月28日
何必
日前，关于个税法“起征点上调”的消息备受关注……（略。）
起征点之争与贫困线、个税改革的当务之急、公民社会的纳税人意识，被当作这个专家专题采访的各篇主题。其中有些是故意色彩：夏业良：“我觉得（1500元）这个起征点还是太低。这东西与其这样改，还不如不改。如果按照20倍左右的比例确定起征点的话，那么现在确定的起征点就差不多是16000块钱。”“我想更值得关注的是，谁有权力来决定起征点。起征点不应该是收税人来决定，应该是纳税人来决定。要收税人来确定起征点，那它永远是偏低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目前还是应该强调‘藏富于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基本原则应该定得高一点，让收入稍微高一点的人纳税更多一些。”“通过强化纳税人的权利，然后加强它委托给政府的权力的监督，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进行监督。”姚中秋：“税的问题最终落实到使用的时候，就是一个民主的程序或者说宪政的程序，是公共选择、公共决策的过程。这就引起代议制的问题。我们国家每年征收税的增长幅度都远远高于GDP增长幅度，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趋势。政府可支配的收入多了，但相对而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决定财政预算、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但是现在这只是一个宪法规定，我们在具体制度中并没有把这个规定落到实处。”毛寿龙：“过去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和国家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实际上还有许多东西是由国家来提供技术性的制度安排的。这是不对的。如果社会不民主，国家也很难有民主。没有交费意识也不会有纳税意识。这种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公民社会。”
光是看这么多危言耸听的说法，就知道这种题材的立意无非是借着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倾向、打着理论研讨的旗号道出岌岌可危的老生常谈。而这种做法，在目前的新闻界也是日渐纯熟。电视节目中不时出现的同期声里什么人绘声绘色的惊人之语，太多都是被安排出来的，如此可以避免写进解说词正文里被指过于敏感。
显然，这个专题采访是在打擦边球，矛头直指早被诟病得体无完肤却在时下越来越具有固化趋势的政治体制。找些学着来谈及比如应该由纳税人决定个税起征点、让富人多纳税、强调纳税人权利、高赋税不健康，以至于最终还是拖出了“公民社会”的概念，依然把讨论引向宪政的道路上。
新华网8月23日发表题为《“一松一紧”：中国修改个税法意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评论，提到“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00亿，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这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也与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违背。”
有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加强富人交纳个税监管等，成为最近媒体热议的话题。从1200元突然间蹿升至1500元，被当作是当权者新三民主义的一个标志性动作；而把富人纳入征税范围这种在全世界都是家常便饭的举措，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要当作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来说三道四，在基尼系数早已吵过国际警戒线、短短20几年就完成了社会分化和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残酷剥夺并迅即形成无坚不摧的权贵的当口，富人终于被要求向社会做出点贡献也要被大吹大擂，当然又是奇观。
说到税原本是公共选择和公共决策过程，我倒更愿意援引我在挪威结识的朋友、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写“政府的社会福利角色”一文中的说法，将其看作是社会政策的必要成分。他写道：“新右派（New Right）批判福利国家的理论依据即是：庞大的福利开支浪费了社会资源，降低了经济投资能力和生产力，最终拖垮了经济。现在，这一观点早已被人们抛弃，而社会政策是生产力要素的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所接受。”“近年来，很多学者和政府开始认识到，一些非经济因素，如社会稳定、社会凝聚力、和谐的社区生活以及功能完整的家庭等，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而正在形成这样一些认识：社会政策的作用不再只是再分配，而是具有社会投资作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社会政策的作用不只是促进社会公平，对经济效率也有重要贡献；相反，缺少社会政策不仅会带来社会成本，更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广泛和长远的负面影响。”
而谈到“公民社会”时，他谈到，“正像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生成一样，公民社会的形成也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我国，培育公民社会组织的核心是政府要承担起支持者和规范者的角色。这是政府转型的首要任务和前提条件。”
由是，如果在社会政策层面上来看个税政策调整，那么问题似乎就更不是这么几个专家涉及内容了，必须要对政府的全部存在进行翻天覆地的重新审视、研判与设计、规定。而这就不仅仅需要智慧，更多的则依赖于正视现实敢于正义取出讳疾忌医习性的勇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