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月票何罪之有？
2004年4月7日
何必
经广州市政府批准，自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将全面取消公交月票制度……（略）
另据同日《京华时报》，广州公交部门表示，取消月票有利于政府统一发展公交资源和公交企业的竞争，最终受益者仍将是市民。
去年，与我曾经在电视节目方面有过合作的经济学家温铁军先生外出在飞机上看到了某杂志上登载有关我的报道后，给我来了个邮件，说到他看了这篇报道等。我给他回复邮件，说到我的经历中很少能享受到通常的社会福利。邮件发出去后我觉得不妥，因为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实际上还是享受着不少社会福利待遇，比如停电停水比其他地方少，比如非市场化的物价限制，再有，就是这公交月票。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城市公共交通补贴是实行了几十年的一项政策，以往大凡有单位的人在领取工资时都还附带有一个交通补贴。这种制度在低收入水平下，缓解了城市家庭的生活压力。
后来，随着三农问题浮出水面并被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重视，人们就在质疑：为什么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农村人口却不然？这种福利政策的实施究竟对于缩小城乡差别有何益处？凭什么一个人因为出生在城市就应该有别农村人出行上的补贴？
同时，作为国有企业，城市公交公司也一直为社会各方所议论，恶劣的服务态度、低下的服务质量污染着城市风俗，而由于城市公交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成为街景而更具有了城市窗口形象的成色，频繁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故与纠纷也令人视之为鱼腩鸡肋，缺之不行有则添堵；政府发展公交资源却也没见到状况有什么改善，反而增加了人们对于行政力量对于市场干预的担心。
还有，随着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公交，期待着借其来舒缓城市道路已经逐渐蜕变为停车场的状况，不少人还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说发达国家城市中借助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占总出行人口的60%至70%，而我国城市这一比例还不足30%，发展城市公交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关键（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如此悍言，故此也才有了类似“堵出一个新北京”那样的唏嘘）。
在这些散乱杂陈于不同角落与层面上的情况下，国内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取消城市公交月票制度的举措，在崇洋媚外方面一直居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上海最先把这公交月票打入冷宫，其周边的杭州、南京自然不甘落后；处于湖北与广东之间经济上没什么起色的长沙当然也要趁机名列前茅一把，而改革开放之初占了不少便宜的深圳如今土地卖得差不多了，没别的好使，也把注意力放到与公交月票叫劲上来；北京有关专家们也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何时取消这劳什子。如今，位于珠三角中心地带的广州也要把这个陪伴了广州人几十年的制度扔进历史，让它也像布票、粮票、肉票等票证那样也被当作是计划经济时代里的产物被市场经济所荡涤到垃圾桶变成好事收藏家们的把玩，虽然月票历经改革开放20多年，却也依然改变不了其计划经济残渣余孽的性质。
可是，从社会福利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所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应该越来越多才是，而绝不应该越来越少。目前看，我国也仅仅是城市人口中大概只有1/4的人口能够在可区别（比如住房、养老、医疗）的福利体系当中享受到其荫怀，这个比例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到约1/13，处于非常不公平的状态，对于社会安定有着很大的隐患；而那些无法区别开来的类似治安、街区照明、公交月票等福利资源，应该是很稀缺并因此而显得越发弥足可贵的。把这仅有的福利制度中再随意切出一部分来划归市场，当属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动，严重背离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方向（即使按照斯大林时代的说法，经济发展也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
城市公交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普遍的问题，并不为公交所独有。类似所有者缺位、责任体系疲软、国有资产管理混乱等，也是很具有中国特色并困扰了不少届政府的世纪难题，远不是把其中事关几乎城市所有居民的福利内容消灭掉就万事大吉的，国有企业间的竞争牵涉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根本不是取消传统运作方式中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成分就可以刺刀见红的。
同时，按照广州市取消公交月票时还想到了城市贫困家庭的出行的做法，好像还应该感激其对贫民的关怀，但是，提高公交价格却是可见的事实，凡是在广州借助公交出行的人都要为此多掏钱就成了即将的事实。于是，在行政措施出台前先经过公示期这种中国入世承诺照样不见踪影；价格变动要举行听证会也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考虑到城市人口对于公交依赖程度不同等因素，完全以家庭收入来调整取消月票制度后的补偿依据也是众所周知的误区，从行政目标上的社会公平角度看，定然是有问题的。例如如果没有在贫困线下但却终日借助公交车奔波的人，是否会因此沦为贫民定当为人关注。
而且，通看发达国家，城市公交系统中月票制度的实施是个普遍的存在，这是方便人们出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大概谁也不希望，月票制度被巧立名目取消的背后是变相涨价剥夺社会福利甚至觊觎国有资产的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