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一条街冒了出来
2004年5月23日
何必
……至此本市实现了外语人才“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的阶梯式培养链……（略。）
笔者这两天到天津走访，看到那里也其他地方一样，大兴土木，到处都洋溢着大干快上的高速建设景象，稍微有些风就沙尘蔽日。不过，当地人指着一栋栋未完工的高楼大厦说，很多都是已经建设了很长时间，由于没钱，只能停下来，也许免不了烂尾楼的命运。天津逢周末在一些非主要路口没有交通警察职守，据说是周末放假，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在一起，混乱不堪，警察也只在工作日上班，这倒真是件新鲜事；不晓得，如果这时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否有警察玩忽职守的责任。在与天津文化机构联系过程当中，发现这里的观念还处于非常保守而僵化的状态，单位头目要求下属干活时的说辞动辄还是“政治任务”；本人撰写的稿件在很多地方都被采用，但在这里却被视作异类。从这方面，看得出其发展空间和远端界限。怪不得天津毗邻北京，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个直辖市之一，但现在人们动辄就拿北京、上海、广州说事，再不然就加上个深圳，最近苏州也不时为各方津津乐道，但天津却好像是被国人遗忘在偏僻的角落里，扔到大街上乏人问津。
即使如此，还是拦不住天津人要想方设法力争在什么犄角旮旯弄出个什么中国第一来；也许，正是由于处在不被重视的偏房地位，所以才要折腾出点动静来惹人耳目昭示自己的存在和活力。这不，大概冥思苦想了不少时日，如今终于拼凑出了个外语人才从学前到大学完整的培养链，并喜不自胜地宣称这是全国率先之举，使出吃奶的力气好歹也不能总跟着别人屁股后面闻味儿，怎么着也熬到了可以高擎出点创举来吹牛标榜耍耍威风。
就算这种外语教育从娃娃抓起也能被当作是创造性成果，但如果仔细想想，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首先，对于外语的学习目前被提到了很不正常的位置上。再怎么强调，外语也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到外语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靠外语谋生吃饭的人毕竟是很少的。那种在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2003年11月4日）中号称应该让小孩子学外语、为此应该在外国人不去的地方也把道路指示牌做成中英文对照、未来英语的地位将等同于普通话的“专家观点”实在听起来很荒唐。即使在国外，学习外语也并不是被强迫的事，很多掌握多门外语者都是对语言有着天赋和兴趣的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如果到了像法国或德国那样的地方，靠英语很难行得通，法国人里英语好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法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对在法国讲英语的人往往不屑一顾。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在现实意义上，不知道是否该对我们如此提高外语（实际上仅仅是英语）地位的做法产生对照。
其次，语言能力存在着个体差异，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于学习外语，这就如同很多人并不适合去做运动员一样。生理和遗传因素造成了人在能力结构方面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社会分工的生理基础与条件。而现今，天津让一个街区里所有的教育机构中的受教育者无一例外通通要学习外语，这显然抹杀了人在语言掌握能力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对于那些该方面能力不是很强的人，就很不公平，毕竟，这种人如果掌握外语要花上比其他人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而效果却未必理想。无论从其本人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都是很不经济的事，形成了个人精力等方面的损失，并积累成为社会资源的浪费。试想，假如有孩子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但由于这种行政规定而只能学习语言，那么就很可能埋没或扼杀其数学才能，而让其在对英语的掌握上耗费大量的无用功。这样的结果对其个人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对于社会来讲也可能丧失了一位未来的数学家，只多出了一个英语方面的庸才。而且，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却要让孩子每天在幼儿园有90%的时间说英语，真不知道爱国主义在这里的功用如何。
还有，目前义务教育体制上实行的是就近入学方式，按照居住地点来安排学生就读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距离天津外国语学校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自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的英语教育，那些不愿意学习英语的人不得不服从这种制度安排，是不是该认为自己居住地是导致被迫进行英语学习的倒霉源泉？另一方面，没有在此地居住但又有英语学习愿望和能力的孩子，却不得享受如此待遇，这样的做法还是有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
说到天津一些街区颇具浓郁外国风情的建筑，这好像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把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形象当作是如今可资炫耀的风景，这其中的殖民心态好像也太裸露了些。不管怎么说，被奴役的历史更应该被用来激励民族自尊心，而不是当作学习英语的借口或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