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待一费制
2004年5月31日
何必
今秋开学，全国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全面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略。）
5月31日，全国各大媒体都用了不小的版面在显著的位置刊发了这则消息，并为此进行了分析与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件好事，有利于减轻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并对于改善目前中小学乱收费严重的状况有所帮助，采取了一次性的措施，避免了中小学校方向学生及其家长取费方面的随意性，可以有效防止作为义务教育参与者的学生及其家长在此付出越来越多的金钱。
这项2004年秋季开学起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行、2001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小学和初中进行收费办法试点、2002年开始在所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面实行、2003年出台《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的措施，看上去已经获得了不少地方试点的经验教训，如今已经成熟了，可以大规模推而广之了。
可是，再仔细想想，还是不免有些疑虑。
按照目前的规定，一费制的收费总额是要由省级政府来核定。这种思路大概是将这种收费权利上收，避免地方出于自身考虑而采取把义务教育置于一旁而对这种收费标准任意加大、造成省内一费制收费过于悬殊并千差万别的情形出现。
不过，考虑到中国内地省际贸易壁垒比欧洲与北美各国之间壁垒还要高很多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地方保护主义在各地的盛行。从1978－1993年所实施的广泛财政分权化严重阻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其结果是，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降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之下，财政上状况的严重制约了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再分配的能力。在义务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中央财政很难再对其通过财政投入手段而进行的调控和干预；地方财政具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省级财政的发言权也并不乐观。如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省级以下的市、县、乡级财政行为进行制约，本身就带着不少的麻烦。
而且，省级单位来确定一费制收费标准，其依据从何而来？拿江苏看，苏南与苏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去甚远，省里制定收费总额并向地方分摊依靠什么样的标准？对于无论是国家还是省里来说，经济发达地区总比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有着更多的发言权，这是因为他们对财政的贡献较大。那么，这种总额的分配也就难免出现这种习惯性的模式。
还有，省里还是要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收费标准，而这里所谓不同情况，还是要根据乡县市逐级上报的情况来确定，于是说到底，还是要由基层地方政府来决定这种收费标准，只不过到了省里，可以在这个层面进行利益平衡，多少会有些变化，而且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这样一来，省里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再看这种一费制收费的具体内容。其中的杂费，包括学生家长或个人应分担的极少部分办学公用经费，还包括部分信息技术教育、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的补充性费用。杂费标准应按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开支的公用经费（学校用于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的费用）的一定比例确定。各省首先应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以及教育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每个学生平均的公用经费基本标准。
这里“杂费”中所包含的内容，却也是很有弹性的。什么叫“极少部分办学公用经费”？这个“极少”到底是多少？如果只是如此抽象而模糊地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太有可能被有意无意曲解，借助语义上的把戏来突破政策制定者的套路。
而且，既然还包括部分信息技术教育等其他项目，那么这种公用经费从原理上是可以被超越界限的。这也就在起点上给巧立名目变相收费留下了通道。
从一费制的整体思路上看，还是有一刀切的痕迹。看上去好像是一次性取费，但再仔细推想，效果却未必好到哪儿去。
比如，针对一费制，学校会在以前逐步收费总额的基本上进行加总并预留出一部分余额，以备不时之需。如此一来，原本分期分批收费项目集中到了一起，学校帐下也多了由于一费制的实施所带来的巨额资金，学校平白无故多了利息收入，也给不法分子卷款而逃带来了便利；同时，由于学校方面对于不可预期风险的防范心理，以及铁板定钉的不允许多次收费，如果发生始料未及的变故，校方也不能取费，那么干脆就在开始为学校自己上个保险，多收一部分费用作为其资金，而这部分负担自然是要转嫁到学生及其家长身上。
而且，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当初收取的部分费用由于物价变化而产生贬值，校方自然不会心甘情愿蒙受此损失，必将在未来的收费中予以冲抵。这样，就可能出现新生为老生买单的情况，制造新的不公平的源泉。
从根本上说，一费制是针对教育乱收费的现象而出台的措施，但这种收费方式的改变并不能彻底消除乱收费的社会基础，堵住乱收费的渠道，只是治表的办法。弄不好，还可能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看来，治理教育乱收费还是得从源头上抓起。类似一费制这样的措施毕竟不能根除这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