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职业化
2004年6月20日
何必
一个替人代考的“枪手”刘某在作弊行为败露后仓惶逃走，不慎从高处摔下，至今仍在医院抢救……（略。）
看到这样的消息后，恐怕又会有人为刘某的生命担忧，从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应该得到尊重与畏惧等层面上进行一番煞有介事的说辞。但笔者倒想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巧合的是，同样在重庆，最近，年仅22岁的西南交大学生单亮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早日自立而身兼数职，在紧张工作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不堪重负，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死于化脓性脑膜炎。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人有饿死的，有病死的，但还没听说过累死的。大了以后，听说日本发生了“过劳死”，感情这劳累也能导致生命的消失；不过，对于日本那样的经济动物国家，秉承了对人的蔑视的东亚文化传统，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人本身并不值钱，再加上中日之间民族感情纠葛，中国没有这种“过劳死”的传闻，倒也心安理得。
但如今，单亮之死却很发人深省。在媒体上看到他的父母对于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承载着家庭未来的全部希望的载体的消亡而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情景，很是悲愤；想起这夫妻今后面对没有了曾经引以为毫的儿子的生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心中不免一阵阵绞痛。接着就有了易卜生式的发问：到底是他错了，还是谁错了？
今年的全国四、六级英语统一考试举行前夕，大学校园又出现了许多小广告，四处招收替人代考的枪手。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到北京一些大学校园里进行了调查，发现校园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寻找代考枪手的广告，有不少学生做过枪手，有些学生毕业以后，由于就业困难，甚至做起了职业枪手。据说，枪手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年只需参加几次考试，就能轻松收入一万到几万元。在网上，要雇枪手的雇主全国各地都有，枪手供求信息多如牛毛。同时，不少职业枪手公司在全国还建立了分公司，承揽一切考试业务：考研、出国考试、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自考、成人高考、职称考试等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有些公司还赫然打出了国际公司的招牌。给枪手联系业务的中介公司已经走向了专业化、职业化，充当枪手的一般都是在校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有些大学老师也做起了枪手。代考一个四级英语考试，一般行情是，枪手拿800到1000元，公司挣500元；代考六级英语，枪手拿2500到3000元，公司挣1000元。其他如雅思和托福考试，挣得就更多了，个人能达到上万元，公司也能挣几千元。枪手公司的收益是很可观的。
而相对于单亮每天马不停蹄地奔走于重庆市区里那崎岖不平的山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拼上性命去赚取微薄的一点兼职收入来，做枪手倒是很轻松惬意，不用那么身心紧张疲惫到超越人体能够容忍的极限而导致生命的损耗，每年也就只需要参加几次考试就行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智力劳动不是？
当然，单亮的兼职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合法收入，而刘某以及其他枪手们则是在做着违法乱纪的勾当，是对文明的亵渎、对法律的轻蔑、对规矩的践踏、对风气的败坏。
不过，不争的事实是，在如今我们的现实环境里，违法乱纪者所能承担的机会成本并不是很高。设想一下，如果刘某替他人代考之事没有被发觉会如何？他当然会拿到不菲的报酬，也许不能花天酒地，但比起单亮那风尘仆仆疲于奔命来，要舒适快意得多。换句话说，违法所付出的代价比守法的代价要小得多。而在如此状况下，怪不得有那么大量、而且数量越来越多的人在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违法乱纪的行列当中。于此，被逮住的机会比起不被逮住而获得的收益来，明显地能够让人做出迅速而功利的抉择。
再往开想，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有关报道，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各式各样的媒体上都有过对于这些失地农民生存状况的介绍，有不少人只能靠拾荒乞讨度日，而且在城市中还有各种歧视性的禁讨声音此伏彼起。同时，也能看到频繁地对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事件的揭露报道，这些造假者也大多是遍布在农村、特别是那些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地区。在媒体揭露了造假事件后，往往还会有些后续报道，通常都是经过披露引起当地政府高重视并立即展开调查之类的套话，然后就能知道当地若干执法部门联合对违法者进行清剿查处这种大快人心的行动，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过，笔者每每看到这样报道的同时都在想，查抄过后，那些涉案农民怎么办呢？依靠什么生活呢？莫非他们也要假如拾荒乞讨者的队伍？最简单体面而又轻车熟路的办法是，换个地方重操旧业继续危害他人。
可能谁也不会说，枪手、造假是个职业，尽管在西方杀手可以职业化，但在我们“被告人就是罪犯”的文化中，违法者是根本不值得同情乃至得到辩护的，刘某摔到被抢救也是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就业环境继续如此这般，别说枪手造假，就连吸毒卖淫这类大量存在但却被有意遮盖的生活方式，也照样会登堂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