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合法化的忧虑
2004年7月14日
何必
昨天，江苏正式出台了鼓励支持员工兼职兼薪、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优秀人才协议工资制和按项目分配的事业单位新分配制度……（略。）
作为江苏人，笔者一直很关注江苏的变化；而作为宜兴人，我也为苏南模式的逐渐衰落被浙江模式所取代而感到些许旁落，更为不久前的铁本事件的出现和事后当地各方的反应而惶恐。
如今，江苏针对用人制度改进方面所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动手，试图给事业单位职工兼职以合法性地位的社会身份。
其实，这种措施，只不过是将早已存在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给妾妃以明媒正娶的做法。不管行政部门是否愿意正视或者愿意面对，兼职在我们这李是一个广泛而久远的社会现象，以至于在90年代有过“停薪留职”之类的很稀奇古怪的职业现象；而往后，人们发现职业原来并不需要太多堂而皇之的借口也照样可以保留，既然在一些贫穷地区的出现过3岁儿童就已经获得了公务员身份的事情，于是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名正言顺地一个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到了今天职位，即使不再去弄什么停薪留职这种出于职业责任感需要而做的制度安排，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通过一仆二或多主获取多份白色、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最多也就落得个不务正业的名声，只要与顶头上司处好关系，并出手周全而大方些、别犯着什么同事非和自己叫劲不共戴天你死我活，通常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家庭和国家建设作贡献，哪怕服务社会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自欺欺人甚至口是心非；而从社会范围看，对于兼职也采取了更为包容而隐忍的态度，并且随着惟利是图氛围的兴盛，兼职是能力的表现，是很体面而风光的身份外在化特征，假如什么人被很多工作同时缠绕着，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价值，相比起来，没有兼职机会者却更多地被看作是职业失败。
同时，在政教合一的体制里，兼职又是通过上行下效的途径而愈演愈烈的。通常情况下，级别越高的官员所具备的头衔越多，往往既是要员，又是顾问，还是什么领导小组负责人、大学特聘教授等身份，这给了全社会以强烈的示范效应，身份的多元化才是个人成功的标志。
如此说来，兼职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对其进行规范，总比视若无睹要好些。
但是，也应该看到，事业单位的存在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体存在方式，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遗留痕迹。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揽了城市人的工作，能够进入机关是很荣耀的事，没有什么公务员的身份。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缩小由财政负担的供养范围，把很多原来吃财政饭的单位划拨出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归并到企业里面去，于是就形成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过度性模式，从历史角度看，应该属于一种阶段性现象，但就目前来说，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痼疾。这个领域沉淀着大量人力资源，是社会人力财富的集中之地，又由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为生、文教体育、新闻出版、演艺娱乐等行业云集于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造次。
因此，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虎色变的区域，比起企业制度变迁来难度要大得多。而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的领域中的社会分工体系看，没有事业单位这种属性的存在。也正由是，我们的制度和法制框架里很难给予事业单位以明确而长期的定位。
现如今，江苏方面敢为天下先，在事业单位职工兼职上做出了规定，使问题付出水面，并给予兼职合法性。或许还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考虑到事业单位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具备的准行政的历史属性、以及上述事业单位基本上都是当下某些社会资源垄断者的现实地位，在实施用人制度大刀阔斧改革时，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局面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很多事业单位本身就是资源垄断者，其职工完全有可能拿着这些被垄断着的资源与市场进行交换。今年6月2日中科院学部第二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提出，积极宣传科学精神文化和优良的科学道德与学风，不通过新闻媒体炒作自己的科研成果，杜绝商业广告行为。这些都是有的放矢，针对目前科学界广泛存在的学术腐败行为而制定的；同样是在今年，上海出现9名博士生集体炒导师的事件，起因也是导师只顾经营自己的公司而疏于对学生学业的指导；类似医生拿红包、有偿新闻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中由于用人制度存在缺陷而导致的丑闻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延绵不绝；而去年清华大学28岁的副教授董关鹏有10个“身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对外贸易经济与合作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副局级）、……事件由于此公被疑造假而使得事业单位职工兼职现象所附带问题一时间成为万夫所指达到登峰造极。按照江苏目前这种规定，董关鹏的做法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而其对自身本职工作的影响、所可能导致的权钱交易、个人收入灰色化、对社会就业的排斥性效应等等一系列问题（笔者相关讨论已经见报于此不赘）却被束之高阁置若罔闻，但却并不因此而使这些问题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我们习惯于亡羊补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了问题再去救火，而对于一些本来可以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工作却由于很难表现于政绩而被有意忽视偏离，非要等到出了乱子再来挂一漏万，可却造成了社会财富无可挽回的损失。
比如苏南模式的衰败，比如铁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