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恒秋，又名顺林、庆成，是我爷爷尔珵十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是七个爷爷所生二十四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据说，父亲小的时候特淘气，人称六淘气。六是指，他是爷爷所生六个儿子当中的老六，他在他的二十四个亲叔伯兄弟当中排行第二十四，因二十四不好叫， 家里人就按他小排行叫，即爷爷生的六个儿子的老六称呼他，如：六叔，六舅，六爷爷，六姥爷等，以此类推。
父亲的生日是1919年阴历十一月初九，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几个侄男侄女了。说起爷爷也是蛮有意思的，太爷爷过世的时候，爷爷才十三岁，分家时爷爷娶了他的一个18岁的表姐来顶门立户。据说爷爷三十二岁的时候就当爷爷了，父亲是爷爷四十九岁时有的。这里要说明一下，爷爷的表姐在生了六个孩子，即：我的大伯、二伯、三伯，四伯，及大姑、二姑以后，在二姑四、五岁的时候就病世了，后来爷爷又娶了我奶奶，我奶奶又给爷爷生了四个孩子，即：三姑、四姑、五伯，和我父亲。
父亲小的时候，他大侄子常带他一起玩，有一次他大侄子带他出去玩，大白天的天就忽然黑了，并狂风大作，于是他大侄子就抱着他，躲在一条大沟里，父亲吓得大哭，他大侄子就抱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哄他说：们娃不哭，们娃不哭。大侄子哄小叔叔，还们娃，们娃的，成了家里人经常笑谈的一家趣事。父亲的大侄子彭生，是我二伯伯的儿子。
家里的正房原来有东、西两个耳房，西耳房被烧掉了，据家里人说是父亲小时候淘气所为，我曾问过他，他说不记得了。也许是父亲淘气烧房子的时候还太小，干过之后，自己都不记得了。他淘气胆大却也十分有趣，自己从小就无师自通地在村前的滹沱河里学会了游泳，是奶奶最疼爱的小儿子。他跟我说过，他找奶奶要零花钱时，奶奶若是不给 ，他就趁奶奶打开箱子拿东西的时候，把头伸到箱子里去，不让奶奶盖箱子盖，奶奶无奈，只得把零花钱给他。
父亲在老家上川至中学的时候，和亮生哥是同班同学，父亲淘气不好好读书，在班上考试总是最后一名；而亮生哥，只比父亲小一岁，学习用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考试总得第一名。父亲淘气胆大，但心地善良。有一次阎锡山的外甥在学校欺负其他同学，父亲看不惯，就上前去打抱不平，打了阎锡山的外甥，因此还被学校开除了，还是奶奶坐了轿子去阎锡山家评理，父亲才又回到学校读书。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三七年九月日本鬼子开始进攻山西，一天，族人赵承绶一家外逃，父亲就趁机坐进了他家外逃的小轿车，父亲说当时人慌马乱，他坐在轿车里等待车子开动时，忽然看见奶奶在慌乱的人群中找他，他立刻把脑袋低了下去，没让奶奶看到他，直到车子开走， 他就这样和奶奶不辞而别，离开了村子，那年他还不到十八岁。
离开村子后，父亲先是到了风陵渡找到了四姑父，几天后四姑父带他去了西安，后来从西安他又到了重庆，找到了三姑一家，从此在重庆一待就是八年。父亲说：从家里出来后，他打过工，做过护士，后来觉得人还得读书，于是在三姑父的帮助下，他就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附属边疆学校，读了二年，毕业后，又去考大学，考大学时，需要有高中毕业证，父亲没上过高中，没有高中毕业证，据五大娘说，还是五大娘找人借了一个高中毕业证给父亲用， 这个高中毕业证上的名字是赵恒秋，于是父亲就用赵恒秋的名字报考大学，从此父亲的名字就改成赵恒秋了。
父亲说他喜欢学化学，也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化学系，但是私立大学学费昂贵，三姑有五个孩子要养，再供父亲读大学，负担太重，于是父亲就上了国民党中央测量学校大学部的航空测量专业，这个学校是官费，不需交学费。
一九四九年，父亲大学毕业，毕业前随测量学校去了广州，测量学校最终搬去了台湾，他四九年大学毕业时，整班学生也都被分去了台湾。 同年，三姑一家也到了广州，也是准备去台湾，但那时父亲已经打定主意不去台湾了，即使三姑一再叮嘱父亲让他和他们一起走，但父亲还是与三姑一家不辞而别，直接去了香港，三姑一家则去了台湾。后来父亲知道他们班上的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台湾，都留在了大陆。在此略表一下，那时五伯伯和五大娘已在台湾，他们是随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于一九四八年提前迁去台湾的，同去的还有三姑的二儿子仲雄。在香港父亲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在队上干了两年，后因身体不适要求转业，转业后回到北京。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不去台湾，他只说了一句：国民党太腐败。
回到北京后，父亲先是在中央水利水电部工作，也曾有人叫他去清华大学教书，他说自己字写得不好，不愿意去教书。在水电部工作了一阵子，父亲又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地坐办公室，有点碌碌无为，那时刚好部里组建河北省水利厅设计院，父亲觉得还是基层工作更锻炼人，于是主动要求到河北省水利厅设计院工作，那时这个设计院是在河北省的保定，于是父亲就从北京去了保定。这里有个插曲要说一下，亮生哥于一九三五年在川至中学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后一直工作战斗在敌后抗日战线上，解放后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亮生哥在解放后回过老家，因此知道父亲的一些情况，也知道父亲已改名叫赵恒秋了。
一次亮生哥从中央到保定视察工作，在被约谈的人员名单里，看到了赵恒秋的名字，亮生哥就想，这位是不是我六叔呢？于是他就叫秘书把父亲找来，父亲进门时并没有认出眼前的这位中央首长是谁，父亲落座后，亮生哥就问： 你是哪儿的人？父亲答：山西五台，亮生哥又问：那你看看我是谁？父亲仔细看过后，激动地说：你是亮生？接着两人哈哈大笑，至此，叔侄俩三七年一别又见面了。我有一次回国去北京看亮生哥，亮生哥还津津乐道地提起这事，父亲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起过此事，这真是他两人生中的一件乐事。正所谓：他乡遇故知，无巧不成书。
后来天津被定为河北省省会，设计院就从保定搬到了天津，再后来天津又升为直辖市，河北省的省会又定为石家庄，但设计院没有搬去石家庄，留在了天津，成了河北省省直住津单位。父亲在设计院一干就是几十年，是设计院的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测绘方面的专家，并著有许多论文，这些论文均被刊登在国家和河北省发行的水利刊物上，他七十多了才从岗位上退下来。工作的几十年里，他几乎参加了河北省所有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他人好，凡所见到的他的同事，都说赵工是个好人，他尤其对队上的工人热情而没有架子，以至于文革被揪出来批斗时，有人想跟他动拳头，他队上的工人就上前来保护他。
一九七九年大陆改革开放，三姑的大儿子伯雄大哥从美国来信找父亲，信是寄到老家槐荫的，后三哥寿彭把信转给了父亲，这样父亲就又和三姑、五伯伯两家联系上了。一九八七年，父亲带着妹妹去香港和三姑、五大娘一家见面，那时，三姑父和五伯伯均已过世，至此，阔别三十多年的亲人终于又见面了。
父亲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仙逝，享年七十八岁。走完了他传奇，曲折，丰富多彩，而又快乐的一生。
2019年10月29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