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用的是薄家公主用过的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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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用的是薄家公主用过的办公桌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座落在东单三条五号。怀揣录取通知书,我踏入了这座八层楼的科学殿堂。安顿好了宿舍 (八楼)和其它生活相关的事项,我来到三楼的研究室报到。和别的科室不一样,微生物免疫教研室有一位党员专职副主任孙学诚先生 (谢老师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吴安然老师都不是党员)。 孙主任给我安排了办公桌。他说,科室目前有好几位老师出国进修了,所以现在办公室和办公桌都比较宽松。

稍作安顿,我开始和同室的技术员小刘女士请教科室情况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稍稍熟悉了一点后,她告诉我,你坐的这张桌子不久前是薄洁莹坐的。 “谁是薄洁莹”? 我问。 “薄一波的女儿呀”。 “去年一年中,我经常接薄一波找他女儿的电话”。“他复出后忙了,电话也就少了“。  “噢,薄洁莹现在出国了?“ 我问。 ”没有吧, 人家调走了“。 ”什么,还有比咱们这儿还好的单位”?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部队呀,那里待遇好着呢”。

时间长了我体会到,在这里学习工作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发文章容易。可是我没有发现薄女士在这里发表的任何文字,没有论文,没有文摘,任何共同作者的文字也没有。

上网查得:薄一波次女薄洁莹(1946年-2019年11月24日),留美生物化学博士(在麻省总医院工作过)。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副理事长。根据年龄,她应该是文革期间毕业的老大学生 (老五届), 不是工农兵学员。1964年或1965年入校的 (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

人家是赵家人,公主级的人物,并不care在协和这样的单位工作和发表文字。

幸福生 发表评论于
长江兄好。拜读了,学得很好。新年好!
Soltek 发表评论于
薄女士是基础所的研究生一事,还是从她协和的老同学那里听说的。具体她考的是哪位导师,我不知道。我也只是在上下楼梯时,和她照面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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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了,她时不时有狭小空间恐怖症,所以能走楼梯基本上不用电梯。

张蒲是61届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生,考研究生也是个意外。3年大饥荒大家营养都不好,她实习转科的时候得了肺结核最后快毕业的时候住院3个月,出院补完毕业考试但错过了毕业分配,能去的只有一些辅助科室,而男朋友则留校在北大一院呼吸科。天生不服输她决定考研,报的就是谢少文的研究生。其实当时谢已经有了预订人选是一位男士(谢认为女人事儿多),可最后考试她比那位男士足足多了一百八十多分,谢没办法只好收了她。她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文革,毕业证是后来回国补办的。那时候的研究生是三年,为此还有争论是写硕士还是博士毕业,最后经相关单位裁判为博士研究生毕业。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不大会用这个回复系统。我是说管担任医大的教务长。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我是说管远志当了学校的教务长。谢老师是1995年去世的。享年92岁。谢老师无儿无女, 又离不开余师母的照顾。余师母走了没多久,谢老师就走了。管长期照顾谢老师。我在国外和谢老师多次用明信片联系。最后一次通信,不再是谢老师自己用打字机打的英文明信片,而是秘书经手的中文打字信件。没多久,就得知他去世了。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2023-01-01 20:35:16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谢老师确实非常看重英语。我十多年前回协和做过一次演讲。他当时是学校的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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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先生已经过世二十七年了,如何又在十几年前当了“学校的教务长”?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是啊,我离开协和时,院长/校长是吴阶平。他弟弟吴安然老师退休后出来了。女儿女婿都在国外。我也见过他夫妇两多次。去世也十多年了。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谢谢。管远志是从重庆医学院考来的。他父亲是该校的教务长。他本人文革期间一直在微生物教研组当实验员。谢老师确实非常看重英语。我十多年前回协和做过一次演讲。他当时是学校的教务长。当时的校长是梁植权的学生刘德培。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2023-01-01 20:23:20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陶海南也应该是您那一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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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海南也有点可怜。他比我高一届。他那点个人生活上的破事,放在今天根本就不是个事。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2023-01-01 20:19:40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是中国首都医科大学,黄家驷院长签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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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签过你的证书后不久,就过世了。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陶海南也应该是您那一届的。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长江先生,我确实比你早一年入学,但这一年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你不必客气。

我不是基础所的研究生,而是协和的临床研究生。只是因为协和当时没有学生宿舍,所以借住在基础所那栋楼上。薄女士是基础所的研究生一事,还是从她协和的老同学那里听说的。具体她考的是哪位导师,我不知道。我也只是在上下楼梯时,和她照面几次,从来没说过话。她同学还告诉我,文革中最倒霉时,家里被抄的精光,做饭的面粉只能放在抽屉里。这种不是红色贵族,就是黑色贱民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宁愿做一世平民。

你说的那两位师兄:管远志从来没读过大学本科(连工农兵学员都不是)。管远志从广东考来,除了英语比当时多数考生好,专业课不能提。幸好1978年第一批研究生招生的的要求是:宁滥勿缺。他就凭着英语一门被录取了。全国那一届有很多“考不上大学,却考上研究生”的实例,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谈。自从入学起,小管就一直联系到美国,一直看着他联系了四年,直到毕业。

老卢好像是从浙江考来的。他倒是一个有多年工作经历的微生物助教。做个当时的硕士题目,应当不太费力。不过,他当时搞出来的那个鸭红细胞单卡隆抗体,虽然在当时很吸引注意力,但是其抗原结合曲线,却不太像是单克隆。因为是谢老的学生,所以没人敢多问。前十几年在加拿大多伦多见过老卢,愿他还健在。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我用Google scholar 输入中文查到了薄1981年在医科院发表的两篇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章。第一作者是生化的蔡良婉教授。
我国南海电鳐电器官中乙酰胆碱酯酶的提纯与 S 值的初步鉴定
蔡良琬, 薄洁莹, 许彩民, 何桂珍 -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1981 -

酵米面黄杆菌 DNA 中鸟嘌呤—胞嘧啶克分子比值的测定
蔡良琬, 薄洁莹, 李秀芬 -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1981 -

我是1980年9月入学的。文章发在她离开以后。

这么说她是蔡的研究生,在我们教研组借个办公桌?or she was working in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before, then became a graduate student of biochemistry?

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是中国首都医科大学,黄家驷院长签发的。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Soltek' 的评论 : 您是微生物免疫室的职工子弟?
Soltek 发表评论于
张蒲的导师就是谢SW。
Soltek 发表评论于
70年代我在那个三楼度过了大部分的幼儿园的时光。那时候一星期里有两天在二楼会议室开政治学习会6-9点,我爸正在乡下医疗队,所以下了班我妈把我从三条幼儿园接回到她的实验室(就在谢SW的办公室旁边),给我笔几张纸我得自娱自乐等到散会。我妈怕火灾时我力气小打不开门所以不让我关门。天黑后整个长长的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我在的屋子亮着灯,那时候满楼道摆满了冰箱和冰柜。很多还是协和医院美国人留下的老爷货制冷机启动的时候声响巨大,经常吓得我心惊肉跳的。
不开会的时候我妈经常会带我到三楼搂梯边的小房间,从外文教研室抱来留声机和凌格风唱片跟着学英语一小时,我则在边上玩儿。那个留声机是个手动的,我的任务就是一旦留声机的声音开始拉长了就要跑过去上弦,完了事我妈还要把机器和唱片按约定还回去。再带我回家做晚饭。就这样一直到我爸回来而我妈却被派去了平谷医疗队。
你要不提我都把薄一波的女儿的名字给忘了,听我妈说就是薄一波文革期间倒台的时候她也有警卫员照顾生活,很多正常人要做的事警卫员就给跑腿干了。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老天真' 的评论 : 谢谢您纠正我可能的错误。您是我师兄/姐了。您比我早一届?79-82? 握是80-83。 您那一年我们教研组好像没招到。我的师兄记得就是管远志和卢伟成二人 (78-81)。生化的齐上乐好像是您那一届的。
我知道文革前八年制没有人别业。我们教研组的周彤和张普应该都是八年制的学生。
如果您说薄女士是研究生,但我不知道她的导师是谁。教研组没有人和我提到过她,除了小刘。既然在我们教研组,只能是谢,吴 二人(还有位做病毒的俞用川老师和寄生虫的刘尔翔教授)。记得小刘说她是调走了,不是出国了。我才有那番惊奇。
再谢!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在协和医大放弃了“中国首都医科大学”的名称之后,北京第二医学院才有机会改成“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凡是被协和医大扔掉的东西,总会别处捡起来,当成翻身的宝贝。现在中国不止北京有协和医院,湖北福建也有“协和医院”了,甚至有些市县里私人办的医院,也称为“协和医院”。“同仁堂”更不知全国有多少家了。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薄洁莹是1964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的。当时的中国医科大学不是今天在沈阳的那所大学,而是以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解放后,因为美国教师的撤走,于1955年停办。1959年又开始恢复招生,并且在东单三条五号建了一座八层的大楼,就是博主所说的那座建筑物,由中国医科大学和医科院基础医学所合用。很多基础医学所的专家,都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和讲师。薄女士是1978年考入基础所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提前有了出国的机会,所以就没等到毕业。当然,像我这样的平民子弟,如果再没有海外亲属的协助,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她国外毕业之后,回国立即进入卫生部工作,那也只有“红色贵族”才能做得到。

由于中国医科大学自1959年才恢复招生,到1965年只招了7届,就因为文革停招了。结果是没有一届读满八年毕业。后来这七届学生一直以1966年自己所在的年级自称。这样薄洁莹就是“医大二年级”的。“医大”学生前两年半,都是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借读,学习生物学基础。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才回到东单三条学习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

1979年“医大”恢复招生以后,放弃使用“中国医科大学”,改称“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当时的协和医院叫做“首都医院”)。当时的沈阳医学院马上把“中国医科大学”的名称捡了过去用,才有了今天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 1988年“医大”又再次放弃“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改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以彰显是前“北平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的后身。21世纪以后,又添了一个“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头衔。真不知道,这样翻来覆去的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换名字容易,提高硬实力才是最难的啊。我是1982年从协和硕士毕业的,在基础所那座楼上,住了整整三年。来到国外,因为硕士证书上写的是“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一直被认为是北京第二医学院改名的那个大学的学生,让我有口难辨。当然我没有丝毫低估北二医的意思。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新中美' 的评论 : 噢,我们多少算是同行。不过我85年就出来了。90年代初拿到博士学位。97年进入faculty. 快要退休了。
不了解薄“公主”,因为除了那位经常接薄一波电话的小刘,没有人愿意提及她。
教研室高知高干亲属子女很多。我入读后陆续从国外进修回来的有张晓楼的女儿,郑振铎的侄女,还有两位平民出身的,非常优秀。
也许她有能力,但作为高干子女,在协和这个高知当家做主的地方,受到反淘汰。在协和轮不到他出国。调开后可能就方便出国了。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无法弄' 的评论 : 噢,我85年就出来了。那时比较宽松。教研组和研究所高知高干的子女亲属比较多。平民出身的当时在出国问题上好像没有感到有歧视。
新中美 发表评论于
她在我老板的实验室做过rotation。薄熙来出事那年我还在读博,老板还能记起她。
无法弄 发表评论于
我单位也尽是权贵子女,89年最难出国的时候,乔石的女儿从我们那轻而易举出去了,荣毅仁的外甥女老公也是那时候出去的。不过更多的是失势的权贵子女,默默地跟我们一样没啥本事折腾:)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前市长、前省委书记、开国大将、前军区司令…… 一退休了就归平民了,不像现在退休也不收手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新中美' 的评论 : 谢谢。我和她应该没有校友关系。她是通过关系分配到我们单位工作的。“落难公主”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南瓜苏' 的评论 : 谢谢,新年快乐!
槛外長江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柏舟泛流' 的评论 : 谢谢柏舟文友。写的是41年前的事。
我的老师谢(少文)教授是教研室主任,学部委员。他是1995年去世的。享年92岁。提到的吴安然老师是著名外科专家,医科院院长,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的弟弟。他也在本世纪初去世了。而提到的薄女士是2019年去世的。网上说他弟弟薄熙来在秦城监狱送了花圈,但未批准他出来参加追悼会。
新中美 发表评论于
我跟她也算是校友
南瓜苏 发表评论于
新年快乐!
柏舟泛流 发表评论于
这是以前的事还是最近的事情?难道长江老师去中国工作了? 好久不见,问好长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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