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读大学的四年，每回回家都得从徐家汇的西区汽车站乘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回去。为什么不是坐，而是乘，因为通常等不到座位，只是站在车里。为什么会一路颠簸，因为到处修路，修地下管道。
我姐姐回家还要夸张，她从宝山的罗店出发，倒四辆公交才到达徐家汇，然后再挤上通常没有座位的汽车，等到家时，仿佛就是打仗归来一般，疲惫不堪。
妈妈心疼姐姐，就让她几个星期才回一次家，但姐姐一个人周末会孤单，所以我有些周末就会倒四辆公交去宝山陪她。
通常我会在星期三左右给他们打电话，先打哥哥，如果哥哥周末正好休息回家，我们就会一起回家。如果哥哥上班不能回去，那么我就得和姐姐商量回不回去，所以第二个电话给姐姐打。最后会再给妈妈或者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回不回去。有时最后的这个电话是姐姐打的，尤其是我们决定要回去的话，这样我就省了一毛钱的电话费。
当时很多宿舍楼下没有电话，打电话要去第一宿舍楼。那是一栋二层老楼，应该是艺术系的男生宿舍。公用电话按在西门的宿管处，从文史楼北门出去，几步路就能走到。和其他只有一个门进出的宿舍楼不同，一宿东门也是开的，东门正对着食堂。记得有一次下雨，为了少淋点雨，就从楼道里走过，出东门去食堂，楼道异常地暗，又常有各间宿舍传出的手风琴声、歌声、吊嗓门声、鬼叫声，这叫一个热闹刺激。后来再也不曾走过。
很喜欢上的课有C老师的《古代文学》，至今还记得他说给自己的书房起了个名叫听雨庐，还写了一幅对子：半壁书山堪依仗，一庐花雨且闭门。他讲诗经《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然后装着抱了一卷布贼忒嘻嘻的样子站在讲台一侧，至今想起依然失笑。
R老师的《电影学理论》是让我长见识的课，不仅初初识得蒙太奇、意识流等，更免费看了很多外面不公映的原版电影。后来又上过他的另一门选修课《当代流行文化》，听同学说有人去他面前讨高分，他还真给了。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真的跑到他面前去说：R先生，我听说别人要多少分您就给多少分，能不能也给我个优？说完自己立马后悔。不想R先生笑嘻嘻地说：上次我没给你优吗？我说没有，是良，我感觉自己很努力的。他说这回好好考，应该可以拿优。然后还问我为什么不象别的同学一年一个变化，怎么到了四年级了一点变化也没有。我不记得当初如何作答，但至今没弄明白他究竟想要说什么？是赞美我清纯如初？是笑话我乡气如故？
军训时的连长真的是从部队调配来的。这位连长在一次开会时说“雨果说——”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立马对他刮目相看，居然开始认真听他的讲话，听了一会才领会他刚刚说的是“如果说”。
于是在晚上熄灯以后，大家开始讲口音的笑话。
我贡献的是我自己的笑话。小学的语文老师普通话不标准，“洗手”教成“显手”，如此等等，以至于我在后来的学校闹了好多次的笑话。
印象最深的是大蕊说的她在厦门的一段上学经历。他们老师男女两字都发作“Li”，曾经在课堂上要求李同学们请起立，然后全体女生都站起来，不料他又说：我是说让李同学起立，不是李同学，好了，现在李同学请坐下，李同学们请起立。
还有小蕊说的：幼儿园老师让小朋友们“小肚皮翻开了”小朋友们一个个地将衣服撩起露出小肚子，一脸狐疑，不知她说的其实是“小图片翻开来”。
晚上九点半熄灯，对于这群二十来岁的孩子实在太早了。所以熄灯后通常都会开一段时间的躺研会，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通常是八卦隔壁宿舍、班上男生、系里男生、外系男生、班上趣事。
我记得当时经常从家里带妈妈烧好的菜回来分享，卤牛肉、卤蛋是最常带的，每个室友都赞不绝口，以至于有时晚上她们就让我讲我父母还会烧些什么。最让她们神往的一道菜是“龙凤汤”，其实就是黄鳝炖鸡汤，将鳝鱼切段，我们那边叫做鳝筒，和草鸡、蒜瓣用文火炖，佐料全无，只放些许食盐，极其鲜美。她们对我家做菜不放味精非常不解，但吃过我从家里带来的菜后都心服口服，总算明白鲜美的味道并不需要靠味精。其实味精的鲜是单一的，而不同的食材各有不同的美味，用味精反而会掩盖好食材本身的好味道。
有次我讲到我妈做的烧卖吃过的人都念念不忘，这群上海姑娘不解：烧卖也没那么好吃吧？我：什么？烧卖是我心中最美味的东西。后来才明白，我口中的烧卖和她们说的烧卖不是同一品种。她们的烧卖是糯米馅的，而我说的是冬笋猪肉馅的，因为要用皮冻，在我们没有冰箱的小时候只有冬天才可能做，而且因为工序繁杂我妈也是难得得空才做一次给我们解馋。我不明白的是上海杭州的烧卖都是糯米馅的，为什么地处中间的我们那边却用肉馅？
